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AI入侵大学论文

从今年春天开始，很多高校教师发现，AI已经悄然渗透进高校学生学业的核心考察环节。

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借助AI完成自己的课程论文、毕业论文。AI“统一”了一部分人的写作风格，大话、套话、车轱辘话占据文章越来越多的部分。很多学校开始检测论文的AI率，但荒诞的场景也在出现：明明用了AI的，很可能不高；明明没用的，很可能挺高。

检测AI率，成了“玄学”；把AI率降到学校和老师规定的比例之下，同样是“玄学”。

用AI写论文，用AI检测论文的AI率，再用AI把AI率降下去。同学之间开玩笑说，世界像个巨大的机器人。

当AI入侵本该体现思辨力、创造力的毕业论文时，师生之间突然都进入到一种无序的状态……

入侵

周冉的毕业论文是在AI的帮助之下通过的。

她是四川一所二本院校法学系的学生，今年毕业。春天，由自己完成的初稿交给老师后，周冉没多久就收到了反馈：“写得非常差”。

于是在改稿时，周冉尝试使用AI。她把自己论文中的观点抛给AI，问它对此有怎样的看法，然后对自己的初稿做补充；同时根据AI的回答去找相关的论文，再把论文里的观点补充到自己的文章里。

最让她惊喜的，AI不止提供理论资料，还有案例。哪怕没有直接提供案例材料，也会给出相关的网站，周冉借此给自己的论文增加了很多全新的内容，弥补了初稿“太过理论，缺少实务”的不足。

二稿提交后，除了一些格式、措辞方面的小问题，老师没再说什么。论文顺利通过了。

周冉说，在毕业季，身边几乎每个同学都会不同程度地借助AI完成论文，大家也会在私下里互相分享更好用的软件。

2022年11月，OpenAI公司推出ChatGPT，这款AI工具，能通过学习和理解人类的语言来进行对话，并且有很强的自然语言生成能力。通俗的理解就是：AI能帮你写文章了。近两年，国内的AI通用大模型例如文心一言、通义千问、Kimi等也陆续进入市场。AI离日常生活越来越近，不可避免地入侵到毕业论文。2024届毕业生，也成为第一波在论文中大规模使用AI的群体。

在很多高校的校内论坛中，总能看到互相租借ChatGPT账号的帖子；在其他社交媒体，也有很多关于如何在毕业论文中使用AI的攻略，例如“1小时写完论文的GPT指令”。有网友调侃，“毕业论文的致谢，最该感谢的是AI”。

一所重点高校的女孩楚楚说，不管是课程论文还是毕业论文，使用AI几乎成了学校里“公开的秘密”。

平日，期末考试周几乎是一个学期里最难熬的阶段，一周时间里要考几门试，同时要交大概三四篇、总数两万字以上的论文。“比如一篇6000字的作业，从零开始一篇一篇查论文，一点一点去写，对我来说是可行的，但对时间来说是不可行的，我需要更高效的产出方式。”楚楚说。

她最早接触到AI是在去年，同学们聚在一起闲聊，她感慨论文写得很痛苦。一旁的同学推荐了ChatGPT，说“GPT让我效率倍增”，她尝试着用了用，发现很高效，一路摸索着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国产AI软件。

楚楚说，AI能帮人写一个几百字的小东西，但想要完成一篇完整的文章，它只能帮人在某些步骤上节省时间。大多时候，她拿AI当做一个“高级浏览器”使用。

写一篇综述性文章，楚楚往往需要精读十篇论文，再泛读二三十篇。“以往需要三四天时间看资料，真的是人肉在啃，看得我头都大了”，现在这个工作由AI替代，直接筛选出最有用的资料，同时，把一篇论文的PDF上传，就能迅速生成论文的框架和提炼后的内容，这样便可以跳读，而不必读完整篇论文了。如今，前期的阅读时间有两个小时就够了。

阅读完成后，楚楚会将筛选出的有效资料和自己生发出的灵感一起提供给AI，由它生成一个文章框架；紧接着为这个框架增添血肉，针对更详细的小标题，问AI能找到哪些资料，最后结合自己的想法补充完整，一篇文章的底稿就完成了。

“它生成的不是最出色的，但却是最保险的。”楚楚说。只不过，AI用多了，发现有时候自己动手写的东西也一股“AI味儿”——官方的、书面的语言风格，以及习惯性的“总分”结构。

“渡劫”

高校教师们也逐渐感受到了AI的入侵。在社交媒体上，一边是学生们的使用攻略，另一边也不乏老师们的观察。

有的老师质疑，“好多表达很奇怪，真的在想是不是AI生成的”；也有人分析，“有位学生用AI写的，是特别拙劣一眼就能看出的程度，比如国内外研究现状一篇论文都没有，都是大话套话，研究建议提的都是跟自己研究一点关系没有的空话” ；有的老师感慨，“每年带毕业论文都感觉在渡劫，抄袭、AI、拼凑，自以为不露痕迹”……

毕业论文的字里行间弥漫着浓浓的“AI味儿”，越来越难闻到“人味儿”。是很多老师共同的感受。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老师王敬雅发现，由AI生成的论文最大的特点，就是容易出现“假大空的车轱辘话”，给出一个论点，得到三个分论点；拿其中的分论点追问，再次得到三个分论点。但往往没有什么研究意义。

王敬雅平时和同事们交流时，大家还提起，如今马克思主义学院成了AI的“重灾区”，其他专业的作业、论文也同样，越是标准化、程式化的内容，学生越容易用AI替代完成。

像王敬雅老师遇到的那样，在一所双一流高校任教的李欣总结，从论文的写作风格就能“闻到AI味儿”——往往是结构很完整，语言很通顺，内容也面面俱到，但到了该深入论证进去的部分，始终停留在表面，反复缠绕、涂抹。

李欣说，以前批改论文，看到语句不通的、使用接近学生本人平时说话习惯但不符合学术规范用语的，会感到生气，但现在她看到，第一反应是开心，“至少说明是自己写的”。

论文致谢的部分往往是偏感性、有“人味儿”的内容，但现实情况是，连需要真诚、走心的这部分，很多学生都要找AI代劳，只留下一些官方的、空洞的文字。

李欣的一位同事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看到学生的论文致谢很简单、敷衍，让其回去重写这部分，没想到最终交上来的还是AI帮写的，后来学生坦言，直接询问了“如何感谢老师”、“如何感谢同学”。

由AI操控的论文，致命的问题不只是鲜有独立思想、新的观点，对学术、事实也缺乏基本的尊重。

李欣的一个学生，撰写的论文关于某一类视频的传播策略，在“研究现状”部分，学生写：目前对这一主题的研究相对空白，没有相关文献。但一直看到最后，李欣发现学生还是列了整整十个参考文献，不仅和前述的“研究现状”矛盾，这些文献名称本身也过于相似：时间全部为2023年，题目中全部包含着共同的关键词，且每一篇文章都是双作者，以“XX＆XX”的格式排列得整整齐齐。

李欣察觉到异常，拎出其中一篇去搜索。在知网搜，文章不存在；在浏览器搜，同样搜不到。她逐一搜索了这十篇，全部是同样的结果。这才意识到，原来全是围绕关键词，由AI编撰的——这十个参考文献，全是假的。

王敬雅说，语言逻辑类软件的工作原理，是根据语言构建信息，但不做事实检验，所以会有“胡编乱造”的风险。她所在的历史领域，AI也可能“编”史实，比如说“刘半农是中国近代的女性革命家”。

所以，在布置课程作业时，她会给学生“打预防针”：AI会编造一些事实性的内容，有的以本科生的知识储备或许看不出来，但老师一眼就能看出来。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侯毅凌也曾发布微博：给研究生毕业论文开题时，一位组里的同事面色凝重地说，我今天会得罪人，但我不得不把这事情说出来。（对着6位学生）我把你们每个人的电子版的开题报告都用AI内容检测工具过了一遍，结果有的AI生成内容高达80%！我和另一位同事不由一惊，一眼看过去，学生们的脸色也变了，躲避着我们的目光。让人愁啊，那诱惑叫学生怎么抵制啊。

但无论如何，浪潮已经来了。

“玄学”

国家感知到了这股浪潮。2023年8月28日，我国学位法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对利用人工智能代写学位论文等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其中明确，用AI代写学位论文属于学术不端行为，若是学生，或被撤销学位证。

今年春天，也陆续有高校发布了关于AI在论文写作中的规范。天津科技大学对“生成式AI检测结果超过40%”的学生发出警示，并要求自查自纠；湖北大学本科生院通知，在本科毕业论文审核过程中，试行加入对论文使用生成式AI风险情况的检测；福州大学称，对2024届本科论文进行AI代写的检测，并以此作为评奖评优的参考依据……

周冉所在的学院，规定AI率不能超过30％，她的论文指导老师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不能超过20％。在检测之前，她有点忐忑，自己的论文里有不少来自AI的内容，万一数值太高，只能花工夫再和论文死磕一轮了。但没想到的是，显示在眼前的数字只有5％左右，她想，可能和自己没有完全复制AI提供的内容有关。

在很多学生眼里，AI率检测就是门“玄学”。明明用了的，很可能不高；明明没用的，很可能挺高。周冉的情况属于前者，新闻与传播专业的学生陈露则遇到了后一种情况。

刚刚过去的上半年，是陈露的大二下学期。她上了一门网络与新媒体课，老师对期末课程论文的要求很严格，一切按照毕业论文的标准来，要格式规范，也要查重。

临交作业前，陈露说，或许是考虑到AI率检测在将来会是一种趋势，老师突然通知，要求学生提交论文时要附带AIGC检测报告，且数据不得超过15％。

陈露将论文上传到老师要求的网站，没想到一篇完全纯人工走心写完的论文，被检测出AI率超过了30％。那些被标红标黄的段落或者句子，是她自己逐字敲出来的。

在社交媒体上，很多人在讲述类似的遭遇。比如在毕业前，接到学校关于查AI率的通知，学生将自己写作的论文上传到网站，最终却得到了一个高出学校要求的结果——“一个字一个字手打，被确诊AI”。

没人知道AI检测的具体逻辑是什么，也没有任何申诉的渠道，毕业在即，事关能否顺利毕业，大家只能去逐字改写那些明明是自己写的，却被AI识别成AI所为的文字。

陈露也经历了同样的情绪转变，由惊讶到无语，又到无可奈何。最后只能面对。

AI率是门玄学，降AI率同样是玄学。

陈露去网上看攻略，看到不少网友在分享建议，比如：暴露一些“人”的缺点，例如让语句不那么通顺，或是多一些口语化、接地气的内容——尽管这和论文本身的要求是相悖的。

还有人说，自己把“被判AI”的段落转换成了爱沙尼亚语，然后再转换成中文，就通过了。

陈露没有尝试，自己花了心思写的论文，再亲自弄成破碎、杂乱的样子，总归有点下不去手。

其实，在网上，这样的帖子有很多，但里面混杂着个人的建议和攻略，以及各种广告。在小红书平台，有人贴出醒目的招揽：“AI率从87%→2%，我是怎么做到的？”从简介中能看出，降AI率，用的也是AI工具，“一键成文”，但在评论里，发帖人则说出了“打折券”、“教程”的字样。

陈露也遇到过，网友热情分享一款可以降AI率的软件，她按照对方提供的步骤操作，最后发现软件需要付费。陈露也尝试过一些免费软件，发现并不好用，逻辑被打破，句子被改得七零八落，很多甚至都不通顺了，只好放弃。

用AI写论文，用AI检测论文的AI率，再用AI把AI率降下去。同学之间开玩笑说，世界像个巨大的机器人。 

战争

在学业最紧的时期，降AI率无异于一场战争。

那段时间恰逢考试周，陈露要一边备考，一边给自己的课程论文降AI率。网站每天提供一次免费检测机会，每天早上起床，她的第一件事就是登录网站，上传论文，检测，然后用这一天的空余时间，来和那些标红标黄的句子搏斗。

不止是她，全宿舍四个人，AI率全都超了，大家每天钉在各自的椅子上，空气里回荡着吐槽的声音。去考试的路上遇到同学，打招呼的方式都变成了：降下来了吗？

但更让陈露痛苦的是，室友确实使用了AI，也检测出了60％多的AI率，但没多久就降下去了；自己完全没有用，不仅被测出30％，还迟迟降不下去。不仅如此，中间有段时间，甚至还“不降反升”了。“精神状态”屡遭打击之后，她跑去网上发帖吐槽：我是什么AI吗？配图是三张检测报告，数据从28.5％到26.41％，又到27.63％。

发布动态后，她收到了一些来自网友的建议，同时也收到了一些“问候”：需要人工降吗？她发现，如今已经衍生出了人工降AI率这种新“工作”。

正在读大学的男生卢凯，给不少参与这场战争的人做过“外援”。如今，他就在用业余时间靠帮别人降AI率赚外快。四五月份是他最忙的时候，临近答辩，几乎每天都有人“下单”。

卢凯的工作流程是，先由对方发来AI检测报告，然后根据“疑似AI生成文字”字数定价（每千字收费30到40元），对方支付定金，卢凯将被标注的句子重新改写，完成后重新进行AI率检测，达到标准后截图报告给对方，支付尾款，发送修改后的论文。如果有人介绍别的同学过来，卢凯会发红包致谢。

过去几个月里，卢凯的订单有百余元的，更常见的费用在400元左右。他接过最“艰巨”的一单，是一篇一万余字的文章，疑似AIGC占全文比达到88％。

明明是自己写的文章，被判定为疑似AI，还要把数据降低下去。陈露不想为这样一件荒谬的事情付费，但又不得不面对，最终只能继续自己“降”。

后来，她慢慢总结了一些有效的办法，比如：去掉每小段前的总结，忌模式化的总分结构；多变换句式，避免重复词语；一定要给句子加主语；别用太多逗号，多用句号断句，多分段；短句变长句，“首先其次”变“其一其二”，“和”变“与、并且、以及、等”……

尽管只是一篇课程论文，但因为老师要求严格，陈露也足够重视，前期她在它身上花了不少功夫：查资料、写作、修改润色，每个环节都尽了心。过程中时间和精力都花了不少，但文章肉眼可见地变好了，也就觉得“值了”。但降AI率的那几天，她每天都在怀疑人生，因为明知道在做的事情毫无意义，却又不得不做。

到第九个早上，登录网站，上传论文，检测。跳出来的数据终于降到了老师规定的范围内。陈露没有丝毫成就感也并不开心，只觉得如释重负，“一个烫手山芋终于扔了”。

退化

AI来势汹汹，但迎接它的人还处于无序和探索中。

有的学生得知学校查AI率，于是努力降下去；有的学校不查，但学生又担心查，怕影响毕业，每天四处打探消息。

新华财经曾报道，为避免AI写作的影响，一些国外高校正在减少课后完成的开放式作业，更加强调课堂作业、手写论文、小组作业和口试。

国内的高校教师们也不得不面对这个新的挑战。重新思考和调整自己的训练方式和考核方式，哪些是有意义的，哪些是没有意义的，怎么考察过程而非结果。

围绕AI和毕业论文的各种讨论中，有学生在社交平台吐槽：本科生写论文，无非是制造学术垃圾；不要指望我一个小小本科生写出多么高深多么有学术意义的东西；AI写的都比我写的好。

AI来袭后，李欣还特意和同行讨论过。

如果说，一个学生对一个话题是有想法的，但不会表达、说不清楚，借助一款软件来表达更清楚，这样可不可以？

——但想了想，她还是觉得，把思考的过程和结果用大家都能理解的语言表达清楚，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当具备的能力之一，也是教育应该培养的目标之一。

如果说，学生把AI当做高级浏览器使用，只是借助它来检索文献、提炼重点，减轻自己看文献的压力，这样可不可以？

——李欣也想过，最终的结论是，看文献过程中寻找和激发自己的兴趣点也很重要，是机器无法替代的，同时，在海量资料中筛选自己需要的信息，在各种论述中寻找自己的研究线索，同样是一种研究能力的培养。

“传统手艺都还好用，只是效率问题。一旦有一个更方便的办法，就回不去了，只会追求越来越高效，越来越方便，而这个过程中的损失很难去评估。”李欣说。

李欣从教15年了，关于技术对人的影响，始终保持着觉察。

她回忆，以前上课的时候，偶尔还需要维持课堂秩序，因为学生之间会小声聊天，讲台上的老师则需要在课程中加一些学生感兴趣的话题，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而现在，底下常常一片死寂，无论上课下课，几乎都没人说话，大家埋头在手机和平板里，即使是讲段子也很难吸引学生的注意了，让他们“抬头”成了很多老师的难题。

同时正在发生的是，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环境下成长的一代，有的学生已经很难用一个完整的句子表达一个完整的想法了，“很多时候都是在蹦词、蹦短语”。更别说一篇毕业论文，用一万字左右的篇幅，分几个部分，有逻辑地论证、推理，然后把一个问题讲清楚，“有的学生已经做不到了”。

前不久，李欣读到一篇关于宿舍投毒案的深度报道，在事件之外，还探讨了关于人际关系等等话题。但她注意到，文章在社交媒体传播时，很多年轻人评论：文章怎么这么长？到底是不是他干的？“大家只想要一个直给的结论，但没有能力和耐心去理解一个相对复杂的事情，和中间关于人性细微幽暗的部分。”

李欣记得，前段时间她的同事，一位硕士生导师，在改学生论文时写了大段大段的批注。后来学生改了一版论文发来，同事发现很多地方没有改动。学生很坦诚，说：“老师你写得太多了，我看不完。”

“思维方式和思考能力是需要训练的，如果不用也会退化，而毕业论文，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逻辑能力和思考能力的训练和检验。”李欣认为。

而碎片化的侵袭还在进行中，AI又来了。AI的能力在一点点进步，而人的能力不能越来越退化。

应对

必须要有应对之策，而且越来越迫切。新技术不会停止脚步，科技的发展无法阻挡，李欣说，作为老师，她还在尝试和探索，如何了解它、应用它。

今年学院有一笔针对硬件设备的经费，由各个专业申报。李欣想给每个老师申请一个文心一言的账号，让老师们先了解，以便更好地引导学生。但后来，申请还是被砍掉了——一台电脑或是一台摄像机可以，但一个虚拟账号，一旦失效，验收时无法证明这笔钱花在了哪里。

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赵思渊也和同行聊起过，或许在将来，一些课程将会不得不回归传统的考察方式，比如以随堂测验、闭卷考试的方式来观察学生的学习进度，“有些考核内容在课后的确很难知道学生是如何完成的”。

对于AI的使用，从事多年数字人文研究的赵思渊持更积极、开放的态度。

“如果一个人想要应付一件事，他能找到一万种方法。”赵思渊说，在没有AI的年代，想要敷衍论文的人也可以找“枪手”，“每个时代都会有人试图投机取巧以实现目的，这是亘古不变的社会现象，只是在不同技术环境下，用不同的技术手段实现。”而如今在新的技术环境之下，教师的引导作用也就显得更重要。

这些年，赵思渊在校内开设一门关于论文写作的课程。2022年底，ChatGPT横空出世，他意识到这一定会显著改变学术写作的工作方式，所以从2023年起，会在每学期的课程中专门拿出一节课来，从技能角度和伦理角度，和学生一起探讨如何恰当使用AI。

过去的时间里，赵思渊尝试和探索了一些关于AI的应用场景。他觉得，AI可以代替人完成一些低难度、重复性的工作，比如制作表格、PPT；在处理程式化、标准化的文本方面也可以提供帮助，尤其在发表英文论文时，赵思渊曾读过一个实验室学者写的文章，对方说，如今用GPT做论文润色的成本大概0.3美分，但过去可能要付几百美元做这件事。

但同时，该读的史料还是要读，该做的田野调研还是要做，包括在电脑里跑数据、在桌前做实验，永远是人要做、该做的事。“人工智能不能替代对真实世界的真实性的检验。”

“技术带来的变化，是每一代人都要面对的。”赵思渊说，但只是训练方式在发生变化，工具永远是学术训练的辅助，文章写得好不好，不取决于用什么样的工具，取决于研究者是否想清楚了自己的研究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师王敬雅也觉得，目前AI可以替代一部分“手”的工作，但永远无法代替“脑子”。

以ChatGPT为主的AI产品，背后的语言生成机制，是依据已有语料精炼出的概率模型，换句话说，它们可以利用已有的知识来回答问题，但是很难创造出全新的内容，提出新的想法和观点。王敬雅说，而最珍贵的，往往是“跳”的那一下。

什么是“跳”的那一下？她举例了田余庆先生的经典作品《东晋门阀政治》。

在这本书中，作者梳理了大量史料，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豪强大族的交替，他们和皇权的关系，他们怎么支持某个皇帝，怎么进行家族联姻，怎么实现自己的家族利益。

王敬雅说，事实上，这样的关系网在如今是可以借助技术实现的，比如在新兴学科“数字人文”领域，有非常便捷的资料库，“谁是谁的姻亲，谁是谁的门生，谁和谁祖籍相同，很多细节是人容易忽略的，但数据可以做到，可以给研究提供帮助。”王敬雅说，但是，在构建关系网之后，田余庆先生基于对文化的理解、对政治的敏感性，实现了那珍贵的一“跳”：分析了当时的门阀世家如何以自己的关系网络，影响当时的政治格局。

“这是AI做不到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