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頁 > 悉尼中學
教育部門官員在去年5月初悉尼精英學校考試陷入混亂近一年前,就已接到關於學齡前兒童安全風險及線上考試技術故障的警告。 據《悉尼晨鋒報》報導,內部文件顯示,新州教育廳在去年中舉行精英學校考試模擬測試後,已知曉家長們提出的諸多問題。 今年考試首次在悉尼各地的考試大型中心舉行,警方被召至現場,以控制失控的人群,數千名家長和學生湧向其中一個考點。 被困在巨大人群中的家長表示,情況變得不安全,學生可能被擠傷,人們蜂擁至考試地點的入口和出口。5月的考試中出現技術故障、孩子哭泣以及監考人員暈倒等情況。 但一年前進行的調查顯示,家長告訴教育部門,當離開試點考試中心時,「監考人員根本不知道如何管理孩子」,而接孩子的時間「就像一場混亂」。 其他參與試點考試的家長抱怨前往主要考點的長途旅行時間。「接送過程混亂,就像機場到達大廳一樣。」一位家長在反饋表上寫道,「這只是試點。真正的精英學校考試將有數千名學生參加。」 另一位家長警告該部門,孩子在離開考點時可能在人群中迷路。 一份日期為2024年7月的報告指出,部分兒童在考試結束後「自行離開尋找家長」可能存在安全風險,而其他家長則表示接送流程「混亂、緩慢、擁擠且令人困惑」。 該部門於去年6月在悉尼、Newcastle 和 Bathurst開展試點精英學校考試和OC班考試。超過700名三年級和五年級學生參與此次試點,旨在在2025年考試前發現問題。 今年約有3萬名學生申請參加考試,所有學生都爭奪公立系統學術精英學校或OC班的熱門名額。 今年是學生首次在超大型考點(包括Canterbury Park Racecourse、Randwick和悉尼奧林匹克公園)的計算機上參加精英學校考試。往年考試均在公立學校舉行。 政府將考試外包給私人服務提供商Janison,該公司以4500萬澳元合同承接線上考試。
新州寄宿學校的入學人數在疫情前數年和疫情期間下降後,正緩慢恢復。澳大利亞寄宿學校協會(ABSA)數據顯示,去年新州有約6350名寄宿生,高於2021年和2022年的約5900人。 克羅克(Amelia Croker)正準備升入11年級時,從戈爾本(Goulburn)以北的當地公立中學轉學到悉尼內西區的一所私立女子寄宿學校。 「我從一所只有200名學生的學校轉到了一所超過1000名學生的學校——這讓我有點震驚。」克羅克說,她兩年前在Glebe的聖舒拉卡學院(St Scholastica』s College)完成HSC考試(新州高考)。 「我知道自己最終會進入寄宿學校。如果你來自農村地區,通常只在高年級階段寄宿,因為這需要巨大的經濟投入。而且年紀太小的時候會更困難。」她解釋道。 她表示,對當地HSC科目選擇的擔憂也是轉學寄宿的另一個原因。 當她進入克魯克威爾中學(Crookwell High)七年級時,她所在年級約有75名學生,但到十一年級時,這一數字已降至不足20人。她說:「老師們非常盡職,他們本想開設更多科目,但學生人數不足。」 ABSA首席執行官斯托克斯(Richard Stokes)表示,他正在關注英國學校費用中新增的20%的增值稅銷售稅可能帶來的連鎖反應,以及英國學費上漲是否會促使更多海外家庭考慮澳大利亞學校。 「寄宿教育的最大挑戰是成本。」他說。新州有46所寄宿學校,其中許多是精英私立學校,寄宿和學費每年高達81,000澳元。 據《悉尼晨鋒報》報導,位於獵人山(Hunters Hill)的聖約瑟夫學院(St Joseph』s College)校長布雷克(Michael Blake)表示,該校在疫情後寄宿生入學人數有所增加,主要來自南方高地(Southern Highlands)、紐卡斯爾(Newcastle)和獵人谷(Hunter Valley)的家庭。該學院已開通前往南方高地的校車服務,每周日晚上接送寄宿生返回校園。 「我們看到一些復甦跡象,因為家長認為寄宿能為青少年提供一個有效的結構和框架。即使在科技方面,學生們也常常喜歡這些(限制使用手機的)規則,因為他們能獲得更多的睡眠。」 塔拉學校(Tara)的校長拉姆齊(Adele Ramsay)說。 她指出,對於7至10年級的學生,筆記本電腦和手機會在夜間存放在科技櫃中。「女生有這些柜子的密碼,但我們在睡眠時間會禁用密碼,因為我們知道良好睡眠的重要性。這也能讓她們從一天的活動中放鬆下來。」「此外,越來越多的學生住在離學校兩到三小時車程的地方,他們大多數周末會回家,但並非每個周末都回家,這取決於體育活動安排。」
紐寧頓學院(Newington College)實行男女同校的舉動引發爭議,其法律對決的焦點是 152 年前對「青年」一詞的定義,律師就該詞是否僅指男孩和青年男子發生衝突。 紐寧頓學院一名在校學生向新州最高法院提起訴訟,稱這所私立男校從翌年起實施招收女生的計劃違反學院 19 世紀的慈善信託條款。 這所擁有 162 年歷史的內西區學院在致家長的一封信中公布了完全男女同校的計劃。該決定引發家長和反對男女同校的校友的強烈反對和抗議,他們花費幾個月的時間進行遊說,要求撤銷這一決定。 在15日舉行的聽證會上,原告律師在法官帕克(Guy Parker)面前辯稱,學校 1873 年 10 月的原始契約中的「青年」一詞僅限於男孩的教育和進步。 該學生提交的一份索賠聲明指出,原始契約提到紐寧頓學院的信託財產和建立是為了提供「有效的青年教育課程」。 啟動訴訟程序的男孩的身份不能公開,因為他根據一份精神病醫生的報告獲得不公開令,該報告稱,如果他的身份被公開,可能會遭到欺凌。 周四,法庭看到大量 19 世紀的文件,其中概述青年一詞的歷史用法,包括字典定義、會議記錄以及《悉尼晨鋒報》1863 年和 1872 年的報紙文章。 代表紐寧頓議會的 Noel Hutley 說,「青年」一詞在 19 世紀的含義是青年男女的集合名詞,「青年作為一個集體的普通含義是不分性別的。」
悉尼兩所最負盛名的私立學校將在其初中校區逐步取消男女同校的做法,與獨立學校轉向男女生同校的趨勢相反。 東郊的 Kincoppal-Rose Bay 小學是男女同校,從七年級開始則是單性別女校。 校長托馬斯(Erica Thomas)在致家長的一封信中說,儘管該校提供幼兒園獎學金,但多年來一直在「努力爭取大量男生 」進入其名為巴拉特·伯恩(Barat-Burn)的小學校園。 Kincoppal 是一所獨立的天主教學校,於 1914 年首次在初中招收男生。托馬斯說,最後一批進入幼兒園的男生將於 2028 年入學。 私立男校 Shore 也已確認,從明年起,該校北橋校區(Northbridge)的幼兒園至二年級預備班將不再招收女生。Shore 預科學校自 2003 年以來一直實行男女同校。 這兩所高收費學校的決定是在單性別私校和天主教學校紛紛轉為男女同校的背景下做出的,全男校Newington 與 Cranbrook準備從 2026 年起招收女生。 Shore校長科利爾(John Collier)說,越來越多的家長急於讓自己的孩子就讀一所從幼兒園到12年級的學校,這樣他們就不需要在小學畢業後轉學了。 Kincoppal 和 Shore 是少數幾家在小學提供男女同校教育、在中學提供單一性別教育的私立學校。國王學校(King’s School)在莫斯谷(Moss Vale)開辦一所男女合校的初中和寄宿學校。 據《悉尼晨鋒報》報導,科利爾說:「多年來,我們看到的是(女生入學率)逐漸下降。」「因此,市場已經決定,女孩的父母也已經決定,這對她們來說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從根本上說,我們是在追隨家長的步伐,這使得整個事情不可避免,議會也認識到了這一點。」
關於新州教育經費的分配和 Gonski 改革的成效,不同居民及機構展開辯論。該州教育系統領導人暗示天主教和獨立學校可能沒有立足之地,被批評為「孤立主義」。 新州教育廳長迪茲達爾(Murat Dizdar)在一篇文章中說,私立學校的存在「需要辯論和討論」。在4月7日播齣節目前幾個小時,他對自己的言論進行修正,稱自己並非有意不尊重天主教和獨立學校的同事,並承認他們在新州教育中的作用。 據《悉尼晨鋒報》報導,新州天主教學校(Catholic Schools NSW)首席執行官麥金納尼(Dallas McInerney)對迪茲達爾的願景提出質疑,認為這給非公立學校的作用和未來打上問號。新州獨立學校協會(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 Schools of NSW)首席執行官埃文斯(Margery Evans)則委婉表示,「嚮往一種從未在本國出現過的海外教育模式是毫無建設性的」。 保衛公立學校委員會大力反對向私立學校提供資助,直到 1981 年在高等法院的一樁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案件中敗訴。該委員會誤以為向宗教學校提供資助違反憲法。 雖然幾乎所有州立學校的資金都來自各州,幾乎所有私立學校的資金都來自聯邦和收費,但由於各州和領地未能實施 13 年前簽署的以需求為基礎的 Gonski 改革方案,公立學校資金匱乏的情況仍在繼續。 新州的後果之一是公立學校的入學率不斷下降,因為越來越多家長不願選擇公立學校,轉而就讀私立學校和天主教學校,許多人都是新移民,對子女寄予厚望,部分原因是考慮到學習成績、紀律嚴格度以及對暴力問題的擔憂。 隨著新郊區開放,吸納不斷增加的人口,私立學校和天主教學校也紛紛進駐,以填補州政府未能提供足夠基礎設施(包括小學和中學)所留下的空白。去年是新州公立學校入學率最差的一年,在過去三年,新州公立學校的入學人數減少約 2.5 萬人。
悉尼猶太社區的成員呼籲警方調查莫斯曼(Mosman)中學外的種族主義納粹圖像。 北岸(North Shore)居民發現,當地一所中學外的信號箱被人惡意破壞,上面印有種族主義納粹圖案,目的是抹黑電動汽車品牌特斯拉。 莫斯曼中學附近的這幅未經授權的海報上有一個眯著眼睛的倒置特斯拉標誌,並將特斯拉的 「S 」換成納粹符號,很快就被教職員工蓋住。 據《每日電訊報》報導,該校校長懷亞特(Susan Wyatt)曾試圖親自撕下海報,但發現貼紙是用塑料封住的,於是她請學校藝術部的工作人員用同色系的顏料將海報塗掉。 4月10日下午,北岸警區指揮部的警察到學校調取監控錄像。 悉尼猶太社區成員呼籲警方徹查此事,他們告訴《每日電訊報》,海報製作者使用納粹標誌的行為「令人痛心、麻木不仁且不恰當」,在新州屬於犯罪行為。 一位社區成員說:「展示納粹黨徽會給人們帶來創傷,人們不應該看到納粹黨徽。它鼓勵人們將納粹萬字元號作為一種武器,用來對付他們不喜歡的人。」 最近數周,隨著特斯拉首席執行官馬斯克(Elon Musk)升任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高級顧問,以及他作為政府效率部(DOGE)負責人的行為,該汽車品牌、其產品和客戶都受到攻擊。 莫斯曼市議會一位女發言人證實,他們正在努力清除分布在市內其他地方的此類海報。
悉尼排名前100位的中學名單已經出爐,其中許多公立學校的成績優於收費高昂的私立學校。 「進步教育」(Better Education)對2024年學業成績的分析顯示,悉尼的精英公校,包括詹姆斯·魯斯農業中學(James Ruse Agricultural High School)、寶康山中學(Baulkham Hills High School)、北悉尼女子中學(North Sydney Girls High School)和北悉尼男子中學(North Sydney Boys High School),在關鍵科目上取得優異成績,成為新州最好的學校之一。 除悉尼文法學校(Sydney Grammar)是私立學校外,其他排名前 20 的學校均為完全精英公校。 悉尼北岸和東郊富裕地區的私立學校佔據榜單前半部分,包括阿博茨萊(Abbotsleigh)、聖阿洛伊斯(St Aloys)、諾克斯(Knox)、雷德頓(Reddam)、皮姆伯女子學院(Pymble Ladies College)和雷文斯伍德(Ravenswood)。 分析表明,前 100 名中有 33 所為公立學校,其他上榜中學均為獨立學校,包括私立學校和天主教學校。 據《每日電訊報》報導,儘管在2023年被同為精英學校的北悉尼男校(North Sydney Boys)奪走長期佔據的HSC排行榜榜首位置,但根據Better Education的衡量標準,詹姆斯·魯斯農業中學仍是新州最好的學校,在家長眼中也同樣如此,很多家庭為讓孩子進入這所學校,不惜向精英學校考試輔導班砸錢。 諾克斯文法學校(Knox Grammar School)在學生行為和每年超過 42,000 澳元的學費方面備受爭議,但該校仍然是該市最受歡迎、成績最好的單性別私立學校之一,在全男生獨立學校中,其學業成績僅次於基里比利(Kirribilli)的聖阿洛伊修斯學院(St Aloysius’ College)。
去年,新州公立學校學生長期缺課的比例堪憂,每10名學生中就有4人每兩周至少缺課一天。家長以「不合理」的理由讓孩子待在家裡的人數增加,以及生病人數激增,都是造成曠課率上升的原因。 澳大利亞課程、評估和報告局(Australian Curriculum, Assessment and Reporting Authority)的數據顯示,在所有學校中,59.5%的學生去年有超過90%的時間在校學習。在公立學校,只有 55.8% 的學生有 90% 以上的時間在校學習。 據《悉尼晨鋒報》報導,新州中學校長理事會主席Denise Lofts表示,在幼兒心理健康日益惡化的背景下,學校正努力為家長和學生提供支持。 「這個問題比我們想像的嚴重。我們只是觸及了表面,而它涉及到參與、歸屬感、互動和社會意識。就出勤率而言,這些都是大問題。」她說。 她指出,家長和學校都在努力應對兒童心理健康問題發病率上升所帶來的後果。「我們發現……家長正在失去他們的一些權威和支持上學的意願。」 天主教學校出勤率達到90%的學生比例從 10 年前的 80% 下降到去年的 63.8%。私立學校的學生比例也有所下降,2015 年有 81% 的學生大部分時間都在上課,而去年只有 67.8%。 新州教育局對去年出勤數據的分析發現,公立學校學生曠課972.99萬天。其中300萬天為無故曠課。 出勤率不僅是新州的問題。去年,英國教育部長指責在家工作的家長讓學生也待在家裡。維州教育局告訴家長:「缺課沒有安全天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