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115年國慶到來之際，打算寫點相關內容。國慶日的由來、武昌起義已是眾所周知，心想談些別的吧。後來想到今年讀到的一本講中華民國史的新書：由馮客教授（Frank Dikotter）撰寫、江冠廷翻譯的《開放年代：被誤解的民國》（The Age of Openness: China before Mao），有理文化2026年5月出版。作者曾獲2011年塞繆爾·約翰遜非虛構類文學獎。若您有興趣了解1912至1949年間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文藝、國際化程度與文化多樣性，不妨閱讀這本書。今天我來聊聊此書的讀後感，而不局限於此。
如今，中華民國在台灣取得的民主、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成就，全球有目共睹。若對當今的兩岸作一綜合比較，有人會說台灣更好，有人會說大陸更好。那如果只看中國大陸，對比1949年前後呢？有人認為1949年前都是黑暗的舊社會，1949年後，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甚至說「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真的是這樣嗎？若僅憑感性下結論是沒有意義的，要有大量可信的史料證據，以及深入的專業研究。《開放年代》這本書雖並非主要探討此問題，但它可以間接而有力地回答此問題。
民主自由度
馮客教授參考了豐富的一手史料和二手研究成果，表示1912至1949年這一時期更適合被稱為與世界密切互動的黃金時代。
他在此書第二章中指出，1949年前民國的民主水準，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還趕不上；另在言論自由度方面，1949年前的民國雖然存在審查制度，但表達政治異議的空間仍遠遠超過1949年後的毛澤東時代。
當時的媒體生機勃勃，敢於大膽批評政府。馮客在書中指出，1911年後，出現了遠超過1000種日報、週刊或月刊。許多刊物言辭激烈，高調批判中央政府。
經濟
那麼經濟方面又如何呢？有人或許會說：1949年前戰火紛飛，外國勢力欺壓中國，而且內部剝削嚴重，想必民不聊生、經濟嚴重下滑吧？建議有類似疑問的朋友看一看此書的第五章，你會看到逆境中的民國具有怎樣的生命力。
馮客教授指出，那時期的經濟增長不限於少數通商口岸，農村經濟同樣繁榮，且富裕地主和貧困佃農之間的差距並非是巨大的。1870至1930年代初期，多數農民的平均生活水平穩步提升。
在閱讀此書時，我亦查看了格雷（Jack Gray）的著作《叛亂與革命：19世紀至2000年的中國》（Rebellions and Revolutions: China from the 1800s to 2000）。格雷指出，右翼認為中國農村社會本身就是健全的，不需要根本性的改變。左翼則堅持認為，激進的革命是必要的，理由是農村社會存在極為嚴重的剝削，且剝削的關係阻礙了經濟發展，使貧困持續存在。那麼，民國時代的大陸，農民遭剝削的嚴重性及激進革命的必要性究竟有多大？是否就像共產黨宣傳的那樣？
《叛亂與革命》提及，1929年至1933年，南京大學的一個團隊在卜克（John Lossing Buck）的帶領下做了一項調查，涵蓋22省168個地點的16,786個農場。其中一部分調查要求農民說明造成農業不利狀況的原因。近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不覺得有任何不利因素。在其餘受訪者中，將近一半認為土匪或軍隊是最嚴重的禍害。超過三分之一（39%）的人認為是自然災害。只有10%認為資源不足，9%將問題歸咎於重稅。沒有人提到土地所有制度的問題、高利貸或囤積居奇的商人。格雷表示，農民自己對農村弊病作出的診斷，與共產黨和國民黨中激進派的觀點，存在非常大的差異，這些農民的看法並沒有表現出革命的心態。
馮客教授研究後發現，民國時代的經濟相對不受約束，而中共統治下經濟受到嚴密監控。1949年前市場上的商品已經相當豐富；而1949年後，共產黨採用計劃經濟，商品選擇面縮小為由國營企業生產的產品，不注重消費者的需求，且品質低劣。直到1979年後，市場才恢復一定程度的多樣性。
文藝與學術
下面我再談一些《開放年代》這本書以外的內容。近幾年，我研究了清末民初文史哲領域的學術著作及文藝作品，其中包括如今已非常冷門的著作。我希望盡可能看到那個動盪年代的文化成果的全貌，也希望了解到那個時代的文化成就被今天的大眾低估了多少。
20世紀前半葉中西合璧的大潮中，許多文學作品及譯著水準不凡。至今仍家喻戶曉的佳作，如朱自清《背影》、錢鍾書《圍城》等，就不在此列舉了。我想談一談當時以文言文翻譯的西方著作，比如林紓與他人合譯的名著，早在清亡以前他就已譯過許多書，民國肇建後他繼續翻譯了一批外國著作，如《魔俠傳》（即《唐吉訶德》）、《金梭神女再生緣》、《雙雄義死錄》等。張俊才指出，林紓所譯作品多達246種。胡適先生曾盛讚林紓道：「古文的應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樣大的成績。」（《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高克毅先生亦稱讚林紓的譯文流暢、傳神。此外，民初以白話翻譯外國名著的，如朱生豪、梁實秋，水準也很高。
清末民初的科幻文學也非常有趣。中國人原創的科幻小說可追溯至光緒年間，1904年荒江釣叟創作的《月球殖民地小說》發表，是中國第一部原創科幻小說。民國肇建後，1916年，秋山的作品《消滅機》在《中華小說界》發表。1917年，畢倚虹《未來之上海》出版，構想百年後的上海雖科技發達，但道德淪喪。當時西方科幻小說的文言譯本亦值得留意，如1915年出版的《火星與地球之戰爭》等。
學術方面，民國初期文史哲的研究成績可謂是相當輝煌的。余英時教授指出，1920年代到1949年，第二期國故研究創獲極多，不僅見於專書，而且以現代論文的方式刊登在當時許多第一流學術刊物上，其成果得到國際漢學界（日本和西方）的高度重視（見《人文與民主》）。
可惜，1949年後，中共的思想專制與政治運動嚴重阻礙了學術的進步，大陸對國學和西學的研究均走向衰落。余英時先生表示，1949年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一大劫數，此後三十年間，「中西二學」同時進入「衰則俱衰」的階段。
那麼文革結束以後呢？余英時教授在《人文與民主》中指出，「中西二學，衰則俱衰」的狀態在1980年代初開始變化，在中斷三十年後，新一代知識人對西方人文學術和思想產生了無限的嚮往。然而，到21世紀初，「國學」和「西學」都已和1949年以前的情況大相逕庭。以國學為例，「由於老輩凋謝，繼起的人很少」，已無法維持1917至1949年的研究水平了。
或許您也對此頗有感觸。在人文學科領域，民初有些大師是至今難以超越的。為何那個亂世中能湧現出如此多的方家泰斗？為何他們的水準那麼高呢？原因有很多。以國學研究為例，民初很多學者本來傳統經史子集的根柢就深厚，基礎打得牢，或承接乾嘉考據學嚴謹博學的功夫；另一方面對西學新知下的功夫也深，能獨立靈活地融會貫通。他們做研究，是真正腳踏實地、不走形式或淡泊名利的。那時不少教授生活非常艱苦，曾任教於北京大學、西南聯大的羅庸先生就是其一，他著述雖多，但不輕易出版，多數學術成果僅寫在手稿上，十分嚴謹、淡泊。
此外還有一點，我認為十分重要，即當時學術環境相當自由、包容。林語堂曾說：「以前林琴南、辜鴻銘、胡適之、陳獨秀同在北大講學，因此令人嘆北京大學之偉大，便只是這個寬大自由道理。」（〈臨別贈言〉，《宇宙風》）政治或文化立場對立的教師，清遺老與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可同在北大授課，林語堂因而讚嘆北大之自由與胸襟。後來西南聯大也很民主自由，中文系主任輪流做，都沒有施政綱領，近乎無為而治。那時的史學著作，沒有必須遵守的理論，也不像1949年後受中共大力干預。即便是親共的范文瀾，寫《中國近代史》時也不敢過分為共產黨宣傳。
在藝術方面，1912至1949年中國的電影、攝影、美術、音樂等，我了解不多。後來看了馮客的《開放年代》，得知當時藝術繁榮到何種程度，但很多作品沒能保存至今。他亦列舉了1949年後被邊緣化的藝術家，以及中共對流行音樂發展的阻斷。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書中的詳細數據和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