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有短短120年歷史的斯坦福大學,已有近30人獲得諾獎,不要說世界上其他大學難以匹敵,就是拿國家來比,能超過它的也沒有幾個。 揭秘這所大學的成功經驗,對於破解「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或許有所啟益。 為什麼中國大學出不了大師?華人教授潛伏一年美國大學,發現中國缺的不是人力和財力。 01 一個大學培養出的諾獎得主數 沒有幾個國家能與它匹敵 一年一度的諾貝爾獎剛剛頒發過,最值得注意的是斯坦福大學最近兩年共有四位教授獲得此項殊榮:去年科比爾卡獲得化學獎,羅思獲得經濟學獎;今年萊維特獲得化學獎,祖德霍夫獲得醫學獎。 這所大學在上個世紀90年代也曾經有過兩次一年「雙子星座」的輝煌。迄今為止,斯坦福大學的教師隊伍中已經有近30人獲得過諾貝爾獎,在職教授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數僅次於哈佛大學,名列世界第二。 要知道斯坦福建校的歷史很短,只有120年多一點,考慮到建校長短這一因素,它可以說是當今世界最有創造力、最富有活力的大學。斯坦福這一驕人的成績,不要說世界上其他大學難以匹敵,就是拿許多國家來相比,能超過斯坦福一個大學的也沒有幾個。 諾貝爾獎分兩大類,一類是和平獎與文學獎,兩者評獎標準的主觀因素很濃,政治色彩重;另一類是科學獎,包括物理、化學、生物醫學和經濟學這四個領域,它們都有一個客觀的國際標準,只有在這些領域取得世界頂尖的研究成果者才能獲得此獎。我們下面只談科學類諾貝爾獎的問題。 一般來說,區別世界一流大學與普通大學的最有效的標準,一是看一所大學培養的學生有多少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學者,二是看在職的教師隊伍中是否有人能夠獲得世界頂尖級的大獎。 我與斯坦福大學有兩次「緣分」,第一次是上個世紀90年代我在那裡讀博士,第二次是我於2010-2011年利用學術休假重回斯坦福充電。我對斯坦福不僅有切身的感受,而且是給自己制定了一個研究計劃,專門調查分析它培養人才的機制。 讀博士期間,學習壓力大,無暇顧及其他,一門心思都在學業上;然而最近這次訪學,沒了學習的壓力,就有時間研究它的辦校理念。我這次訪學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探討「錢學森世紀之問」,尋找「為什麼中國出不了大師」的答案。然而,要回答這一問題必須有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得弄清培養大師的條件和機制。 為此目的,我利用這一年的訪學時間「潛伏」於斯坦福的物理、化學、生物、數學、心理學、計算機等系科,旁聽課程,參加講座,觀察它們的教學辦公樓的布局設計,如此等等。現在把我對這所大間的一些真實感受拿出來說說,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啟發。 02 一張學術講座票200美元難求 在斯坦福大學,讓師生思考科學最前沿的問題已成為校風。下面講一個典型的事例來說明這一點。斯坦福大學化學系一年舉辦一次「威廉姆·約翰遜」學術講座,只有諾貝爾獎獲得者才有資格做會議發言,交流自己對本學科的最新研究,並預測本學科的發展動向。 迄今為止已經舉辦了25屆了,2010年10月份這次參加者的名單為: 看了這陣勢,那是什麼感覺!別說一般人沒資格參加,連旁聽都競爭很激烈,得買票,一張200多美元,比任何體育娛樂節目都貴。 這就是知識的價值體現!我為了一睹這些大師風采,特別是為自己的課題搜集些情報,一咬牙,買一張!可是一問,票早就賣完了。斯坦福校園裡,最熱鬧的就是這種學術活動,任何歌舞表演和體育比賽都沒有這種學術活動的吸引力大。 聽講座者中,除了本校的教授和科研人員外,更多的是研究生和本科生。這種會議的效果是雙重的: 首先,讓他們的教授和科研人員能夠在科學最前沿選題,進行最尖端的問題研究,一旦有突破,這就是獲得諾貝爾獎的契機。 其次,這種高端會議所提出的問題會深深在學生心裡留下烙印,激發他們的好奇心和探求慾望。 一所優秀的大學,課程開設不見得與普通大學有多大區別,最大的區別就在學術講座的層次上。斯坦福大學的每個系科都有自己的系列講座,不僅質量高,而且頻度也密。到這些大學學習,如果只知道學習課程而不聽講座的話,就是失了獲取這些名校最寶貴教育財富的機會,雖然他們或許可以取得很好的考試成績,但未來也很難成大氣候。 03 斯坦福師生吃飯時 談論的都是什麼話題? 觀察人們吃飯時談論什麼,是了解他們內心裡在想什麼、對什麼最感興趣的最佳窗口。連吃飯的時間都不願意浪費的人,就是一種執著,這是干好一件事情的前提。現在讓我來談談斯坦福大學的生物系、化學系、醫學院的師生吃飯時都談論些什麼。 斯坦福大學的生物學系新落成了一棟綜合大樓,那裡有一個寬敞明亮的現代化大型自助餐廳,食物很豐盛,價錢也合理,大約10美元就吃得很好。訪學那一年,我經常到這個餐廳吃飯。與生物繫緊鄰的是醫學院和化學系,所以這裡也是這三個院系師生最方便用餐的地方。 我對這些人吃飯時談論什麼進行了長期觀察,發現他們談論的幾乎都是與自己的研究、學習、工作有關的事,沒有聽到一次是有人在議論別人是非的,也沒有人傳播社會上的八卦新聞,甚至像體育、政治這些大眾話題也幾乎聽不到。 他們是把吃飯作為工作時間的延伸,相約的往往不是私人朋友,而是與研究、學業有關的人士。他們在吃飯中間交流信息,激發靈感,尋找合作契機。整個飯廳幾百號人同時吃飯,但是一點不覺吵鬧,大家都是在平靜交談。 為了比較中外大學的差別,我就借2012年去北大、清華、華中科大講學的機會,特意到這些大學的食堂吃飯,觀察了他們在談什麼。那裡都熱鬧非凡,十分嘈雜,談論什麼的都有,就是沒有聽到有人在談學習或者研究的。我也參加過國內的很多學術會議,幾乎聽不到飯桌上有交流研究心得的。 要取得世界最好的科學成果,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在學術最前沿思考問題;二是專一執著,只想科研一件事。如果能做到這兩點,即使平庸的人也能做出些成果出來,而那些天資好的就有可能成為科學大師。 04 學校里那些完全是出於興趣的各式講座 往往成為引發重大科學發現的契機 中國大學缺乏的不是人力財力,而是對新思想的敏感性和激情。現在就拿斯坦福大學的「複雜系統理論研究組」為例來說明這一點。 我這次重回斯坦福大學之前,沒有聽說過有這麼一個學科。「複雜系統論」這一說法,也就是最近十幾年的事,但是還沒有成型,目前只是一些零散的論文,尚無成熟的著作。一天,我看到學校網站上的一則通知,學校的「複雜系統研究小組」有一個活動,請生物系的戈登教授作報告。我很好奇,就決定去聽聽看。 戈登是生物學系的一位女教授,她的報告內容是亞利桑那大沙漠中的一種螞蟻的「社會組織」。每年酷熱的夏天,她都帶一幫學生去做田野考察。他們發現,雖然螞蟻並沒有各種級別的官員,也沒有規章制度,然而能夠有條不紊地生活,可以避開天敵的入侵,可以有效尋找到食物。它們靠的是什麼? 戈登教授的研究解開了這個謎,告訴人們這種螞蟻如何分工協作,如何傳遞信息。她的演講中用了大量生動有趣的圖片,真實引人入勝,連我這個第一次涉獵這個領域的人,也聽得津津有味。 其實,環顧一下我們周圍的世界,就會發現到處都是「複雜系統」,諸如語言、大腦、交通、植物、天氣無不是如此。該研究課題的目的就是從各種各樣的複雜系統中概括出共性,為人們認識複雜的世界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具有廣闊發展前景的新領域,在不久的將來,將以一個完整的、系統的科學分支出現。到那時我們會再一次意識到,又得跟著別人的屁股後走。 我參加的這次活動,大概有五六十人參加,既有資深的老教授,也有本科生、博士生。參加者的專業背景什麼都有,有來自生物學、化學、物理學、語言學、心理學等系科的,也有來自文學、歷史學這些傳統人文學科的。組織者熱烈歡迎每一個新來者,包括不是學校的正式師生。 這種研究小組完全是群眾性的自發活動,沒有任何學校的領導指使命令。斯坦福大學的校園裡,類似這樣的小組五花八門,天天都有各種各樣的活動。我們絕不要小覷這樣的活動,它們很可能就是某個重大科學發現的契機。 組織這種活動,一需要敏感性,要有敏感的知識嗅覺,及時捕捉那些新思想;二要有激情,這些研究小組完全是出於興趣,組織者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往往沒有任何功利可圖,頂多向學校申請一點兒活動經費,買些開會時用的點心和飲料,或者支付外校專家的交通費。這種自覺自愿的奉獻精神,在科學探索的道路上是必不可少的。 歐美人的科學技術發達、思維活躍、富有創造力,跟普通人的這種社會風尚關係密切。喬布斯的蘋果公司現在是世界上市值最高、最富有創造力的企業,然而它的成立則是與當地的一個民間組織分不開的。 上個世紀70年代,在電腦技術發展的初期,斯坦福附近的居民成立了「家庭電腦俱樂部」,社區里具有共同愛好的一幫人定期會面,他們也沒有固定的聚會地點,常常是臨時利用某一家的車庫。那時候才二十歲剛出頭的喬布斯和沃茲也是這個民間俱樂部的積極成員,他們從這裡聽到一些新信息,然後回去自己摸索組裝。他們也是在這裡找到了第一個買家,賺取了他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一個大學有沒有這種學術上熱心腸的人,一個大學不同學科的人能不能發現共同的興趣,然後為了共同的興趣而走到一起,是衡量這所大學的人們的眼光和胸懷的可靠風向標,也是這所大學能不能成為世界一流的重要標誌。 斯坦福大學裡類似於「複雜系統理論小組」的學術團體,五花八門,琳琅滿目。有的只有幾個人,甚至只有本科生參加的小組。比如那裡有些華裔子弟,他們成立了一個研讀《論語》小組,只有十幾個人,他們看不懂原文就看英語翻譯,每星期三晚上聚會。其間,他們聽說我寫了一本《孔子和他的弟子們》,就邀請我去給他們做了一次講座。 相比之下,中國大學最多的是舞會、武術、圍棋、橋牌、氣功等這種娛樂性的團體,鮮少以探討某種科學思想的組織。這就是區別,這就是差距。 05 出科學大師所需的生態環境 孕育大師不僅僅是學校這個小圈子裡的事,它也需要一個大的生態環境,這就是社會這個大氣候。世界級的大師集中在非常少的幾個國家之中。 諾貝爾獎是一個相對比較客觀的指標,按照獲獎的人數依次為美國、英國、德國、法國、俄羅斯。這些國家不光是諾貝爾獎多,數學界的最高獎「菲爾茲獎」以及其他領域獨領風騷的學者也是最多的。 這裡只概略地談一下孕育大師的「大生態環境」所包含的幾種因素。 1. 大眾的思維水準 就像體育、歌舞、文學一樣,科學界要出現一批傑出的人才,必須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這個群眾基礎有幾層的含義: 首先,群眾普遍具有良好的邏輯思維能力、分析批判精神、探求真理的愛好。任何科學領域的天才都是有基數的,不可能人人都是天才。當喜歡的人越多,出現天才的概率就越大。 其次,社會的價值判斷決定年輕人的智慧發揮方向,也決定他們的競爭意識的取向。比如中國古代一直把作詩對仗作為判斷一個人才智的標準,那麼就有了「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執著,假如中國古代把詩文寫作換成探求自然規律,中華民族有很大的可能會出現牛頓、笛卡爾這樣的大師。 2. 哲學傳統 哲學傳統對一個民族的思維具有深刻的影響,它不僅給一個民族的思維提供什麼樣的工具,而且也決定一個民族思維的領域和方向。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這三百年中,東西方各出現了一批偉大的思想家,他們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東西方文明的發展方向的不同。 中國出現了百家爭鳴,代表人物是老子、孔子、孟子、莊子、荀子、墨子等,他們的學說雖然不同,但基本屬於倫理、道德、政治、軍事方面的,既沒有對自然現象的認真思索,也沒有給後世留下探討自然界的工具。 然而西方的哲學傳統則側重對自然現象的探索。由柏拉圖在古希臘首都雅典所建的「柏拉圖學院」,目的主要是致力於對概念、理論、宇宙及認知等相關問題的研究。 亞里士多德的著述既包括政治倫理方面的,如《倫理學》,《政治學》,也包括邏輯學和自然科學方面的,如《工具論》、《物理學》、《形而上學》。特別是《工具論》為科學探索提供了有效的思維工具。 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則是歐洲數學的基礎。當中國的才子忙於吟詩作賦,成果是一本一本的詩文集;西方的才子則是實驗推理,成果則是一個個的科學發現和發明。 3. 教育體制與目標 教育體制涉及到如何教育學生,如何選拔學生,要把學生培養成什麼樣的人。在各級學校開設什麼樣的課,每門課的內容是什麼,是重視知識面、答題技巧,還是重視學生的智慧開發、能力的培養;是把學生關在教室里天天埋頭於書本,還是從小就叫他們觀察自然、感受社會,那麼最後培養出來的學生是大不一樣的。 此外,美國的大學具有巨大的自主權,怎麼辦學,開設什麼樣的專業,每個專業有什麼要求,每門課講什麼內容,都是學校和老師自己定的。這種個性化教育最能培養大師的體系。 4. 家長和老師的期許 長期以來,我們的家長和老師對孩子的期許則重在面子和實用上,經常跟孩子說的話就是:「你將來考上名牌大學,給父母爭光,給學校帶來榮譽,自己將來有個穩定體面的工作。」那麼孩子們一旦考上了名牌大學,一旦有份體面的工作,就覺得人生已經成功了,以後該如何走,就茫然無所措。 然而西方人對孩子的期許則與我們明顯不同,他們更重視孩子的智慧是否得到充分的發揮,自己的努力是否讓社會變得更加美好等。所以,部分有天賦和使命感的人超越了別人而成為大師。 5. 科研管理與評價系統 現在中國的不少大學都把科研量化,在這種體制下,人人都忙著發文章和專著。目前,中國已經在論文的數量和書籍種類上超過了美國,但科研往往是不能量化的,講究的是質量,像德國的教授,一年發一篇論文就可以了。 6. 工作環境和科研條件 各個學科的國際級大師,不僅集中在少數幾個國家的少數幾所大學和研究機構。這說明,這些大學的工作環境和科研條件最有利於這些大師的工作,這裡既包括硬體,更包括軟體,而且軟體更重要。軟體主要有:高水平的同事,協同合作的精神,行政管理的支持,沒有外在的干擾,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機會,前沿性問題的探究,如此等等。 7. 道德風尚 學者的道德風尚也與大師的培養密切相關。不尊重他人的勞動成果,浮誇成風,官本位思想,缺乏誠信等,都影響大師的培養。 08 諾貝爾獎是「發現獎」 而不是「發明獎」 順便說說,中國人對諾貝爾獎有兩個認識上的誤區。 諾貝爾實際上是「發現獎」,而不是「發明獎」,就是只授予發現自然界業已存在的規律者。所以,再偉大的發明,也獲得不了諾貝爾獎,比如電腦發明、電視發明等都是過去100年里人類最偉大的發明,而中國人引以為傲的古代「四大發明」,也同樣不是諾貝爾獎考慮的範圍。真正改變世界的是「發明」,而「發現」只是讓人認識世界。然而,「發現」是「發明」的前提,是科學理論賴以建立的基礎。 中國古人善於發明,拙於發現。現在中國提倡「創新發明」,這些方面設立了很多大獎,然而相對忽略了「發現」的重要性。很多高校的校訓都提到了「創新」,但是沒有一個講「發現」的,說明人們對此的認識還不清楚。 (作者系斯坦福大學博士、湖南師範大學特聘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終身教職) (全文轉自管理學季刊 )
2005年10月10日,安徽的一個孤女被一對美國夫婦領養。16年後,這個女孩將回到她出生的國度,在2022年北京冬奧會上綻放光芒。她就是17歲的美國自由式滑雪運動員凱·歐文斯(Kai Owens)。 歐文斯初出茅廬便斬獲多項殊榮。14 歲時她贏得北美貓跳滑雪(Mogul Skiing)比賽冠軍,是在該賽事奪冠的最年輕美國選手,2021年她取得了世界盃雙人貓跳滑雪(Dual Mogul)的第一名,同年獲得年度最佳新秀獎。 Embed from Getty Images 歐文斯告訴美國之音,她對這項運動的熱愛是促使她成為一名優秀敬業運動員的主因。「我喜歡貓跳滑雪,我喜歡訓練,並且享受成為一名職業運動員的過程。我喜歡我的職業,我認為這有很大關係。 我想可以說是敬業吧,我喜歡努力練習,每天都有進步。」 Embed from Getty Images 滑雪路上 最感謝養父母 歐文斯說,她能在滑雪比賽中取得好成績,養父母功不可沒。在滑雪勝地科羅拉多州長大,愛好滑雪的歐文斯夫婦很早就發現了凱的潛力,不惜搬家來成全女兒的事業。「我喜歡貓跳滑雪,我喜歡快速滑雪,這只是我的一大愛好和熱情。 我喜歡運動。 當我五歲時,我們搬到了韋爾市,這樣我就可以繼續練滑雪,可以離山地更近。」 雖然如此,歐文斯說,父母從未給她過壓力。 「他們支持我對競技滑雪的熱情。 從事這項運動一直是我主動的。 我是一個好勝的人,我喜歡貓跳滑雪競賽。 所以他們一直支持我。 他們從來沒有對我的成績或表現強求過,他們對我的所有成就感到非常驕傲。」歐文斯告訴美國之音。 歐文斯說,她很幸運被養父母撫養成人,很難想像如果當初沒有被他們收養,她的人生會是怎樣的。 她對美國之音說:「我非常幸運被我的父母收養,他們喜歡滑雪。誰知道如果我沒有被收養,我會成為什麼樣的人。 我可能永遠不會來美國。 我可能只會成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公民。或者,如果我被其他人收養,我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生活,真是不可想像,我非常感謝我的家人。」 代表美國,出賽中國 同樣是華裔,出生於美國的女子自由式滑雪運動員谷愛凌將代表中國隊出征。她是北京奧運會自由式滑雪賽事最有力的獎牌競爭者之一。 相比之下,歐文斯說,她為能代表美國這個養育她的國家感到驕傲。 她對美國之音說:「我為能代表美國感到很自豪,因為我在這裡長大,我認為這是我的家,但我也認為如果能代表你出生的國家是不可思議的。我認為能夠參加奧運會本身就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成就。所以我認為,你為你所代表的國家感到自豪,那才是最重要的。」 歐文斯說,這次回到中國對她來說是畫了個「圓滿的圈」 (a full circle)。 疫情下備戰奧運 希望賽後能遊覽中國 由於新冠疫情持續發展,本屆北京冬奧會採取史上最嚴厲的「閉環」措施,將所有參與冬奧會的人員與外部世界隔離開來。這個閉環不僅包括酒店和比賽場館,還包括交通連接。在北京冬奧期間,參賽者、運動員、志願者、廚師、司機和記者都被關在一個”閉環”里,不與任何普通民眾接觸。法新社說,預計約有3000名運動員將進入這個”閉環”。 歐文斯說,她和其它一些運動員現在就已經開始呆在集訓營的「閉環」里,不與外界接觸了。 她說:「奧委會採取了很多預防措施來保證我們運動員的安全。作為一名運動員,在我們的訓練營,我們呆在我們所謂的閉環中。 所以我不進入任何公共場所或做任何事情。 比如說當在滑雪山上周圍有人的時候,我會一直戴著口罩。 但除此之外,我知道中國和奧運會正在採取預防措施,所以我希望我們所有人都能繼續保持安全並參加比賽。」 歐文斯出生在安徽六安市,被父母遺棄在當地鄉政府門前,當地公安局發現後,把她送到兒童福利院,在那裡她有了一個中國名字「陸詩琪」。16個月後,她被美國的父母收養,並取名凱·歐文斯。 歐文斯說,如果不是新冠疫情,她希望奧運之後能遊覽中國,特別是她出生的安徽。 她說:「我想看長城,我以前去過。 我想去故宮。 我想回到我出生的安徽省。 我有一個弟弟叫博迪(音譯),出生在四川省。 所以我也想看看四川。還有上海、北京都是令人嚮往的探訪目的地。 我們在奧運會之後這個賽季有更多的賽事,所以我知道我無法在比賽結束後直接觀光或看任何這些東西。 但我希望在今年春天或夏天計劃一次旅行,然後去看看這一切。」 去年夏天,歐文斯和父母曾經計划到中國旅遊,一方面為備戰北京奧運,另一方面為讓她了解和體驗中國文化。但由於新冠疫情,那次旅行不得不被取消。
中國去年票房收入逾74億美元,連續兩年超越北美,榮登全球最大的電影市場,其中逾8成票房來自本土電影,而且外國影片越來越受到排擠。去年,美國有4部全球熱賣的漫威電影未能在中國上映,原因可能和美中關係吃緊及中國觀眾不斷膨脹的民族主義情緒有關。觀察人士認為,中國產制的「主旋律」電影受到中共熱捧並不意外,但要向海外觀眾「講好中國故事」,甚至與美國好萊塢影業一爭全球霸主地位,得更具包容性。 根據中國國家電影局的統計,中國電影票房於2020年以近30億美元的成績首度超越北美,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影票倉後,2021年再度擠下北美,蟬聯全球票房冠軍寶座。 上海媒體《東方網》報道,儘管北美市場去年票房總收入約達45億美元,已比2020年高出近一倍,但仍遠低於2019年的114億美元總收入,也比第一名的中國市場少了近30億美元的票房收入。 對此,位於澳大利亞首都悉尼的麥考瑞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媒體、傳播、創意藝術、語言和文學學系講師李聖愛(Sung-Ae Lee)分析指出,美國等國去年飽受新冠病毒肆虐,電影院大多關閉,相較之下,中國因有效遏止疫情蔓延,防疫限制逐漸放寬,大部分省市的電影等娛樂行業也不受限,因此中國成為全球票房最大市場,並不讓人意外。 李聖愛告訴美國之音:「中國在2021年控制住了疫情,因此電影院得以開放、客容量也並未大幅減少。不過世界其他地方,電影院已經關閉了很長一段時間。」 漫威電影疑因美中齟齬禁播 雖然中國電影總票房成績傲人,不過美國主流的好萊塢電影卻在中國吃了閉門羹。 2021年,美國迪士尼影業旗下的4部漫威(Marvel)電影,包括《黑寡婦》(Black Widow)、《尚氣與十環傳奇》(Shang- Chi and the Legends of the Ten Rings)、《永恆族》(Eternals)、及《蜘蛛俠:英雄無歸》(Spider-Man: No Way Home),在全球都獲得相當耀眼的票房成績,其中《蜘蛛俠:英雄無歸》拿下超過16億美元的國際票房,榮登去年全球最賣座的電影,也暫居全球影史第六高的票房,然而,中國觀眾至今仍無緣進影廳觀賞這四部暢銷影片。 美國電影業的龍頭媒體《綜藝》(Variety)分析,四部美國影片中的部分角色與導演言論恐涉及「辱華」,導致電影無法在中國上映。 美國新聞網站《Axios》也指出,漫威電影一向在中國獲利豐碩,但這幾次遭禁播,似乎顯示北京的政治考量,優於票房的經濟效益。 對於漫威電影遲遲未定檔上映,中國官方並未提出任何解釋,不過,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副教授吳國坤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推測,這可能與美中交惡有關,此外在疫情危機未解之際,中國也不希望本土電影票房太過低迷。 吳國坤說:「今年中美關係很差,所以中國政府對好萊塢、美國的電影,當然有某種姿態,減少播放美國的電影。但這其實也有經濟的考慮,因為過去幾年全世界都受到Covid-19的影響,當然它(中國)必須把本土票房保持,甚至增加,所以減少好萊塢電影。」 學者:好萊塢未放棄中國市場 雖然好萊塢影業看似暫時遭中國市場「背棄」,不過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視覺及東亞研究教授金暻鉉(Kyunghyun Kim)說,中國人口眾多、市場廣大,好萊塢不會放棄中國市場。 金暻鉉告訴美國之音:「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市場的重要性已經減弱。拜登政府和習近平政府將會在未來試圖化解分歧。中國有高達14億人口,這是好萊塢所無法忽視的數字,對美國人來說,是巨大的市場潛力。」 迪士尼電影在中國踢到鐵板,但中國市場卻一躍登頂,與國產片亮眼的票房成績有關。 像是去年上映的兩部中國電影《長津湖》及《你好,李煥英》,其票房均飆破7.8億美元。《長津湖》更成為中國有史以來最賣座影片。《長津湖》講的是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中國志願軍戰勝美軍的歷史故事,中共將其視為一場扭轉朝鮮戰局的決定性勝利。 《長津湖》凸顯抗美論調? 但分析人士說,這部愛國「主旋律」電影「抗美援朝」的故事情節正反映了現今美中對抗加劇的氛圍。 一位曾在中國影視產業工作的台灣籍電影學者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因議題敏感而不願透露姓名,他表示,中國官方通常會要求機構或團體捧場支持「主旋律」電影,因此像《長津湖》這類電影的票房通常不會太差。 這位電影學者說:「前年我去(中國)看電影是(坐)梅花座,但電影還是很賣。他們對於票房預期要收多少,就盡量會把它收回來,包括組織包場。假如說電影有宣揚愛國精神的,它(官方)就會要求學校、機關、團體去看,這樣也會把票房衝上來。」 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的李聖愛則說,《長津湖》刻意選在去年9月30日,也就是中國國慶節前一天上映,顯示中共想藉此傳播其史觀及民族意識。 李聖愛告訴美國之音:「電影是最重要的媒介之一,民族意識可以通過它傳播。這部電影(《長津湖》)投射了中共當局,包括將朝鮮戰爭視為對美『正義之戰』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歷史觀。中共之所以把過往雙邊關係的禁忌《長津湖》搬到檯面上宣傳,就是要強烈表達『現在美國也沒什麼可看的了』。」 搶當電影強國 北京盼「說好中國故事」 根據中國新聞網的統計,去年中國國產電影票房約有63億美元,佔全年總票房的八成五,而前十大票房中,本土電影就佔了8部。 其中,《長津湖》及《你好,李煥英》兩部電影光是靠中國票房就能分別拿下全球最賣座電影的亞軍及季軍。 中國電影在境內熱賣,是否代表不再需要進軍海外,或是迎合國外觀眾的口味?對此,香港浸會大學的吳國坤並不認同,他說,在習近平主政下,對外「說好中國故事」,輸出「軟實力」,是中國電影產業的長遠目標。 吳國坤說:「短期來說,當然它是先考慮本土市場、培養本土觀眾的口味,還有(拍出)跟國家政策不違背的電影。但是長遠來說,中國(電影)還是要做(到)至少跟好萊塢、跟美國看齊的一個很大的軟實力。『說好中國故事』是習近平跟中國當局的政策,不單只是在本土市場,也是希望將來在海外市場(發揮),透過中國電影向全世界賣中國形象。所以我覺得它不會放棄面向海外市場。」 為了強化電影產業的全球競爭力,中國國家電影局於去年11月9日發布《「十四五」中國電影發展規劃》,揚言要在2035年前成為電影強國,大幅提升「中國電影在世界電影格局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更明確表示要「推出更多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人民、謳歌英雄的精品力作」。 「中國塢」時代來臨?觀察人士:缺包容性 針對中國的電影強國夢,匿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的台灣電影學者表示,中國電影產業崛起,業界使用的器材與技術確實愈來愈先進,但專業人才仍嫌不足,換言之,中國雖有傲視全球的票房市場,但產業軟實力卻未隨之提升。 這位電影學者說:「中國的電影市場的票房是靠『宏觀調控』,就是用社會主義跟共產主義的制度去調控,來使國家增加稅收、(增加)電影工作(機會),解決就業問題,但是他們也承認,他們在編劇或者導演方面的人才還是很欠缺的。」 中國早於1996年就在浙江省橫店鎮打造全球最大的影視拍攝基地,以便與美國好萊塢及印度寶萊塢一爭高下,打造中國的影視帝國。 中國官媒環球電視網(CGTN)就曾形容,「『中國塢』(Chinawood)準備席捲全球電影業」。 對此,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金暻鉉認為,中國電影經常宣傳刻板的「民族主義」,這與好萊塢電影大異其趣,「中國塢」要成功讓全球觀眾買單,得在政治立場跟理念上展現更大的包容性。 金暻鉉說:「好萊塢能在全球範圍內取得成功,是因為它深受大家喜愛,這與其選擇的故事主題很有關聯。好萊塢很少關注民族主義議程。如果『中國塢』想在全球取得成功,並模仿世界(電影產業)的成功模式,它不能只是好鬥地追求顯然是民族主義者的議程,這在某些方面與仇外和反美情緒相關。他們必須對其他想法更具包容和寬容性。」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特斯拉CEO馬斯克表示,希望麥當勞開始接受狗狗幣作為支付方式。 馬斯克周二(25日)上午推文說:「如果@麥當勞接受狗狗幣,我將在電視上吃一頓開心樂園餐。」馬斯克曾多次吹捧狗狗幣,包括本月早些時候稱,特斯拉將接受狗狗幣作為一些商品的支付方式。 馬斯克是狗狗幣的大力支持者,他的推文有時會對這種加密貨幣的價格產生巨大影響。在馬斯克發布上述推文後,根據CoinMarketCap的數據,狗狗幣的價格在周二一度上漲了8%。 馬斯克敦促麥當勞接受狗狗幣支付,遭到嘲諷。(圖片來源:網路) 麥當勞回應馬斯克:想讓我們接受狗狗幣,除非特斯拉接受鬼臉幣。 鬼臉是麥當勞廣告中出現的一個毛茸茸的紫色角色,以其反應遲鈍的舉止而聞名。 但麥當勞低估了加密貨幣世界的瘋狂程度,在該公司發布這條推文後不久,已經有十幾種以「鬼臉」命名的山寨幣誕生了,其中一款GriMace Coin的價格在幾小時內暴漲了近53倍,達到每枚0.00396116美元。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近來丟人丟大了,他為了批評美軍在阿富汗的作為,盜用敘利亞記者在敘利亞拍攝的作品,指鹿為馬、散播假信息。本台專訪到人在敘利亞伊德利卜省(Idlib)的這位攝影記者蘇萊曼(Ali Haj Suleiman),他很生氣中國官員不但盜圖、扭曲事實,事後也沒有一句道歉,蘇萊曼更指控說,敘利亞人正承受的大屠殺苦難,中國也是共犯之一。 嬌小的身軀、肩上卻扛著轟炸後留下的迫擊炮彈殼,敘利亞的孩子小小年紀就有一雙粗曠的手,捧著滿是子彈的掌心、指縫裡的泥濘依舊清晰可見……,一張張照片,都讓人鼻酸,這是蘇萊曼用鏡頭記錄在戰火中長大的敘利亞孩童,如何靠整理當地的廢棄金屬、賺取微薄生活費用、努力活著。有些他拍過的孩子,已在戰火中喪生。 但敘利亞人的苦難與血淚,卻成為趙立堅想用來攻擊美國的武器,把敘利亞當阿富汗、指鹿為馬、拿他國人民的血淚來散布謊言,蘇萊曼第一時間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如此扭曲盜用,他很火大。 趙立堅悄悄刪文沒道歉 「真的很惹怒人,這是我第一時間的反應,我真的很生氣,他沒得到我的允許、就使用這些照片,而且,這些官員還試圖改變事實。雖然他(趙立堅)28日一早已經刪掉推文了,但他沒有聯繫我,也沒有道歉。」蘇萊曼通過手機通信軟體接受本台記者訪問時說到。 敘利亞記者蘇萊曼(Ali Haj Suleiman)(蘇萊曼提供) 蘇萊曼記錄戰火下敘利亞兒童的這些作品,去年得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年度選拔的榮譽獎,而趙立堅24日在推特盜用他的四張得獎圖片,寫到「這就是20年來的戰爭,美國給『阿富汗』兒童帶來的後果。」 蘇萊曼27日發現作品被用來散播假信息,他在自己的推特上標註了趙立堅,點名告訴趙立堅事情真相是:「這些大大小小的彈殼,是得到俄羅斯支持的敘利亞阿薩德政權、針對敘利亞平民和兒童發動攻擊所留下的。」 不只在外網推特上,在中國網路防火牆內的新浪微博,趙立堅26日還持續錯誤散播同樣資訊,更標註這是「美國的一炸一路」,直到蘇萊曼反映後,也已經刪除。 蘇萊曼告訴記者,除了趙立堅,他發現中國外交部另一名發言人華春瑩也一字不漏的照抄發送趙立堅的假信息,雖然華春瑩後來也已刪除,但他已經截圖。 這一代的中國外交官,除了高舉「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之外,事實查核以及外交事務最在乎的謹言慎行、多交朋友,似乎已不再是北京朝陽門外交部內、趙立堅與華春瑩們所講究的了,在聖托馬斯大學國際研究與當代語言系主任葉耀元看來,原因還是大外宣的本質所致。 「事實是什麼他根本不會在意,因為,大外宣的核心重點還是為了大內宣,他其實是要透過抹黑美國有多糟糕,來告訴國內你看我們有多好,對他來講,事實以及查證、驗證資訊,根本不重要,而且,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葉耀元告訴記者。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所發的推文與趙立堅的推文完全相同(敘利亞記者蘇萊曼提供) 中國在敘利亞都做了什麼 大外宣變成要為內宣服務,這對中國的國際形象來說,不會有幫助,趙立堅這次的翻車,就是一例。 就更不要說大國外交如果不以人道主義為優先,對蘇萊曼來說,他也有自己的直觀感受。 伊德利卜省位於敘利亞西北方,是目前僅存敘利亞反對派的大本營所在地,23歲的蘇萊曼,原本生活在首都大馬士革,算有過一段較為靜好的童年,他想成為醫生救人的夢想,卻因為阿薩德政權逮捕了他的父親而破滅,那年,他才14歲。 為了活著,他和其他親人回到反抗軍大本營、也就是父親的老家,他開始拿起相機做紀錄,18歲成為記者,為許多不同的媒體工作,說阿拉伯文、正學習英文的他,從開放流通的資訊中知道,中國和俄羅斯在2020年時、聯手支持阿薩德政權,在聯合國投下反對票,不讓人道救助的物資直接進入敘利亞的反對派大本營伊德利卜省。 蘇萊曼告訴記者,「阿薩德還持續在轟炸我們(反對派)這一帶,我們敘利亞人民的關愛與尊重只給中國人民,但不好意思,很不幸地,我要說,中國政府對阿薩德政權的支持,是參與敘利亞人民正經歷的『大屠殺』的劊子手之一。」 中國官方新華社報導,中國自2011年敘利亞爆發內戰以來,提供各項援助,最近一次是1月16日。報導指出,中國對敘利亞緊急糧食援助交接儀式16日在敘首都大馬士革舉行,中國駐敘利亞大使馮飈與敘利亞阿拉伯紅新月會主席哈立德·侯布巴提出席並簽署交接證書。 中國2020年時在聯合國發言就指出,聯合國的跨境援助計劃,沒獲得大馬士革政府的批准,破壞敘利亞的主權。 在國際政治的利益計算與交換中,伊德利卜省的敘利亞反對派還在堅持著,蘇萊曼和他將近300萬的同胞,希望讓世界知道,敘利亞的人道危機還沒結束,阿薩德政府還在殺害自己的人民,大國應該持續施壓阿薩德政權,停止攻擊敘利亞的平民百姓,不管願不願意這麼做,都不該拿敘利亞人民的血淚、成就自己的謊言敘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