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驚爆私生活混亂後 中國游泳名將季新傑急闢謠
2026 年 6 月 4 日
今年中國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結束，一向被稱作橡皮圖章和花瓶的兩會在當今中國還有什麼價值？在兩會開會之際，俄羅斯總統普京發動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正在激烈進行，戰爭延續至今且激烈程度不減反增。跟普京相比，明裡暗裡支持普京的中國共產黨領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判斷力表現如何？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科學教授就這些問題提出了他的直言不諱的看法。 1971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不久之後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至今的政治科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堪稱美國乃至世界中國研究學界的老資格學者。他的許多學生和熟人誇讚他謙恭有禮，學養深厚；他談論學術問題、談論中國問題的時候總是能深入淺出，以最淺顯的語言展示他力圖擺脫成見或俗見的認真和深入的思考。 在許多人認為自高調強調要一錘定音的習近平上台以來，原本就是橡皮圖章和花瓶的兩會現在已經毫無價值之際，黎安友指出，兩會尤其是省級的兩會讓政府官員和社會精英每年能集聚一堂相相互通氣還是有一定的價值。 談到普京和習近平的比較，黎安友認為截至目前普京的判斷力表現很差，習近平相對而言要強得多。黎安友為此提出了他的一系列論據。 以下是黎安友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記錄摘要的第一部分。黎安友所表達的是他的個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國之音。 普京與習近平判斷力與智力哪個強 金哲問：俄羅斯總統普京發動了對烏克蘭的全面入侵。自戰爭爆發以來，俄羅斯總統普京和支持俄羅斯的中國的領袖習近平他們的判斷力和智力受到了世人更多的關注、分析、評論。作為長期觀察中國的人，您認為，自從俄烏戰爭爆發以來，跟普京相比，習近平所表現出來的判斷力和智力如何？ 黎安友答：我可能是屬於少數派，是不是這樣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個人認為習近平很聰明，我認為普京不聰明。普京怎麼說呢？他太情緒化。或者說，在做決策的時候，他的情緒因素太強，因此過份孤立。你可以說普京多少有一些迷信，他不太現實。而習近平，我個人的判斷是他雖然面臨的問題更多，他面臨國內、國外的局面很複雜，有很多難題。但我認為他還是比較聰明。 舉個例子，他在南海擴張中國的勢力但沒有引起西方或別的國家的強烈的反應，沒有引起戰爭。他迴避衝突，他慢慢地擴張中國的勢力，但不去碰別的國家的紅線。也就是採取「切香腸」（salami cutting）戰術，慢慢地看機會，尋找戰略的機會，慢慢擴張中國的勢力。 「一帶一路」 也是一個例子。他用經濟的實力來強化中國對全球的影響。不攻擊別的國家，不放棄尊重別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這個國際原則，中國一直是尊重這個原則的，但普京不尊重這個原則。 包括在台灣問題上，當然我個人是站在台灣的一邊。但是客觀地觀察習近平，客觀地觀察習近平的台灣政策，他是慢慢地強化對台灣的壓力，但是也沒有攻擊台灣。也可以說，沒有過早的動用武力。而且，他一直說希望能夠和平解決所謂的台灣問題。 所以說習近平這樣的做法比較聰明，比較小心謹慎。我十年前跟另外一個學者斯科貝爾出過一本書叫《中國的安全追求》（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我們那本書的前提是，中國是一個面臨很多很多安全問題的國家，包括國內的安全，政權的安全問題，還有國外的安全問題。 中國的安全狀況不是那麼舒服的，是非常不舒服的。所以它要追求、要改善它的安全局面。在中國的經濟增加到一定的水平，它的軍力發展到某一個地步，中國會努力改善它的安全情況。這是一個必然的現象。這當然會碰到其它的國家，其中主要是美國，但也包括印度、日本等國的反彈。這是一個必然的現象。但是習近平他不冒險，他是一步一步去追求這個目標。 如何看毛澤東跟習近平對蘇俄態度迥異 問：2012年習近平上台之後不久，許多人就開始把中國共產黨前獨裁者毛澤東和習近平相提並論。說到毛澤東和習近平，我們從李志綏大夫寫的《毛澤東個人醫生回憶錄》得知，即使中國在高唱中蘇友好的時候，毛澤東對蘇聯/俄羅斯也很瞧不上，毛對蘇俄領導人如斯大林和赫魯曉夫充滿警惕甚至反感。但習近平則好像很傾慕俄羅斯總統普京。習近平甚至當面對普京說：「我覺得，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 」 毛澤東與習近平的這種差異該如何解釋？ 答：我認為這個差異不是毛和習的差異。這個差異是中國和俄羅斯的國力的差異。當時（在毛澤東時代）蘇聯是（共產黨政權陣營當中的）老大，中國相對比較弱。所以蘇聯能夠威脅中國。在開始的時候，毛澤東想借一些蘇聯的力量和經驗還有錢來發展中國。但後來因為蘇聯威脅中國的安全，而中國比蘇聯弱，毛為了追求安全，追求中國的獨立，只能跟蘇聯分裂。 現在中國是老大。所以習近平是想利用俄羅斯來強化他自己的安全追求。從習近平的角度來看，最威脅中國安全的是美國。所以，誰能幫習近平對抗美國或者促使美國衰落（誰就是他的朋友）。因為中國和俄羅斯都有一個判斷，它們都認為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美國在慢慢地衰落，所以它們要促進美國走下坡路，不要幫美國強大。所以習想利用俄羅斯。 我們都要承認，在現在的情況下，習利用俄羅斯的計劃碰到了一個難題，這就是，他不能控制普京。而普京我們剛才也提到了，普京不夠聰明，判斷力非常缺乏。這就使習現在面臨一個難題。他不想放棄普京。因為放棄普京對美國有好處。但他也不想完全站在普京的一邊，因為普京弄出了大差錯，這不符合中國的利益。習近平如何解決這個難題，我們還要等著瞧。 如何理解習近平式的防疫政策 問：在我們現在說話的時候，中國正在繼續推行富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防疫運動，也就是不惜一切代價、甚至不惜疫區大眾的基本生活甚至生死的代價來防疫。在當今世界，似乎沒有似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既是國家領導人又明顯自以為是全國乃至全世界防疫最高權威。但中國有這樣一個親自指揮、親自部署防疫的國家最高領導人。您對中國的這種不幸或有幸運什麼見解？ 答：我對習近平防疫政策的解釋還是從安全的角度。也就是說，這個政策所展示的是（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焦慮。這個政權認為它是否能夠永遠執政取決於人民是否信任和愛這個政權。而讓人民信任和愛這個政權也就是共產黨這個執政黨，這個黨認為它需要所謂的為人民服務。執政黨認為它要永遠執政，就要充當老百姓的父母官。它得保護、服務，要拿出東西來。 所以面臨疫情問題，他們做出了一個錯誤的判斷。他們認為我們要保護我們的人民，十四億人不能讓一個人生病。但這是不可能達到的目標。但是因為中國的官僚體制比任何一個國家的官僚體制都龐大，更有能力深入全面地控制社會的一切，它已經形成了那麼一個龐大的官僚體制，所以它可能在開始的時候認為我們有這個工具，我們可以控制一切，我們可以控制疫情，包括這個小小的病毒。 他們大概是錯誤地判斷了造成疫情的這個小小的病毒的能力。 如何看普京低估烏克蘭與習近平低估病毒 問：我就想問黎教授，您剛才說習近平在應對這個小小的病毒方面他做出了錯誤的判斷。這就要使人想，這好象跟普京差不多嘛。普京在打烏克蘭的時候好象也是有這樣的誤判，他認為小小烏克蘭或以輕鬆的打下。這就讓人想起普京跟習近平的相似。他們是不是跟下面的溝通出了問題，普京對烏克蘭判斷錯誤，習近平對病毒判斷錯誤，但他們都不知道他們的錯誤？ 答：這個類比有一定的邏輯，但是不同的是，普京應該知道他不可能控制烏克蘭。這是他可以知道的。如果有一個客觀的判斷，有可靠的情報系統，普京是可以知道攻打烏克蘭是行不通的。但是疫情是沒有一個國家知道能怎麼控制的。這個疫情是一種無前例的病毒。 美國可能是對這個病毒判斷失誤最大的國家。台灣可能是到現在為止控制病毒最成功的。普京攻打烏克蘭沒戲，他應該事先知道。但是我不能說習近平應該知道這個病毒的厲害程度，因為沒有人知道這個，也沒有辦法知道這個。我這不是想為習近平說好話。 但是作為一個學者，特別是作為美國的學者，因為現在中美關係惡化到這種地步，我們要用客觀的分析來避免最壞的結果。所以，我們的責任很大。我們非常容易說中國或習近平的各種各樣的壞話。 普京給習近平帶來了難題 問：這使我想起來現在有很多的國家，包括美國，包括歐盟都寄希望於，至少是半心半意的希望中國能在俄烏戰爭中發揮作用，勸說普京不要再打了。但也有很多人這可能是一相情願的幻想，他們可能是過高地估計了習近平的智力，過高地估計了習近平的聰明。您如何看這個問題？ 答：中國連朝鮮都控制不了，他怎麼能夠控制普京呢？我們當然不知道內情，但我估計習會找一個中間的道路，不百分百站在普京的一邊，也不幫美國和歐洲控制普京。因為他沒有控制普京的能力，也不想犧牲他跟俄羅斯的反美統一戰線。所以，習近平他會盡量站在中間，不要選俄羅斯那一邊，也不選美國那一邊。他大概是這樣一種策略考慮。而中國跟烏克蘭也有相當的關係，很多糧食也是來自烏克蘭。
中國共產黨正大張旗鼓紀念建黨百周年，尤其在全球新冠大流行仍未結束之際，試圖顯示其實力不僅達到自己歷來最強，而且已步入替代美國成為世界首強、重塑世界秩序的軌道。 中共能否如願以償尚不清楚，但它成為美國和世界秩序的最大威脅已是美國朝野共識。 今年3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外交政策演說中指出：「 中國是美國21世紀面臨的最大地緣政治考驗。」 他還說，中國是「唯一擁有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來對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系—對所有那些我們希望世界以這種方式運轉的規則、價值觀和關係構成重大挑戰的國家。」 一個百年前由數十名信仰共產主義的激進青年建立起來的政黨，以及後來靠武裝奪權建立起來的國家，歷經過多次嚴重危機：大饑荒、文革、林彪出逃、粉碎四人幫、六四天安門事件，如今成為一個挑戰美國和現有國際秩序的世界大國。為什麼？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認為，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沒有單一答案。但他說，答案之一正如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說，是為確保中共執政要做「真男兒」。 「不管是毛、是鄧小平，還是習近平本人，都決心為中共執掌政權不惜做任何事情，包括為了執政做非常殘酷的事情。」黎安友說。 黎安友說，鄧小平時期中共找到了發展經濟的途徑，是回答這個問題的重要部分。「毛之後，這個政權實現了經濟增長，建立了龐大的中產階級，人們的生活相對改善了。大多數人感覺現在比過去好。」黎安友表示。 黎安友認為，在後毛時代，美國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也是答案的一部分，「美國經濟向中國產品開放，允許技術轉讓，金融技術，工程以及其它東西，還有教育了成千上萬中國人。」 但他認為，中國人民在其中發揮了更大作用。「我們始終應該讚揚中國人民的創造天賦。最終不是黨，也不是美國人，而是中國人民。」 中國經濟起飛 鄧小平有功還是有罪？ 英國前駐香港外交官、銀行家蓋斯德（Roger Garside）說，「鄧小平復出後重新掌權，開啟了改革時代。改革時代發生了什麼？決心繼續執政的共產黨，認識到必須在共產主義原則上做出讓步，它必須放棄國家社會主義，放棄指令性經濟，它必須允許中國人民發揮自己的能量和創造性，……這就是中共為保留政治控制權所付出的代價。」 「但是在大約2008年，共產黨領導層停止了從指令性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蓋斯德說。「為什麼？因為他們擔心這種過渡如果繼續下去，將會破壞他們對政治權力的壟斷，會破壞他們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控制。」蓋斯德解釋。 「這種改革將不會再次啟動，除非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蓋斯德斷言。 不過，《北京之春》雜誌榮譽主編胡平認為，中國超快的經濟發展跟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對1989年民主運動的軍事鎮壓，即「六四屠殺」有關。 胡平認為，「六四屠殺」同時也扼殺了80年代開始深化的中國經濟改革必然引發政治改革的進程，「黨內和民間民主力量遭壓制，使得中國私有化在缺少起碼的民主參與和公共監督的情況下成為權貴私有化、共產黨員私有化。」 因此胡平說，雖然它在道義上最為無恥、惡劣，「但在經濟轉型上卻可能是最有效最快捷的。」 他引述清華大學教授秦暉的話，中國模式的特點「除了低工資、低福利的傳統優勢外，中國更以『低人權』的『優勢』人為壓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資金和非再生資源）價格，以不許討價還價、限制乃至取消許多交易權利的辦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絕民主、壓制參與、漠視思想、鄙視信仰、藐視公正、刺激物慾來促使人的能量集中於海市蜃樓式的單純求富衝動，從而顯示出無論自由市場國家還是福利國家都罕見的驚人競爭力，也使得無論採用漸進的還是休克療法的民主轉軌國家都瞠乎其後。」 英國前駐香港外交官蓋斯德也說，中共的道德危機「是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之後制定的允許腐敗，有意為之的戰略的產物。」 蓋斯德最近出版新書《中國政變：自由的大躍進》（China Coup: The Great Leap to Freedom），還在加拿大《環球郵報》上發文《在中國政權更替不僅可能，而且迫在眉睫》（Regime Change in China is not only possible, it is imperative）。 習近平強硬外交政策化友為敵 蓋斯德認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推行挑釁性對外政策，是中共成為美國及現有國際秩序最大威脅的主要原因。 「習近平在其執政期間，將美國及其日本、歐洲盟友，從良性夥伴變成敵手，他通過奉行某些政策，某些戰略確保中國與日本、美國及其盟友發生衝突，這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獨立法律學者虞平認為，很多國家認為習近平試圖改變國際社會認同的基本價值觀，即人權、民主和個人自由等，「其實中國在這個過程中一直不斷在悄悄地挑戰也好、改變也好，或者是不斷地把自己的內容加進去也好，是一直在這麼做。」虞平說。 虞平舉例中國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所代表的那些數目眾多但人權狀況不佳的國家，「它以生存權為基本前提、以主權高於人權來抵抗和消除西方對這些國家人權侵犯的批評。甚至去改變對具體人權狀況的描述。」 虞平說，在經濟交往中，中國被指不遵守國際規則，特別在知識產權方面，利用國家權力扶持自己的企業，以形成國內國外的壟斷。 而在軍事方面，虞平指出，中國為了爭取南中國海的利益，試圖把九段線變成國際標準，「自己作為《海洋法》公約的簽約國卻拒絕接受《海洋法》規定的實際上強制仲裁的規定，中國其實在加入《海洋法》時對接受仲裁這一條並沒有保留。這是對國際規則的一種挑戰，或者說一種破壞。」 虞平說，中國壓垮西方對中國還有幻想的最後一根稻草就是香港問題。「在香港問題上中國是進退失據的。一方面對外來的批評採取的立場是說《中英聯合聲明》是已經失效的文件，然後對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對香港公民予以保護又說是破壞了《中英聯合聲明》。」 「它送給國際社會的信息是，它在利用上升空間產生的國際影響在逐漸地改變國際社會自二戰以來形成的以《聯合國憲章》、兩個人權公約，以及一系列國際政府間組織的一些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虞平說。 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的中國政策首席顧問余茂春認為，中共的壯大跟中共的機遇有很多關係。「外部世界對它有不少迷惑性認識，所以給予它很多機會。我經常講，中國共產黨在國際上一直說它代表中國人民，這樣很多希望中國人民強大起來、富裕起來的政府、國際機構，都沒劃清這兩者的關係，而給予它很多的機遇，這種機遇就是它能成長、壯大的一個很重要因素。」 余茂春認為，中共可以強大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它對國家資源的壟斷，對老百姓的榨取，」 他認為，如果在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中共不可能變得這麼強大。中共對國內的資源、對老百姓的生產勞動所獲進行全面的壓榨，這樣它當然可以變得很強大。」 中共百年謀略：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獨立學者高伐林告訴美國之音，「謀略」，是中共能生存、發展並壯大的真正超級法寶，對此人們研究得還不夠。 「無論是中共打江山還是坐江山，高明的政治謀略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很多緊要關頭甚至是決定性的因素。毛語錄中老三段其中一段就是，「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高伐林說，中共常被批不講誠信、說話不算話、幹事無底線，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說，就是搞陰謀詭計。 高伐林將中共的陰謀詭計歸納為兩大方面：「第一是表裡不一：說一套，做一套；第二是出爾反爾：翻手雲，覆手雨。」 高伐林舉例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雖然明文規定是中國最高權力機關、最高立法機關，還有政協，聲稱是「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統一戰線組織」，看起來是跟西方的參眾兩院制度相似。 但高伐林說：「西方的政治謀略，是在這個制度框架之內合縱連橫、壯大自身、擊敗政敵；而中國的政治運作和決策是在人大和政協內的博弈嗎？完全不是。中國的政治運作和決策根本就甩開了人大、政協，是策劃於密室的黑箱作業，作出決定後有的交給人大、政協舉手、拍手，更多的根本就不經過人大、政協。」 高伐林說，中共司法系統、黨派和民間團體，「不管掛名一把手是誰，真正實際操作的一定是中共組織部按照黨委旨意派去掌舵的領導。這些機構要麼是聾子的耳朵純屬擺設，要麼是掛羊頭賣狗肉。撤掉這些組織一點都不影響中共行使權力。那為什麼要他們呢？就是為了表面上跟國際接軌，為了應付外界，更為了應付民眾。」 中共建黨百年之際，高伐林從3月21日開始在推特上推出《黨史三百則》，天天推一條黨史。 他說，「共產國際在中共成立之初的大約10多年間，派許多顧問手把手地向中共傳授列寧、托洛斯基、斯大林的理論和策略，激發了中共黨人吸收和運用中國傳統文化中最負面的部分，這給陰謀詭計賦予了正當性，用一句話說就是：『目標遠大，不擇手段』」。 「成也謀略、敗也謀略」 「這方面毛澤東是大師，現在的習近平跟毛相比段位差遠了。」高伐林說。「他（毛澤東）把《水滸》、《三國演義》和《韓非子》、《孫子兵法》、《資治通鑒》等等廟堂和江湖的權術熔為一爐。」 「抗戰中毛澤東給在蘇聯讀中學的兩個兒子寄書，我看過那個書單子，大多數是武俠小說、歷史演義。這些也正是毛自己謀略的來源之一，在毛那裡，手段沒什幺正當不正當之分，能達到目的就行。」 高伐林說。 習近平的謀略段位雖不及毛，但亦步亦趨學毛卻是事實。「2012、13年他（習近平）上位之後，為什麼能迅速掌控局面？就是利用中國傳統文化中民眾對貪官、對奸臣的痛恨，與他的盟友王岐山一道，打起 『反腐敗』大旗，拿下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計劃這些前任和現任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也就是他們所說的貪官，還有幾百位副部、省部以上官員，民眾當然拍手叫好，但同僚噤若寒蟬，甚至元老也都啞口無言，誰的屁股上是乾淨的呢？」 高伐林說，毛習之間最大差別是，「毛的威勢是在同輩人的競爭中脫穎而出的，他有帶領中共打下天下這樣的經歷打底，他不需要頭銜也能一言九鼎，就像他退居二線什麼時候想回到一線就是一句話的事。」 而習近平是從縣、市基層官位上一步步爬上來的，「他的政壇經歷直到他登上大位之前的大部分時間頭上都有大佬罩著，都還得像小媳婦一樣看元老的顏色。他的權勢，是他的職位賦予他的，所以他需要把十幾二十個小組組長的官帽都戴在自己頭上。」 「毛澤東往往後發制人，」高伐林舉例1957年的反右運動、1962年7千人大會，以及1966年文革，「因為他有強大的勢，他玩得起這樣的把戲，」高伐林說。 但習剛好相反，「習近平往往是先發制人，他沒有毛那麼強大，他如果讓對方先出手，很可能就一步被動，步步被動， 」高伐林舉例，「習上任之後，他多次批評『歷史虛無主義』，在我看來這就是賊喊捉賊，他搶先這麼喊，實際就把一切探尋真實歷史的聲音給封殺了。」 但高伐林說，從中共百年歷史看，「中共玩謀略，最後『成也謀略，敗也謀略』」。他舉例林彪事件導致毛晚年眾叛親離、孤獨終老，「因為謀略都是在一定範圍和條件下得逞的，超出了範圍就玩不轉。」 「習近平現在所處的時代科技日新月異，信息傳遞極快、封禁很難做到，」高伐林說。「內心真信習近平的人也不是沒有，但是會越來越少。」 有關中國是美國和世界秩序最大挑戰的辯論 對於國務卿布林肯 「 中國是美國21世紀面臨的最大地緣政治考驗」 ，以及中國是唯一擁有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來對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系構成重大挑戰的國家的說法，有學者提出不同看法。 「我認為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能高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力和前景」，今年7月1日就滿91歲的紐約大學法學院榮退教授孔傑榮說。 孔傑榮承認，中國已經是一個超級大國，但它仍面臨多個嚴重問題： 「中國的人口正處於嚴重下降的開端，勞動力正在縮減，生育率數據下降，大量人口正在退休。這會造成養老金問題，造成勞工問題。」 「中國存在嚴重的資源問題。他們不能繼續建更多燃煤發電廠，仍然向世界承諾，他們將減少碳排放量。」 「你會發現百姓的不滿，不僅僅是受壓制的西藏、新疆，以及現在的內蒙古和其他地方的少數民族，而且你看到百姓為應對普遍任意統治做出的反應，百姓抗議大規模任意逮捕、神秘死亡、原因不明的侵犯人權行為。」 「從現在開始的二十年，我認為我們將會看到，由於中國共產主義政權的弱點，中國的實力相對於美國會較弱。」 這位畢生研究、幫助中國的退休教授說。「我們的國家面臨著嚴重的問題，但我們正處於激動人心奮鬥的開端，一個出現大變的新時代，」他補充。 黎安友教授則認為，說中國破壞世界秩序是一種口號（rhetoric）。他認為，中國的經濟體量終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但這會破壞現有的世界秩序嗎？」 他問道。「我認為，從廣義上講，現有的世界秩序是中國喜歡的東西。聯合國、主權原則、自由貿易、全球投資和技術流動，都是中國喜歡的東西。」 「從我作為學者的角度來看，世界秩序不是固定不變的，它會發生變化，中國希望對這些變化產生更大影響；但它不想重新開始並建立一個完全不同的體系。」 黎安友說。「今天的中國領導人與其他大國的想法並沒有什麼不同，就是他們都希望獲得更大的影響力。」 但獨立法律學者虞平表示，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恐懼是有證據和理由的。「大家很擔心一個獨裁國家成為世界主流，因為中國現在不僅說它想改變規則，它更重大的做法是向世界證明中國模式的成功。」 「二戰後《聯合國憲章》和《人權宣言》，以及一系列法律文件，包括近二、三十年來在聯合國體系內創立的一系列規則，都是二戰以來以民主自由法治為前提的，」虞平說。「如果共產黨說，我做的一套跟這都沒有關係，而且我還做得很成功，你說這不是對現有體制的挑戰又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