最近看到一則荒唐的新聞,說“官方證實《紅樓夢》是明朝亡國之君朱由檢的四子朱慈炤所撰。”老夫納悶之下,查閱有關網站,檢得“……由研究者曹東芳、南炳文等人在2023年前後提出相關觀點與論文(如《明清之際紅樓夢新探一永王朱慈炤石頭記重大發現》),聲稱上海博物館現藏的《紅樓夢》甲戌本為永王朱慈炤的親筆手稿……”
關於《紅樓夢》作者是誰的問題?自晚清至民國,時有新說,有說是吳偉業,有說是冒辟疆……但當時的官方從不作“證實”。 這次為何會有“官方證實”之說?老夫只得理解為,一,作偽者假扮鍾馗,嚇唬外行小鬼;二,為抹黑胡適需要,另出么蛾子……
何以見得?莫嫌老夫過敏,聽我慢慢道來:近年網上有關胡適、張大千、張愛玲的視頻氾濫,大多數讀者除了敬仰胡適的學問,喜歡張大千的繪畫,和愛讀張愛玲的文章之外,更關注的是他們先知先覺,用腳逃離赤秦之地的壯舉。這對當局來說,是明有隱痛,但又不能呻吟之事。萬般無奈,只得使出三十六計的外一計——“中傷之計”。何為“中傷之計”?其七十餘年的鬥爭策略是,要搞臭一個人,先渲染其隱私,然後在政治上再將他打倒。列寧有句名言:“生活的墮落必定導致政治上的墮落……”就此一招,它就可以叫你眾叛親離,臭不可聞,然而此招用在這三位身上,似乎不奏效。於是只得另出高策——在學術上否定胡適,如何否定,當然先從他的《紅樓夢考證》下手,這就是發起這事件的根由。
看官莫嫌老夫胡說,且看“官方證實”的視頻文字——“……多位跨學派的專家共同研究,在發佈會上系統論證了,發明考據派的胡適牽強附會,全憑主觀臆想,混淆視聽百年,嚴重污染了我國明清史的學術研究……” 這不已經露出了馬腳……文到此處,如有慧性的看官,已經不容老夫多言了。
敲鍵至此,老夫想起一樁文壇的傳說:八十年代是中國政治最寬鬆的歲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思痛錄》的作者韋君宜(悉尼僑領祝某申的姨媽),曾提出要出版部分胡適著作,此事給周揚知道後,周揚阻止說:“不行,青年們看了,會跟他走的!” 韋君宜答:“我不光要出版胡適的部分著作,我還打算出版《胡適文存》呢……”當然在那批老僵化還沒有死絕前,《胡適文存》是出版不了的。剛才看高曉松的視頻,聽說《胡適文存》已經出版了,可見歷史在進步,青山擋不住,畢竟東流去,中國還是有希望的。
據悉,胡適死後,十六回本和其他一些藏品,交由康乃爾大學寄存。前些年老夫又聽聞,胡適長子祖望的夫人,認識一位從上海赴美留學的女學生,經她穿針引線,由上海博物館出資購下。二0一五年,我去北京通縣拜謁馮其庸先生,交談中,得知他在上海博物館看過此本。於是我萌生了一睹真跡的念頭,去年年初歸國,打電話問上博的文友,能否一睹寶物,文友說他作不了主,要有關單位的介紹信,才能看得。我苦於出國已久,沒單位可找,只得求助僑辦,感謝僑辦領導的關心,給我開了一紙文函。接著我又求助上博的另一文友落實此事,文友答曰:“此物已上交有關部門保存……”
《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此本又稱十六回本,是至今發現最早的《紅樓夢》版本。五年前我曾將所知資料羅列,寫過一篇關於《紅樓夢甲戌本》的文章,敘述當年極左當局,盜印此書的經過。現將此文移來,以補充《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版本的額外故事。
兩個《紅樓夢甲戌本》及其他
在我面前擺著兩種版本的《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一本是“中華民國六十四年(1975)十二月十七日”由臺灣“胡適紀念館出版”的第三版精裝本,深藍布製作的硬封面,內頁批語和印鈐套紅,20 X 27厘米的開本,典雅大方,筆者暫且把這套影印本簡稱“胡本”;另一本叫《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是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5月”的版本,大32開本,新聞紙印刷,平裝 ,開本是“胡本”的一半,內頁除幾處篡改外,全部盜印“胡本”,批語和印鈐也套紅,淺藍色封面。
《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簡稱“十六回本”,是紅學界公認的最早版本。關於此本的來歷,胡適先生在後跋中說,“去年(民國十六年)我從海外歸來,接著一封信,說有一部抄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願讓給我。我以為‘重評’的石頭記大概是沒有價值的,所以當時竟沒有回信。不久新月書店的廣告出來了,藏書的人把此書送到店裡來,轉交給我看。我看了一遍,深感此本是海內最古的《石頭記》抄本,就出了重價把此書買了。”
胡適先生在《影印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緣起》一文中又說:“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央政府派飛機到北平接我南下,我只帶出來了先父遺稿的清抄本和這個甲戌本《紅樓夢》。民國四十年哥倫比亞大學為此本做了三套顯微影片:一套存在哥大圖書館,一套我送給翻譯《紅樓夢》的王際真先生,一套我自己留著,後來送給正在研究《紅樓夢》的林語堂先生了。今年蒙中央印刷廠總經理時壽彰先生與技正羅福林先生的熱心贊助,這個朱墨兩色寫本在中央印刷廠試驗影印成功,我才決定影印五百本,使世間愛好《紅樓夢》和研究《紅樓夢》的人都可以欣賞這個最古寫本的真面目。”
胡適先生在上文中說“我才決定影印五百本。”結果讀者預訂踴躍,印刷廠增加到一千五百本。“在影印中一千五百部的書便已預約完了。(毛子水先生為該書《影印本再版序》)”,接著“又於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六月四日再印一千部,仍由中央印製廠承印(扉頁語)。”
該書正文第一頁,共有朱印七枚,包括適之先生補入的“多”及“紅樓”三字,為防後人誤解,在修改處鈐上“胡適之印”、“胡適之”和“胡適”朱印三枚。書後有劉銓福等人的題跋。適之先生在劉銓福跋語的上方,附註道:“大興劉銓福,字子重,是北京藏書家。他初跋此本在同治二年癸亥(1863),五月二十七日跋當在同年。他最後跋在戊辰,為同治七年(1868)。胡適”。看到胡適之先生端正秀麗的筆跡,吾儕不得不佩服他認真的治學精神。
說到胡適的治學精神,有一件小事,可作拉扯:胡適寫字橫平豎直,一筆不苟,那怕做筆記和寫便條也復如此。夫人江冬秀見了,責怪他何苦如此認真,太累了,胡適說文字是要傳世的,怕被後輩責罵……
回頭再說上海人民出版社偷盜的那本“滬本”。
“滬本”是“胡本”的盜版,它盜得既很無賴又很專橫。無賴者,在版權頁上加了“內部發行”四字。文革前後大陸盜版的書籍,均安上這四字欲蓋彌彰,因為用它作擋箭牌,凡遇上版權糾紛,可用“內部發行”遮羞之。今天看來,這是赤裸裸的盜版行為。一九八二年,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1927-2014)的《百年孤獨》,在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後,大陸的出版社瘋狂盜竊,中文譯本在各新華書店橫行,有的出版社,索性連“內部發行”的標籤也不打了。難怪作者到中國訪問時,指著前往歡迎的出版界人士說,你們都是盜版者!
更可惡者,“滬本”將“胡本”中的胡適字跡和其印章,一概刪除,消弭無痕。並在卷首按了篇“出版說明”,用戰狼口氣強加說辭——
“從《紅樓夢》問世以來,整整兩個世紀,圍繞著對它的評價,始終存在著激烈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無產階級要按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分析和評價這部政治歷史小說,指出它所反映的封建社會階級鬥爭的歷史內容和社會意義。為了全面地歷史地對它進行正確的分析和評價,無產階級也要充分地掌握有關的歷史資料。地主資產階級,如胡適之流,從他們的反動立場出發,則大搞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斷章取義,穿鑿附會,繁瑣考證,歪曲和抹殺這部小說的社會內容和歷史作用,以為他們的反動政治服務。怎樣對待歷史資料,不同的階級就有不同的態度……”
“滬本”盜版的出現,正是文化大革命時的一九七五年五月。讀罷“出版說明”,不由使人聯想,這夥人攫取天下後,以“革命的名義”搞“土地改革”,奪了別人土地,把人家打成反動地主,加以鎮壓,還不讓他的子女翻身;繼而“以革命的名義”搞“公私合營”,搶了別人的財產,把人家打成“資產階級”,還把他們的子女打成黑六類,剝奪他們受教育的權利;文革中“以革命的名義”,搶奪民房,唆使未成年的孩子抄家殺人,將它們搶奪來的文物古董佔為己有……當然包括這偷盜胡適的版權,然後又把他打成“反動文人”,反右中逼死了他的兒子胡思杜…… 他們憑什麼一茬又一茬地殺戮忠良,殘害俊彥。難道這是苦國(不是古國)的劫數?
歷數一九零零年的義和團,到六十六年後一九六六年的紅衛兵,再到五十五年後戰狼的崛起,歷史彷彿又回到了原點。奇怪,莫非應驗了《推背圖》中六十年風水輪流轉的讖語,老夫愚鈍,百思不得其解也!
文思至此,突然又想起另一件與《紅樓夢》有關的傳說。
一九五四年的文壇,曾經發生過一場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簡論》的風波,緣起是該年三月,俞平伯發表了《紅樓夢簡論》一文。接著九月,山東大學的兩位青年學子李希凡和藍翎,寫了《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用馬列主義的觀點,把《紅樓夢》說成是一本講階級鬥爭的政治小說,對俞平伯進行駁斥。此文先在山東大學《文史哲》發表,旋即又被《文藝報》轉載;後經江青的攛掇,在《人民日報》再次登載;十月十六日,《光明日報》又突然發表了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信中肯定了兩位青年學者的觀點,並不點名地批評了何其芳。這本是一件學術界研討的小事,有了毛澤東的這封公開信做攪屎棍,頃刻間變成了一場文壇的政治運動。最後何其芳是倒了霉,他的下場,見他晚年的一句話,足資淒涼,他說:“我相信,只要中國還有理解我的人,我就會繼續活下去……”當然此公在批判胡風時也是健將,冤冤相報,如此下場,也應了“報應”兩字。
城頭失火,殃及魚池。傳說這場風波的內幕是,權傾一時的江青,自封為“半個紅學家”,她得知俞平伯手中有一部祖父俞樾傳下來的《紅樓夢》手抄本,就派人去借閱,不料俞平伯不識趣,不但不借,還對來人透露出江青學問不夠看手抄本的話意,無意間傷了正宮娘娘的自尊心。
一次江青在《文藝報》上看到兩位小人物的文章,將其呈給毛澤東。
毛澤東看到俞平伯的文章,首先想到的是胡適,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正好借“小人物”之劍,向俞平伯開祭,目標當然是對胡適,以報當年在北大受鳥氣的一箭之仇。江青乞得夫君的御批,在《光明日報》煽風點火,一唱一和,於是上演這齣“傷天害理的《紅樓夢》”的夫妻檔政治運動。
今日想來實在好笑,曹雪芹和馬克思本是八竿子也打不著的兩個先人,只因毛澤東犯了“馬瘋(痲瘋)病”,崇馬吹馬拍馬,偏要將兩者硬牽在一起,達到他洩小人之忿,羞辱斯文的目的,孰可惡,孰不可惡!
毛澤東玩弄乾坤廿八載,餓殍載道,冤案如山,糟蹋文化,劣跡斑斑,雖天下人皆心知肚明,但陰魂仍在,不敢聲討,奈何奈何,嗚呼哀哉!
二0二一年清明於食薇齋北窗
當年我在上海的“半空堂”書房裡,掛有兩條自撰的對聯:“無聊讀紅樓;有錢買高粱。”可見當年我對《紅樓夢》的癡迷。可如今呢,“讀紅樓三頁便瞌睡,喝高粱一口就翻胃”,但對《紅樓夢》的癡迷,卻依然不減,只是當年朗朗上口的大段背誦,已前情不再,漸漸忘卻。
二0二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於食薇齋北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