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驚爆私生活混亂後 中國游泳名將季新傑急闢謠
2026 年 6 月 4 日
清華大學李路明校長鈞鑒： 這是吳強，德國政治學博士，原清華大學社科學院政治學系講師、也是清華政治學系二次重建後最早入職的教師。在經歷了過去幾年與清華大學的訴訟後，我有一些不能不說的話，很遺憾只能以這種方式傳達。 坦率地說，在2015年中被社科學院無端停職後，我的工作和生活並無多大變化，繼續研究，也繼續田野工作和公共評論，唯一的變化來自環境，或者說在當下的政治氣氛里，發現越來越多的昔日朋友、同事不再敢自認知識分子了。固然不能完全歸咎於這些年知識分子公共可見度的下降，因為這種社會角色的變化母寧反映了知識分子群體越來越害怕社會擔當，只是，這種自我認同的恐懼程度遠文字獄的恐怖，也許是過去兩千多年中國士人也是知識分子絕無僅有的。 恰逢最近深受清華理工師生喜愛的《三體》的奈飛版電視劇上映，開篇就是1966年清華主樓前大批鬥的場景。歷史上，在那之後不久二校門即被清華紅衛兵拆毀，今天卻成了旅遊熱點。1977年後貌似一切都恢復正常了，1992年後也恢復了人文社科專業，曾經在國民政府時期聲譽卓著的政治學系也得到了重建，我有幸忝列其中，在全國高校最早開設了社會運動的課程。然而，就在2015年前後，一批文、法、社科教師被迫停職，這一波對文科知識分子的打壓持續至今，雖然規模和人身迫害程度上或不及「文化大革命」當中知識分子作為「臭老九」被批鬥、被下放、被迫害的情形，但是性質上不遑多讓。如同《三體》儘管有著對文革的樸素反思，卻缺乏人文和政治學意義上對社會、對人類的思考，以為後者終究屬於「無用之用」，而將理性還原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叢林法則。 猶記得您曾是清華航空航天學院的領導。就在您的領導期間，曾有一位航院學生因轉系不能而被學院強行送至回龍觀醫院。他的家長聞訊而來，在被輔導員和系院領導拒絕溝通後輾轉找到我——區區一位選修課老師商量辦法。我不能不驚訝於清華大學內部如此簡單粗暴對待學生的方式，也感慨這位航空專業學生對政治學教師的信任，只是未曾想這種簡單粗暴的暴力很快就落到了自己身上。 先是2014年我準備去香港田野調查「佔中」運動的時候被學校一度軟禁； 緊接著，2015年中，我被學院停職，卻沒有收到學院的調離通知，也沒有被正式告知； 直到2020年二月初我突然收到清華大學的一紙訴狀，要求我搬離周轉房並且索償巨額違約金。我到學院問詢後方取得解聘手續單，確認了被解聘一事，也開始了隨後我對清華有關人事糾紛的訴訟； 然而，海淀法院2021年中駁回了清華大學的訴訟請求，維護了我的住房權利。我在法庭上表示隨時願意交付欠繳租金、並退回住房，只要清華房管方面告知繳交房租辦法，而後者在2016年後從未與本人協商繳租、退房事宜； 更荒唐的是，新冠疫情加劇後，從2020年中開始至今，我即被限制入校，後更被列入所謂黑名單，人、車即使預約也被禁止入校，而清華大學竟然在2024年再度發起房屋訴訟，要求我為無法居住的這幾年支付百萬違約金。 從法律看，清華大學此舉屬於重複起訴，而且可能因為編造新標的而發生虛假訴訟，負有相應的法律責任。 法律之外，清華大學選擇如此纏訟，而非善意溝通，只能讓我或者所有了解這件訴訟的人們感覺到訴訟背後的迫害企圖是多麼強烈，不能不問這是否系由清華的個別官僚或者背後的黑暗勢力在操縱、他們到底出於怎樣的惡意才如此肆無忌憚的迫害一位留德歸來的政治學者、試圖以反覆的民事訴訟羞辱和懲罰一位知識分子？ 畢竟，作為一個國內一流理工科綜合大學的政治學系的教師，我恐怕是唯一堅持階級分析方法的研究者，也就是「最講政治的」。雖然不敢奢望如馬克斯·韋伯一般自詡政治學堪當各學科的火車頭，或者中國讀書人傳統追求的「貨與帝王家」，但是我的研究與其他同事們關注的傳統權力分配不同，聚焦各階級和群體的權利分配主張，對包括清華大學培養的「紅色工程師」在內的各階級進行精神分析。 事實上，從2015年至今，我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以各種形式發表、出版了有關中國的「建築工人的階級狀況」和「人權政治」等研究成果和文集，堅持在國際媒體撰寫專欄評論。因為任何一個誠實的知識分子都知道，中國不能僅有一種聲音，知識分子也不能臨終才打破沉默。作為政治學者必須時刻觀察、田野、評論政治，保持學術敏感性。這是個人也是一個民族保持政治思考的基本方式。 例如，需要指出的，在中國最新聚焦的反醫療腐敗、反大學腐敗的政治氣氛下，在我付出巨大努力已經清退房屋、遷出戶口之後，清華大學的纏訟不僅不具有任何法律上的意義，而且是一種權力濫用、蔑視教師尊嚴的高校腐敗、個發生在知識分子共同體內部的腐敗，更是公然置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楓橋經驗」的指示於不顧，政治站位極其錯誤，屬於嚴重浪費司法資源、嚴重消耗清華大學的社會聲譽、嚴重違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當然，如果這種錯誤其來有自，甚至可以追溯到文革時期清華內部的派系鬥爭或者「721」講話對文科尤其是人民大學的艱辛探索，那麼姑且可以將我與清華的房屋糾紛、人事糾紛都推諸若干歷史文件或者前任校長，清華大學現任領導還有空間和時間，可以理性、和平、協商地重新考量此案是否有必要繼續。 我還是愛清華的。 無論如何，我相信，俱為知識分子，且有幸恭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自當時時捫心自問，是否可無愧歷史。 致以2024年春天的敬意！ 吳強 博士 敬上 （原信發於） 21.03.2024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一隻貓的摺疊花筒
今冬，北美文科學界最令人唏噓的莫過於一位青年學者的不幸離世。傳說中，這位社科學者才華橫溢、壯志未酬，天不假年。這樣的悲劇牽動了每一個清貧的、充滿激情與壓力的、有才華或者平庸的文科學人的心。在緬懷聲中，大家都只用一些宏大的語詞來描繪這位逝者，關於他的才情、關於他研究的現代性、國家、革命，關於他作為師友的情義。這是在中國文學或者文化史上常見的，對一個男性知識分子的描繪。順帶著，也會有更私人的回憶，講述他擁有一個多麼美好聰慧的妻子，他們的愛情純粹而忘我，以此作為旁證，烘托逝者的形象。 做男性學者的妻子，常常只能以此方式出現。從許廣平，到這位學者的妻子陳朗，學人的妻子無一例外都只是「美談」中的佳人，存在於傳說中。他們著名的伴侶，浪漫的愛情，還有文學與愛情的遺產，以及「為逝者諱」的傳統，都把她們縮小為一個賢妻的符號。在這些「宏大」概念的陰影下，即使她們具有過人的書寫或敘述的能力，也不能發出她們自己的聲音。 後人們津津樂道的是許廣平與魯迅的師生戀；文藝男女青年羨慕的是楊絳和錢鍾書志趣相投的愛情。我們現在更多嗟嘆的，是林徽因被人當作女神崇拜的一生。以及，陳朗和她逝去的丈夫那感人的愛情。 愛情、婚姻、事業還有這些女性的著名伴侶為文學史、社會史、建築史作出的貢獻，都是鎖定她們身份的宏大結構。一方面，這是她們願意為之貢獻的價值目標，另一方面，這些宏大的目標卻是需要具體的勞動來實現的。而在現實中，具體的勞動常常是由這些女性承擔，因為那是「賢妻」角色暗含的責任，也是她們為了爭取自由戀愛必須付出的代價。雖然這份代價男人完全不需要負。 這就是歷史性的不合理。當知識女性需要與情投意合的知識男性結合時，知識女性就默認了自己將承擔具體的生活，而男人則負責實現宏大的理想。可是，男人和女人組建家庭時，卻全是具體的生活，比如做飯，洗衣、生育和經濟管理。這些原本是家庭內部的勞動分工，卻因為父權制傳統，即使是現在，也不由分說地落到女性身上。從傳統父權家庭走出的知識女性，為了現代家庭，又步入了依然男權的家庭勞動分工中，而她們必須為了自由戀愛欣然領命。 網路圖片 許廣平在結婚以前也在大學任教，她是國民黨黨員，「國共合作」期間是與鄧穎超對接的婦女幹部。結婚以後，魯迅卻要求她不出門工作。為了不浪費她的才華，魯迅為她想的辦法是教她日文，這樣，她可以在家以翻譯工作作為自我實現的辦法，哪怕許廣平更感興趣的是積极參与人群的社會工作。魯迅家的經濟條件並不差，他們有一個廚子，一個幫傭處理家務。所以，家庭勞動分工已經轉嫁給經濟社會條件更低的勞動婦女時，許廣平依然無法將自己從「妻職」中解放出來。須知，魯迅算是當時的女權主義者。他知道問「娜拉走後怎麼辦」，他也知道女性的天性是母性和女兒性，妻性是不存在的。然而，不能處理賬單和家務的魯迅，依然沒有想過自己去學習做家務，而是選擇將許廣平囚在家中。丈夫可以去內山書店談笑風生，而管理廚子幫傭和賬單的事，難道不正該妻子做嗎？按魯迅的話說，你工作一個月賺的錢，我多寫兩篇文章就補貼了。許廣平覺得還很體貼。 網路圖片 楊絳和錢鍾書的原生家庭都是有身份地位和經濟實力的知識分子，楊絳可是在胡適庚款留學的時代，靠家庭自費去的英國。抗戰以前不曾為家事操心過的她，抗戰中要學會生煤爐，還要現學做飯補衣，這些，她的靈魂伴侶錢鍾書都不曾考慮過要一起分擔。錢鍾書比魯迅進步的地方是，他願意忍受生活質量的降級，支持楊絳寫劇本工作。 網路圖片 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父親都是學閥和社會賢達，他們不僅自費留美，而且結婚禮物是環遊世界。抗戰前林徽因唯一吃過的苦不外乎就是與梁思成考察古建築，而這是她的學術熱情所在。經濟上，張學良的東北大學是高薪將二人聘請回國，所以林徽因家的勞動分工比許廣平和楊絳的更充分的轉嫁到了底層勞動婦女身上。抗戰中，林徽因一邊患病，一邊學術寫作一邊補衣服和做飯，深愛女神的梁思成也並未考慮幫她分擔，因為這是「妻職」的內容。而林徽因甚至沒有如楊絳那樣在文章里描寫過這些苦難，因為她還有「公眾形象」的限制、名媛怎麼可以縫衣服做飯、或者抱怨勞動分工呢？要在幾十年後費慰梅披露的林徽因通信中，我們才知道，即使是林徽因也會受困於不公平的勞動分工，而她囿於愛情神話和雙方的學術形象，甚至無法談論和書寫這些不公。 網路圖片 或許，許廣平和林徽因都沒有覺得不公。當時，能與自己情投意合的對象結合，已是天大的公平。社會提出自由戀愛，卻並沒有為女性的自由提供保障。蕭紅遭遇的愛情悲劇、家庭暴力、身體摧殘就是一個典型，而富有批判精神和善於書寫的蕭紅限於時代的局限，並沒有分辨出是什麼給她帶來了傷害。在當時人的眼中，蕭紅是自由的啊！她逃離封建家庭、選擇自己的愛人，她工作和發表，得到了男人的愛慕尊重和支持。蕭紅也不知道，除了口號中的「自由」，還需要生活中的自由。而生活的自由是由經濟獨立、勞動分工決定的。蕭紅一生都窮困，她沒有林徽因和楊絳的條件將家庭勞動轉嫁於更底層女性，她只能又承擔家庭勞動、又承擔社會勞動。所以，當她脫離「妻職」遠赴日本，過著清貧的生活，只需要生存和寫作的時候，她都認為已經是黃金時代了，因為她終於是一個獨立的人。 戳穿才子佳人的神話，描述知識女性在家庭分工中遭遇的不公，和批判這份不公被社會忽視的中文寫作，竟然要誕生在100年以後。到2024年，陳朗為她的丈夫寫的悼亡文，以自己和丈夫作為研究對象，反思和批判資本主義時代的家庭分工暗含的男女不平等。陳朗痛苦的，嗟嘆的是，這種不平等，不是理論中的女權主義和現實中的真摯愛情可以彌補的。 令人傷感的，也令人感動的是，陳朗是心甘情願與丈夫一起步入了這段必然不公的婚姻生活。雙方是情投意合的文科學者，陳朗卻需要放棄自己在香港的教職，隻身來到安娜堡，以期實現家庭團聚。設身處地想，宗教研究的學者那麼難得到一個教職，陳朗甚至願意放棄已經有依託的事業，為了愛情來成全家庭，她的犧牲，可能也只有文科博士才知道有多大。 Wendy Brown說不公平的家庭分工除了家庭勞動，還有同工不同酬給女性帶來的事業上的局限，以及人類社會習以為常的女性家庭成員的情感付出。知識女性的大腦，除了知識生產，生育和家庭勞動，還有很多精力花在了情感支持上。對丈夫生活和事業壓力的理解、傾聽、建議和分擔，消耗情感、時間和心力；對家庭的管理，比如有沒有廁紙和有沒有地方囤Costco賣的海量廁紙，也是需要見縫插針思考的瑣碎問題。孩子的教育，身體發展，與孩子同學老師學校的關係維護，莫不需要時間精力和金錢。而這些，丈夫從來都不需要參與，有的丈夫不會，有的丈夫做不好，有的丈夫說「這麼些小事你就做了吧？怎麼這麼計較？」但卻少有丈夫花時間學習和做好這些小事。 陳朗悼亡文的可貴之處，就在於她剋制冷靜地描繪了她選擇了愛情以後，需要承擔的具體的生活。以我的經驗，這甚至包括了一周可以吃幾次牛羊肉，在哪裡加油最便宜，暖氣開到多少度賬單不會爆炸。誰做飯，誰洗衣，誰掃地，和這些相比，都太不值一提了。這就是北美普通知識分子家庭的日常。 哪怕是情投意合的愛情，在不公平的社會家庭結構中，帶給女方的是俗世生活，而男方則可以兩袖清風地投入到對理論的解析與建構，對歷史和社會的參與。陳朗和她的女權主義者丈夫都知道這種不公，可是在相愛的兩人面對困難時，不會計較誰在付出，而陳朗自己都覺得她更珍惜丈夫的才華、丈夫也欣然接受妻子的支持，於是，他們的夫妻關係，就變成了他們批判的對象。 人們只看到富足的精神生活帶給男性的光環，而忽略光環背後女性的滿面塵灰。這個裡子和面子之間巨大的落差，就是陳朗冷笑的，控訴的對象。她愛具體的人，可是，歷史性社會性與經濟性的結構bug讓她不得不穿上給「妻子」的枷鎖。 陳朗的文章用這些雞毛蒜皮的具體表現了夫妻愛情的深情和深情也無法抵消的不公。她不怕戳穿愛情神話，而是相信真相也無損「佳話」。從許廣平到陳朗，一百多年過去了，女性知識分子要為愛情和婚姻付出什麼，終於有人說，說清楚了。可是還會有人用她的犧牲來烘托逝者的形象，或者譴責她不為逝者諱。這也證明了陳朗文章的可貴。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河邊的貓貓
習近平上台後，對知識界採取比以往更加嚴厲的打壓和鉗制，造成知識界普遍的犬儒態度。同時，也有不少知識分子轉而擁抱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為威權政府大唱讚歌。但即使在這種萬馬齊喑的局面下，仍有知識分子個體在為尊嚴和承認而堅持抗爭。 這幾年，吳強時常要拼盡全力來維護自己的尊嚴。 2020年10月，吳強和妻子從德國度假回國，在上海浦東機場被當地管理機構以疫情防控為由把他和妻子分開隔離，這引起了他的激烈反抗，「這實際上是對我個人尊嚴極大的傷害，所以我就絕食，抗議這種在疫情期間無法保持基本尊嚴的傷害。」 在吳強絕食35個小時後，管理機構才被迫接受吳強和妻子在一起隔離的要求。 知識分子的尊嚴 但吳強對尊嚴的抗爭更多時候是失敗的。今年9月10日教師節當天，作為清華大學前講師的吳強接到了北京市海淀區法院的一審判決，維持了清華大學去年對他做出的解聘決定。 這個判決距離2015年清華校方因為吳強從事香港「佔中運動」等社會運動研究而將其停職已經7年有餘。吳強當時已經明白，這類研究的大門正在關閉，「比如當時的太石村事件，後來的烏坎事件等類似的公共事件，我自己在做這些國內的集體行動、集體抗議研究，發現這種研究領域本身受到了嚴格審查。」吳強提到的太石村事件和烏坎事件都是廣東鄉村因為財務或選舉等問題而引發的村民抗爭事件。 對法院的判決，吳強並不意外，他迅速在9月21日向北京第二中級法院寄出了上訴書。吳強對二審同樣不報希望，但他說，這事關尊嚴。 吳強認為，他所爭取的是清華大學對待一個有著國家事業編製的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也是個體人權的尊重，「尊嚴就是要靠國家體系來保障、來維護。」 在吳強看來，尊嚴的本質在於承認，「無論是底層人民，一個胼手胝足的勞作者，還是最高層的領導，或是中間的知識分子，或者是資本家，得到承認才是尊嚴的本質，是最重要的。」 承認的政治 但在當前的中國，敢於批評當權者，或者從事引起當權者不悅的研究的學者,往往是得不到承認的。他們常常被噤聲、停職、開除，甚至判刑、坐牢。 就在吳強曾任職的清華園，法學院教授許章潤2018年通過網路發表《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一文，批評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把國家引向倒退，很快就被警方以涉嫌「嫖娼罪」為由帶走，並遭到清華大學開除。 類似的案例還有2013年多年批評政府鉗制言論自由的經濟學教授夏業良被北大解聘，2018年山東大學退休教授孫文廣被當地警方強迫失蹤，以及今年遭貴州大學開除的經濟學教授楊紹政被當地政府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等等。 敢言的知識分子接連遭到清算，這大大限制了他們參與公共討論的空間。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魏簡觀察到中國知識界在習近平上台後這十年所發生的變化，「在公共知識分子受到攻擊後，許多學者不得不做出一種選擇：承擔專家角色（向政府或市場提供專業知識）或退縮到校園的象牙塔中，最多只能間接參與公共事務。在過去的十年里，由於中國對公共表達的重大限制，發揮公共作用變得越來越困難。」 這種寒蟬效應也滲透到了專業研究領域。長期從事中國民族主義研究的澳門大學榮休社會學教授郝志東在海外也感受到大陸吹過來的凜冽寒風，「明顯的變化就是我們現在都不敢跟少數民族知識分子有較多的聯繫，就是怕聯繫會給別人帶來麻煩。……2015、2016年好像還可以，2017年以後就不行了，17、18、19就越來越嚴重。」 郝志東所感覺到的2017年這個分界線，正是新疆大規模關押穆斯林少數族裔民眾開始被國際媒體關注並廣泛報道的年份。 「革命」之後的流亡 在面臨清洗的形勢下，有些知識界人士趁著外出訪學的機會展開逃亡。 2011年2月底，尚在醞釀中的「茉莉花革命」導致大批民主人士被中國政府抓捕。「茉莉花革命」後，政府開始進一步強化社會管控，同時，較多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開始流亡。 當時在香港訪學的原《南方周末》新聞部主任長平，被國內朋友告知他有可能被抓捕，便決定暫不回國，目前長居德國。「茉莉花革命」期間被抓捕的原中國政法大學講師、人權律師滕彪2014年也逃亡到了美國。 滕彪告訴自由亞洲電台，「我是2014年9月來到美國，當時是接受哈佛大學的邀請來做訪問學者，當時的背景就是許志永、王功權等參與新公民運動的很多人，還包括丁家喜、趙常青等等，都被抓了。」 許志永、丁家喜、滕彪都是新公民運動的發起人，許志永和丁家喜目前還在中國的獄中。當時在香港的滕彪預估自己如果回大陸，會被再次抓捕。到美國後，滕彪打聽到自己的妻子和一個孩子都上了中國政府的黑名單，沒辦法出境，「所以在2015年，通過地下渠道，偷渡的方式，我的妻子和孩子才輾轉來到美國。」 滕彪2002年底從北大獲得法學博士學位，此後的十多年中，他一方面在高校從事法學的教研工作，一方面也做人權律師，參與推動公民社會的成長，而這十多年中大部分是胡錦濤主政的時期。 「在江、胡時期，也有一些知識分子、維權人士、異議人士等流亡海外，但與2013年之後相比，人數是非常少的，」滕彪分析說，江、胡時代對於異議知識分子、維權人士等還是有一定的空間可以做一些事情，例如新公民運動、零八憲章聯署等等。 「知識分子」的含義 知識分子的流亡在現代史上層出不窮。十月革命前後，俄國大批知識分子出走歐洲；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政前後，胡適、張愛玲等一批知識分子脫離大陸，投奔台灣、香港或其他國家和地區。 流亡顯示出這些知識分子對政權的批判姿態，也凸顯出現代知識分子這種身份的題中之意。「知識分子」的詞源來自十九世紀俄羅斯和法國批判專制制度、維護少數族裔權益的知識分子或文人群體。在其誕生之初，「知識分子」群體表現出的特性包括身份獨立，擁有知識，拱衛良知和關懷社會等。 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大陸學界曾一度流行德國社會學家卡爾·曼海姆對知識分子的定義。「曼海姆提到free floating，就是說知識分子應該是自由漂流的，不依附於某個階級，不依附於某個政治力量或黨派，這才算是知識分子，」滕彪強調，這些特性方便知識分子對權力保持批判的立場。 他分析說，按照這個標準，今天中國多數被稱為知識分子的人並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因為他們沒有體制上、經濟上的獨立，也沒有精神上、思想上和知識上的獨立。所有的大學、研究機構都是中共控制，他們為了飯碗而不敢獨立地發表見解。」 但這種對知識分子的定義是可以爭議的。魏簡教授認為，對知識分子的定義需要判定作為前提的學術傳統，「對現實主義者來說，比如葛蘭西，知識分子只是為當權者生產知識的人。在道德主義傳統中，有資格成為知識分子意味著要達到某種道德標準。」他強調，中國並不缺乏願意為國家或市場生產知識的專家。 若借鑒魏簡的這種兩分法，在今天的中國，象滕彪、吳強這樣道德主義傳統下的知識分子顯然已大為邊緣化，而「為當權者生產知識」的專家則佔據著學術職位、社會資源的要津。 國家主義的「投名狀」 滕彪在北大法學院的學長、北大法學教授強世功去年被任命為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部長，負責整個北大的人文社會科學科研管理工作。強世功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曾論述，作為不成文憲法的形式，中共黨章是中國憲法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這個論斷被外界概括為「黨章即憲法。」 但強世功在學界更為有名的是作為德國法學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在中國的推介人。在二十世紀初葉，施密特一方面對自由主義和現代性的弊端提出了批判，一方面又為德國納粹黨提供理論支持，被稱為納粹的「桂冠法學家」。從九十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通過劉小楓、強世功等人的著作，施密特的學說在中國學界一度風靡。 據美國《紐約時報》報道，同為北大法學院教授的陳端洪2018年在一份提交給中共決策層的研究報告中，為在香港頒布國安法提供論證，他在其中引用了施密特的理論，並指出，「國家的存在是第一位的，憲法、法律必須服務於這個根本目的。」 對於強世功、陳端洪等人擁抱施密特學說所標誌的國家主義，澳門大學榮休教授郝志東認為，這些「知識分子」自身可能是相信這種主張的，「這些人也是在這種意識形態下長大的，……他們的思路基本上是延續原來的思路，因為文革這個東西從來沒有被追根溯源，階級鬥爭的東西從來就沒有被徹底否定過。」 但強世功也曾推崇過自由主義。強世功曾在2000年的《中國圖書商報》上發表文章《哈耶克使自由成為一門科學》，盛讚哈耶克對自由主義論述做出的貢獻。 「2004年，他（強世功）用施密特的理論來分析烏克蘭的顏色革命。在我印象中，那篇文章就是他公開的思想轉向的代表，」滕彪分析說，強世功的轉向背後有利益的牽扯，這篇談烏克蘭的文章就像是強世功遞出的「投名狀」，不久之後強世功就進入了香港中聯辦工作。記者在強世功的北大網頁上看到，強世功在2004至2008年期間擔任香港中聯辦研究部和法律部調研人員。 強世功沒有回復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的採訪郵件。 有機知識分子 在國家主義的籠罩下，近十年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中還出現了民族主義思潮的高漲。 2019年，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在一次公開講話中對台海局勢表態說，「我們要進攻台灣像玩兒似的，現在消滅台灣20萬軍隊一點問題都沒有。只不過是一點代價，道德代價；21世紀了，還打那麼多人。我可以告訴你，台軍20萬人，在我軍面前就是一堆肉，是沒有意義的。」 郝志東教授分析說，這種論斷反映出這些學者真正的認識，「就是拿殺人、死人根本就不當一回事，他們就沒有這種概念，……他覺得這種事情就跟捏死一個螞蟻一樣。他就是沒有人權的概念。」 對台海問題強硬表態，在中美關係上極力反美等成了一些「知識分子」的標誌。包括金燦榮在內，復旦大學的張維為、陳平，《環球時報》前總編胡錫進，以及曾任福州大學台研所所長的李毅等五人因其極端的民族主義立場和在社媒上高調的作風，被輿論借用武林高手的「五絕」諷喻為民族主義的「五絕」。 2021年5月底，復旦大學教授張維為甚至走進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為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中國最高決策者講解如何在國際社會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並提出工作建議。 對於這些以學者身份出場、但與政府立場緊密捆綁在一起的人，有輿論稱其為「有機知識分子。」「有機知識分子」的論斷是義大利共產黨創始人之一、馬克思主義學者安東尼奧·葛蘭西受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學家馬基雅維利啟發，在二十世紀初葉提出的。他認為，作為「現代君主」的革命政黨是一種歷史的力量，知識分子基於與所屬階級(政黨)和人民群眾的有機聯繫，可以成為他們的「代言人」。 從中國學術網站「知網」的搜索結果可知，過去十多年，幾乎每年都有學術文章從肯定的角度反覆討論「有機知識分子」對當下中國的意義。郝志東則分析說，在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旗幟下，有機知識分子與當權者之間存在複雜的相互關係，「他（張維為）去政治局講課，證明政治局還是蠻器重他的，否則不會請他去講課啊。換句話說，他肯定對國家領導人的決策是有影響的，但這種關係到底是誰影響誰？」郝志東坦承，他還在繼續觀察這種關係，但他強調，關鍵可能還是當權者，「領導想什麼，有個什麼主意，就讓你來跟我講，強化我的觀念。」 「自甘為奴」 除了權力之外，影響中國知識分子立場的可能還包含市場、金錢等因素。司馬南、李毅和金燦榮等「愛國大V」們的背後是饒謹擔任董事長的四月傳媒幾十人的團隊在社媒上推波助瀾，收割流量經濟。 吳強認為，過去十年，中國知識分子在被馴服後開始轉向，「（知識分子）在壓力、金錢、市場等誘惑之下，出現一種集體的轉向。這種轉向需要伴隨人對尊嚴的認識上的變化，伴隨人格的變化，需要伴隨一种放棄，就是一種自願為奴的心理。」 除了前述那些遊走在學界與輿論市場交界處的「風雲人物」之外，學術象牙塔里的知識分子也在被迫或主動迎合外在的壓力或誘惑。 滕彪介紹說，「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他們就不敢說話，但還有很多知識分子不但不敢去批評現有的體制、不公平的現象，而且去加入『歌德派』，對官方歌功頌德。」 2017年末，中共十九大剛剛將習近平的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中國人民大學等至少二十所高校就先後成立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2021年底，中共十九大六中全會才落幕，北京大學就接連成立四個以「習近平思想」為名的研究中心。 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犬儒化趨勢，滕彪認為，這會導致對整個社會的傷害，，「它對一個民族知識的積累，文化的傳承，包括精神的獨立，都是一種毀滅性的影響。」 與此同時，從道德主義的傳統看，知識分子也正在失去其獨立於權力的角色，「中國知識分子、中國民眾的犬儒化，缺少獨立人格、缺少批判精神，既是專制極權帶來的結果，同時也是維護極權的重要力量。」 尋求解放的空間 知識分子群體在道德立場上的退縮也給中國社會留下了一些真空。而這個真空正在被其他人填補。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魏簡2019年出版著作《在人民之間》，描繪並分析了1990年代至2015年在中國出現的民間知識分子。這是指的自由作家、民間史家、獨立導演、維權律師、記者等不同主體形成的網路。他們反抗政府的壓迫，改變了中國的公共文化以及身為知識分子的意義。 魏簡認為，民間知識分子的崛起部分滿足了外界對知識分子群體的期待，「在中國，自從2004年左右發生了一場關於 『公共知識分子』的爭論後，知識分子的傳統角色就受到了國家和公眾的批評。他們被指責，只有為自己的利益說話，或為商業甚至外國利益說話。民間知識分子的出現或重新出現是對這種批評的回應，是將知識分子與社會的具體經驗重新聯繫起來的一種方式。」 身在北京的吳強則按照自己的方式在堅持知識分子的職守。在被中國現存的學術體制排除後，吳強已經很難在國內發表學術作品。但他卻感覺自己意外地獲得了某種「解放」，「我在國際媒體上更多地發表了評論，我在個人專著的研究和撰寫方面接受了各種獨立機構的邀請和資助，……一定程度上我是從這種嚴格的審查中擺脫了出來。」 吳強認為這種解放並不是偶發的，「這種解放並不是只會發生在我個人身上，而是憑藉勇氣、能力和專業性可以達到的，還有國際社會和國內殘存的公民社會的重視和支持，這是一種共生的關係。」 吳強強調，在中國威權體制殘存的言論空間中，他所堅持的政治學觀察和評論成為了社會稀缺的反饋，艱難贏得了當權者的承認。他說，為承認而鬥爭正是現代性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