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鄧菲
一棟屬於自己的小房子，是心之所向。更準確地說，是房子選擇了它的主人。 當它遇見對的人，便悄然撥動心弦，喚起一股難以言說的嚮往。 房子不會說話，卻以自己的方式，將一代又一代的屋主，悄然連接在一起。
我就是那樣毫無準備地買下了這棟位於富士貴（Footscray）的房子。2013年夏天，我偶然路過那條街，看到房子前掛著「出售」的牌子。儘管前院幾棵野樹遮天蔽日，側牆上的鐵線蓮瘋長著攀上屋頂，在瓦片之間穿行，我卻有一種「眾里尋他千百度」的熟悉感。毫不猶豫地撥通了「出售」牌子上的經紀人電話，約好第二天看房。
第二天，跟著經紀人踏進屋門的那一刻，我的心便狂跳不已。透過房屋表面的破敗，我看到它挺拔的架構、筆直的屋脊。我尤其鍾情於它的裝飾藝術（Art Deco）風格：大大的弧形窗、寬敞的走廊，透露出沉實的優雅。我當場簽下了買屋合同。
在古代西方的地契制度下，土地所有權的相關文件——包括買賣契約與轉讓文書——詳盡記錄著土地的交易和所有者變更歷史。現代的屋主已無法像過去一樣，通過地契來追尋房子的前世今生。因為澳大利亞早已廢除了舊有的地契制度。但只要人與房子有緣，它終會以獨特的方式，把前主人的人生片段，一點一滴地呈現給新主人。
我的房子經歷了五任主人。我認識的第一位，是賣房給我的那位業主。
那是2013年11月。房子尚未過戶，玻璃窗破了，需要由賣家修復後才能正式交割。我便在他親自來換玻璃時與他見面。他姓Nguyen，是一位自信帥氣的越南裔男子，身高超過一米八，穿著剪裁得體的襯衣和西褲，難掩健美的體態。他也是個意氣風發的性情中人。他自我介紹說：「我是做商業地產開發的，剛剛開發了一個商場。」他當場掏出手機，翻出商場的照片讓我看。
他神采飛揚地接著說：「我在2008年第一次看到這棟房子時，就喜歡上了。記得那時候，『出售』的廣告牌被街邊的紅桉樹遮住了，路人根本看不見。房子是10月7日掛牌的，到了11月8日拍賣那天，居然沒有一個人出價，我就這樣輕輕鬆鬆地買了下來。」
那段時間正值全球金融危機高峰期，雷曼兄弟在2008年9月破產，墨爾本房價也隨之暴跌。他能毫無競爭地買下這棟房子，與其說是運氣，不如說歷史的必然。
我問：「你看這屋子，落葉堆滿屋頂，內牆開裂，屋檐破損，雨槽鏽蝕……你當初那麼喜歡這房子，為什麼任它破敗至此？」
他理所當然地回答：「我買它是看中地段，本想拆掉重建，做樓下商場、樓上公寓的項目。既然打算推倒重建，當然不會花錢維修。買下後就把房間分租給學生，我太太負責管理。」
我問：「那為什麼最終沒開發？」
他說：「其實我還真去過富士貴的城市規劃部門。這塊地沒有限制，開發很簡單。」
我繼續追問：「你現在賣掉它的原因呢？」
他說：「我現在在開發另一個商場，急需資金。我找了個無能的賣房中介，掛牌四個月才賣出去，還把我的要價壓了六萬。你算是撿了便宜。」
我半開玩笑地回應：「墨爾本房地產市場低迷了兩年多了。房子這麼破，我買的是市場價。你等錢用，應該感謝我才對。」
成交四年後，我在街上偶遇了Nguyen。他不再有當日的風采，像件洗過多次的衣物，褪色、縮水，原本健美的線條不復存在。
我問：「你好嗎？那個商場開發順利嗎？」
他遲疑了一下說：「這幾年運氣不太好，還得了癌症。商場也轉手了，身體更重要。」
面對這樣的消息，我不知如何應對。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健康，是人間最大的福氣。我的心裡，始終保留著對Nguyen的祝福。
2018年，我對市政府對本屋的市政估價提出異議，結果他們派來一位叫Will的評估員實地察訪。Will健談而友善，一進門便說：「我聽說過建造這棟房子的人。我沒見過他本人，但剛進市政府時，曾跟著一位資深同事巡視房屋。經過這條街時，他指著這棟房子告訴我：『這所房子的建造者叫Bert，曾在富士貴市政府工作多年。』」
我趕緊問：「你還知道關於這棟房子的其他事情嗎？」
他點點頭：「聽說Bert的太太是跳芭蕾舞的。他們在建房子時特地設計了一間舞蹈室，他太太曾在那兒教學生跳芭蕾。」
我們在屋裡四處走了一圈，試圖猜出哪間房曾是那個舞蹈室，但哪一間看起來都不太像。
臨走前，Will還告訴我，這棟房子是在1972年通過市政驗收的。
時間轉瞬即逝。2024年10月的一天，我在后街看一場房屋拍賣時，偶遇一位名叫Christine的鄰居。聽我提起自己的住處，她眼睛頓時一亮，親切地說：「我認識你住的那棟房子！我的朋友Mark和他太太Grace以前就住在那裡，我們至今還通過Facebook保持聯繫。」
這個消息讓我激動不已。自六年前那次與評估員的談話後，我終於又獲得了與這棟房子過往主人有關的線索。
拍賣結束後，我對Christine說，如果有相關資料，我很想寫一篇關於這棟房子的故人和往事的文章。我把自己的手機號發給她，並誠懇地說：「如果不介意的話，您能否幫我把這個號碼轉交給Mark？我非常希望能和他聊聊這棟房子的過去。」
我拋出的那根絲線，在空中飄蕩了整整五個月。
直到2025年3月的一天，我的手機響了，屏幕上顯示一個陌生號碼。我接起電話：「喂？」
電話那頭傳來一個聲音：「我叫Mark，曾經是你那棟房子的主人。Christine把你的電話給了我，說你想了解一些它的歷史。」
「哦，Mark！」 我忍不住興奮地回應，就像多年未見的老朋友突然出現一樣。
Mark說： 「我這幾個月一直在外旅行，剛剛看到Christine的信息。其實我知道的不多，但我可以把記得的都告訴你。」
「我是2000年買下你現在這棟房子的。」 Mark告訴我， 「那時候的屋主是一對沒有子女的老夫妻，姓Heatley，男的叫Bert，女的叫Dulcie。賣房子前，他們兩人都已搬進了養老院。房子最終是由州受託管理機構（State Trustee）替他們拍賣的。」
「我們接手這棟房子時，屋內仍留有他們用過的傢具和私人物品。搬進來之前，我們花了好一陣子清理，也因此發現了不少和他們人生有關的線索。」
「其中最讓人驚喜的是一張1960年代Tattslotto的彩票中獎證明——中獎金額是一萬英鎊！這棟房子大概就是用那筆獎金建起來的。」
1960年代的一萬英鎊，相當於今天的一筆巨款。根據資料，當年維多利亞州的平均房價約為5,000至8,000英鎊。這筆獎金足以建造一座夢寐以求的別墅。
Mark繼續回憶：「我們還在客廳發現一個獎盃——是『墨爾本至瓦南布爾經典自行車賽』（Melbourne to Warrnambool Classic）第三名的獎盃，還有一張相關的獲獎證書。你知道嗎？這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一日公路自行車賽事之一，路線沿著大洋路，非常艱難。這個比賽在五、六十年代極有聲望。如今它仍在每年舉行，吸引著全國頂尖車手。Bert在賽事的黃金年代能拿下第三名，說明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自行車選手。」
我聽得入迷。一個在政府工作的普通男子，一個中Tattslotto大獎的幸運兒，一個在極限賽事中獲獎的騎士，Bert的形象逐漸變得立體而鮮活。
Mark又提到：「我們還看到一封信，是市政府寫給Bert的，通知他說，富士貴的一個休憩公園將以他的名字命名。那個地方離你不遠，在Eldridge街，叫Heatley Reserve。你有空可以去看看。」
我好奇地打斷他：「為什麼會以他的名字命名？」
Mark沉吟了一下：「這個我也說不清。但想來他一定是個非同尋常的人。我後來把從房子整理的資料和物件都送給了富士貴歷史協會（Footscray Historical Society）。你有空去那裡看看。」
Mark繼續說：「我搬進去的時候，房子的後部是一間大開間的大廳，沿著牆壁擺了一整排椅子。我不知道那個大廳和那些椅子是幹什麼用的。」
我立刻聯想到六年前評估員Will說過的事，脫口而出：「我知道了。原來Dulcie的芭蕾教室就在房子後部！那些椅子大概是給家長或學生坐著等候用的。」
Mark說：「噢，原來如此。」
我好奇地問：「你為什麼賣掉這房子呢？」
Mark嘆了口氣，說：「嗨，那段時間，富士貴正值海洛因濫用的高峰期，毒品泛濫。有一次，一個吸毒者癱坐在我們家門前的台階上，奄奄一息。我們立刻撥打000叫了救護車。那時的治安混亂不堪。我們在那兒住了五年，期間被盜了八次。」
「我們搬進去時，房子的圍牆只是低矮的磚牆，上面是鑄鐵的柵欄。為了加強安全，我把前院的圍牆加高，改成了水泥粉飾的實牆。後巷那邊的圍欄，我裝上了鐵絲網，還種上了開滿粉紅色花朵的鐵線蓮。那些鐵線蓮在春夏盛開，很美麗。」
他頓了頓，語氣更沉：「但這些都沒能阻止入侵。圍牆還沒完工，有一次，我們又被偷了。那是大白天，我太太正在家。她剛從後花園走進屋，在走廊上，和一個從內屋竄出來的陌生男人迎面撞上。那人什麼話都沒說，猛地一把將她推開，轉身就逃了出去。」
我聽得心頭一緊。
Mark接著說：「那次之後，我太太和兩個孩子都嚇壞了。沒有了安全感，也就沒有了家。賣掉它，是我們唯一的選擇。」
我問，「那你的買家是誰？」
Mark遲疑了一下，壓低聲音說：「買家是一個公司，但我知道這家公司背後的人背景複雜，是黑社會成員。他買下房子後，把後面的那個大舞廳隔成幾間房，連同原有的卧室一起分租給出獄的暴力犯。」
我一時驚訝：「天啊，你怎麼知道這些的？」
Mark似乎突然覺得自己說得太多了，立刻打斷了我們的通話：「對不起，我有急事，得先走了。」
電話掛斷後，我久久沒回過神來。打開電腦，查了查這所房子的交易歷史。果然，Mark是在2005年10月賣掉了房子。而下一次交易發生在2008年11月，買家是我前任屋主。我心裡暗想，幸好Nguyen把房子租給了學生，他們血氣方剛的青春朝氣剛剛可以掃蕩暴力犯的陰暗戾氣。
Mark的電話彷彿打開了一道塵封的大門，徹底點燃了我對這棟老屋建造者的好奇心。兩周後，我走進了富士貴圖書館，開始查閱有關Heatley議員的資料。在圖書館歷史研究員的協助下，我找到了一本名為《A History of Footscray》的書，作者是John Jack。在第382頁，我看到了1972至1973年度富士貴市議員的集體合照。
照片中，前排右三的位置坐著Bert Heatley。他身形略顯豐腴，中等個頭，方正的臉龐，細緻的五官，鼻樑挺直，眉毛細長，一雙眼睛明亮傳神，眼角掛著溫和的笑意。
遺憾的是，不論是在圖書館、地方議會的檔案，還是網路上，我都找不到為何Heatley Reserve會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記錄。
我特地去參觀了Heatley Reserve。這個公園不算很大，入口處靜靜矗立著「Heatley Reserve」的標識牌。公園內設有籃球架、野餐區，兒童遊樂區則有滑梯、消防滑桿、攀爬牆和繩索架。然而，公園裡沒有任何紀念碑或說明牌，說明它為何以「Heatley」命名。
為了進一步挖掘資料，我拜訪了Mark推薦的富士貴歷史協會。協會坐落在Napier街與Hyde街的拐角處。那是一幢歷史悠久的雙層維多利亞時期建築。推開沉重的木門，一股老建築特有的陳年氣味撲面而來，混合著木頭、塵土與歲月的氣息。
那裡的工作人員都是志願者，多為退休學者。接待我的是協會的財務主管Maree，大約六十多歲，舉止優雅。聽我說明來意，她眼睛一亮，說：「Bert Heatley這個名字有點耳熟。我記得整理文件時見過一份相關資料，但具體內容已經記不清了，也不確定那項研究是否與Heatley Reserve的命名有關。」
她頓了頓，接著說：「這些年來我們做了很多歷史調查和研究，可惜一直沒有系統歸檔。我現在正著手建立這個檔案系統，相信一定能把那份資料找出來。」她又補充道：「復活節快到了，今天我們這邊有點忙。你把電郵地址留給我，節後我再聯繫你。」
出乎意料的是，僅僅過了兩天，Maree便發來了電郵。電郵的附件是一封由富士貴市議會寫給地名委員會辦公室（Office of the Place Names Committee）的信，日期是1981年8月25日。
信中寫道：「富士貴市議會向地名委員會辦公室推薦，將位於Empire街和Eldridge街之間的公園命名為『Robert Heatley Reserve』。」
原來，Bert是Robert的昵稱。從這封信中我得到了更多他的生平事迹：
Heatley議員首次是在1962年進入市議會工作的。
Heatley曾服役近四年，是富士貴退伍軍人協會（Footscray R.S.L.）和聖約翰救護隊的終身會員，同時也是西部綜合醫院的終身理事。
在擔任市議員期間，Heatley協助組織「送餐服務」（Meals-on-Wheels）；參與建設和管理位於Gordon街的204套孤寡老人住房單位；協助籌集資金，建設了三個富士貴的公園。Heatley Reserve的用地的收購就是他主導的。
讀完那封信，回想起這棟房子的四位前任主人，我不禁想起了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園序》。我們都是宇宙與光陰的過客。世間萬物從不真正屬於我們，我們只是它們短暫的守護者。世界健忘，時間無情，往往只需短短几十年，一個人在塵世間留下的痕迹，便會悄然被歲月掩埋。
除非，有幸遇見一個有緣的旅人，在舊日的灰燼上重新點燃一把火，讓往昔的溫度再度升騰。那火光中，映照出逝去的歡笑、悲傷與祝福。
每一棟房子，都是一段段生命的承載，鐫刻著歷史的印記。那些失而復得的故事，如晨霧中的微光，雖朦朧閃爍，卻足以賦予一座沉默的屋宇穿透過去與未來的靈魂。
終有一日，這所房子將再次易主。而當我離開之後，它是否還會在某個清晨或傍晚，遇見新的有緣人，向他傾訴Bert的奉獻，Dulcie的舞步，Mark的嘆息，Nguyen的意氣風發，還有我，追尋記憶的腳步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