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

黃萬里與張光斗兩個中國知識分子，他們都在上世紀30年代到美國留學，學成之後都回國報效，在國民政府部門任職。1949年之後，兩人又都在中國最著名的學府當教授，同時也都參與國家重點專案的技術領導和諮詢等，繼續實現他們年輕時代的愛國夢…… 但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夢。這兩人就是清華大學水利系的黃萬里教授和張光斗教授。 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上的分歧 1952年毛澤東在鄭州登上邙山東壩頭，眺望黃河，問：黃河漲上天怎麼辦？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王化雲答道：不修大水庫，光靠這些壩埽擋不住。自從大禹以來，古人治水只講疏導二字，治了幾千年黃河還是條害河。如今咱共產黨要搞建設，那就不僅要免除水患，還得讓黃河做點貢獻。所以，我產生一個思想，叫做蓄水攔沙，用大水庫斬斷黃河，叫它除害興利！1954年，鄧子恢在懷仁堂向全國人大代表們宣布了中國政府的宏偉計劃：「我國人民從古以來就希望治好黃河和利用黃河。他們的理想只有到我們今天的時代，才有可能實現。在三門峽水庫完成之後，我們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國人民就可以去黃河下游看到幾千年來人民所夢想的這一天──看到黃河清！」 由此可見，中國政府建設三門峽的工程目標，首先是一個政治目標，要用大壩工程來實現黃河清，來證明毛澤東的偉大和正確；經濟技術目標其次，其中又以發電為主，三門峽一個大壩的裝機容量相當於1949年全中國的發電機裝機容量，毛澤東認為蘇維埃加電氣化就等於共產主義，有了電，中國離共產主義自然就不遠了。 歷史上有鯀治水失敗和禹治水成功的教訓、經驗。黃河是條多泥沙河流，人稱「一斗水，泥沙居七」，用建水庫大壩來攔水蓄沙，實現黃河清的目標，是個錯誤的工程措施。簡單地說，是和大禹治水的原則背道而馳，不是疏、導，而堵、攔，就又回到鯀的老路上去。 為了建設三門峽水庫大壩，中國政府邀請了蘇聯專家，同時也邀請了上述兩位到西方留學過的水利專家黃萬里、張光斗，參與工程的規劃設計工作。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參加工程規劃設計的幾百名科學家，沒有人敢對毛澤東欽定的三門峽工程說個不字，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黃萬里和一個名叫溫善章的小技術員，對大壩工程提出反對意見。黃萬里舌戰群儒，和蘇聯專家、中國專家展開激烈的爭論。 黃萬里認為：三門峽大壩建成後，黃河潼關以上流域會被淤積，並不斷向上游發展，到時候不但不能發電，還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時指出，黃河清只是一個虛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學上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不用說河水必然夾帶一定泥沙的科學原理不能違背，就是從水庫流出的清水，由於清水的沖刷力要比夾帶泥沙的濁水強大，將猛烈沖刷河床，必然要大片崩塌，清水也必將重新變成濁水。黃萬里之黃河不可能變清，是一句真話，是一句實話，但自以為是聖人的毛澤東就不愛聽這真話。 張光斗則積極支援毛澤東的建設三門峽大壩的主張，並出任工程的技術負責人。黃河的年平均泥沙量為16億噸，而中國方面向蘇聯提供的技術資料中，卻將泥沙量降低到13億噸，並且提出，由於上游的水土保持措施，每年的泥沙量將減少3％，20年一共減少60％，到那時黃河的泥沙淤積問題就可以解決。由於中方向蘇聯提供了假資料，使蘇聯在工程失敗後無須承擔任何技術責任。 1957年4月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正式開工。 政治生涯上的榮辱之別 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等的親自關懷下，1956年張光斗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被選為全國先進生產工作者。1959年9月，毛澤東視察北京密雲水庫，聽取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張光斗的彙報。張光斗盛讚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並把清華大學水利系師生參加密雲水庫的設計，稱為貫徹毛澤東教育思想的具體行動。張光斗的彙報得到毛澤東的高度評價，張光斗也就成為共產黨所需要的又紅又專的科學家。 黃萬里因為反對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反對蘇聯專家的意見，而被歸入另類。1957年5月，黃萬里在《新清華》發表了《花叢小語》的散文，批評北京市在馬路建設上違反施工常識，造成新建馬路到處翻漿，車輛無法通行，盡說美帝政治腐敗，那裡要真有這樣事，納稅人民就要起來叫喊，局長總工程師當不成，市長下度競選就有困難！我國的人民總是最好說話的。你想！沿途到處翻漿，損失有多麼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楣的總是人民！同時，他還對毛澤東的有關人民內部矛盾及知識分子問題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說世界上沒有不聯繫實際的理論，只有提高不到理論的實際。黃萬里的講話和文章被一些人打小報告到了毛澤東那裡。毛澤東看了《花叢小語》一文後，批評黃萬里這是甚麼話，把美國的月亮說得比中國的圓。黃萬里的右派帽子一戴就是21年，是清華大學最後摘帽的右派。 黃萬里到三門峽大壩工程去接受勞動改造。即使成了右派份子，黃萬里還是念念不忘對黃河泥沙規律的研究，在工棚昏暗的油燈下，他完成了《論治理黃河方略》等許多重要科學論文，為後人留下寶貴的資料和經驗。黃萬里說：有史以來，幾乎每個文人都有其治河策略的看法。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六大家也都提出過治河觀點。清朝時候還有人以治水策考中狀元，但那些觀點都是僅憑直覺的。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對一些錯誤的做法不作任何評論，別人對我無可指責。但我確實是學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輩子水利，我不說真話，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關天、子孫萬代的大事！ 在大饑荒年代，中國人也勒緊褲帶，支援建設三門峽工程巨額資金的需求。1961年三門峽大壩建成，1962年2月第一台15萬千瓦機組試運轉，但是水庫蓄水後一年半中，15億噸泥沙被攔截在三門峽到潼關的河道中，潼關河床淤高了4.5米，迫使黃河最大支流渭河水位上升，直接威脅中國西北的經濟中心西安的安全，中國最富裕的關中平原上，大片土地出現鹽鹼化和沼澤化。好大喜功的毛澤東聽到此消息，氣急敗壞地說：三門峽（大壩）不行就把它炸掉！三門峽大壩工程的失敗，證明了黃萬里的反對意見是正確的，也證明了毛澤東的決策和以張光斗為首的中國科學家和蘇聯專家的論證是錯誤的。毛澤東和黨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應該向黃萬里道歉，張光斗等專家應該為三門峽工程的論證錯誤承擔技術責任。 三門峽工程失敗的直接結果，是對黃河河流生態環境、特別是中下游流域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黃河三門峽至潼關的淤積泥沙至今沒有解決；關中平原50多萬畝農田的鹽鹼化；水庫淹沒了大量的農田；水庫毀掉了文化發祥地的珍貴文化古迹；黃河航運的中斷；30多萬移民的生活未能安置好，許多移民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三門峽工程直接經濟的損失為：高壩當低壩用，工程本身就浪費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發電機裝機能力只有原來的1/5，發電目標沒有達到；高壩低用，防洪目標無法實現；兩次改建增加的費用，以及增加的常年運行費用等等。據最保守的估計，這些直接經濟損失已經超過三門峽工程的總造價，當時又是所謂三年大饑荒期間，如果把三門峽工程的投資用於救災，中國至少可以減少上千萬非正常死亡人數。 三門峽工程失敗了，毛澤東的威望卻通過造神運動達到了頂峰，張光斗的學術地位也達到了頂峰，他不但是中國科學院的院士，也是中國科學院主席團成員兼技術科學部副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副主任、清華大學副校長、黨委副書記、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校務委員會名譽副主任、水利水電科研院院長、中國水利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科學》和《科學通報》副總主編、《水利學報》主編、黃河水利委員會和長江水利委員會技術顧問、中國國際工程諮詢公司、成都、中南、西北、貴陽、昆明勘測設計研究院的技術顧問。1994又成為中國工程院的院士，就是人們所說的雙院士。 三門峽工程失敗後，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黃萬里仍然頂著右派的帽子，後來摘帽之後仍然沒有授課權。經過黃萬里本人和清華大學師生的抗爭，直到1998年長江洪水後，他才重新獲得授課權。此時他已87歲高齡，並患有癌症，但他還是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授課權。他批評黃河三門峽工程論證中有專家竟肯放棄了水流必然趨向挾帶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奴顏地說黃水真的會清的，下游真會一下就治好，以討好領導的黨和政府。試想，這樣做，對於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害？他的動機是愛護政府還是愛護自己的飯碗？正因為如此，黃萬里的頭銜只有兩個，教授和右派。 三峽工程上再次針鋒相對 1982年鄧小平為長江三峽工程開了綠燈，1984年國務院原則批准三峽工程。剛剛摘掉右派帽子的黃萬里，對中國決策者在沒有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的情況下就作出決策的做法，提出了嚴厲批評。1986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進行長江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由水利部負責組織。兩院院士張光斗被邀請為特別顧問，而黃萬里則被拒絕門外。1993年，國務院組織審查長江三峽工程的初步設計，張光斗擔任審查委員會技術總負責人。之後國務院又邀請張光斗擔任三峽工程品質檢查主要負責人。由於張光斗在審查長江三峽工程初步設計中的貢獻，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專門從總理基金中拿出錢，獎勵張光斗等人在三峽工程論證決策中的特殊貢獻。 到2002年底，三峽大壩就要建成，現在回過頭來看，長江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和初步設計有許多嚴重錯誤，僅舉其中三峽水庫的庫容量計算錯誤一例，來看張光斗的科學態度：一個水庫工程的庫容量計算錯誤，是水庫工程設計中最嚴重的技術錯誤，根據加拿大國際勘測組織發表的張光斗給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副主任郭樹言的信和談話，張光斗進言道：「三峽的防洪庫容問題可能你們知道了，沒有那麼大。這個研究是清華大學作的，長江水利委員會也承認這是真的。」張光斗建議以犧牲長江航運的利益，來彌補計算中誇大的庫容量，即把洪水控制水位由原定的海拔145米降到海拔135米，而這樣做的結果將造成長江航運周期性中斷。張光斗向郭樹言獻策：「但這件事在社會上公開是萬萬不行的。」 張光斗還是三峽工程品質檢查的主要負責人，其職責是向國家領導人撰寫工程品質報告、如實報導三峽工程品質情況。新聞界以張光斗等人的報告為基礎，在電視、報紙上吹噓三峽工程品質百分之百合格，四分之三以上的個體工程品質為優秀。但張光斗對郭樹言說：「關於三峽工程的品質問題，我們的品質檢查報告寫得比較客氣，主要是怕人家攻我們。品質一般，這要說清楚，不是豆腐渣，但也不是很好。關鍵是進度趕得太快。」 張光斗在信中特彆強調：我給你們寫了封信，全是真話，沒有假話。如果此話為真，那麼張光斗參與的三峽工程論證和他主持審查通過的工程設計中的論據和結論都為假話。他在中國的學術地位是所謂泰鬥了，可是他從來沒有成為一個知識分子。 黃萬里的子女們對父親一生的評價是：他是一個誠實的人。他只說真話，不說假話；只會說真話，不會說假話。1989年6月之後，對三峽工程提出反對意見，已經被定義為大逆不道的行為，在中國沒有雜誌報刊敢刊登黃萬里的反對三峽工程的文章。但是黃萬里尋找一切可能，要讓世人知道三峽工程的危害。美國出版的現代中國研究雜誌就多次發表了他的文章。 他也曾三次給中共中央總書記寫信指出：長江三峽高壩是根本不可修的，不是甚麼早修晚修的問題、國家財政的問題，不單是生態的問題、防洪效果的問題，或能源開發程式的問題、國防的問題，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環境中河床演變的問題和經濟價值的問題中存在的客觀條件，根本不許可一個尊重科學民主的政府舉辦這一禍國殃民的工程。但是他一次也沒有收到過回信。 黃萬里於2001年8月26日在清華大學的學校醫院病逝，享年90歲。黃萬里留給子女的遺囑，是關於長江堤防如何修築的措施。人們都說，他真是一個書生。 1935年，黃萬里獲得美國康乃爾大學水文科學碩士，1937年，獲美國伊利諾依大學工程博士（該校第七名、中國人中第一名該學位獲得者），並在田納西工程實習，任TVA諾利斯壩工務員，比國民政府派員前往見習要早10年。26歲學成回國後，他歷任國民政府全國經委水利技正、水利工程師、涪江航道工程處長、水利部視察工程師，甘肅省水利局長兼總工程師；1949年，任東北水利總局顧問1953至今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如今，全國上下，從科學/工程兩院院士、水利系統、黃河長江三門峽三峽建設委員會大小幹員，有哪一個能在學歷資歷上與黃萬里一較高低，還不要說他作為科學家的良心、作為公民的責任感。 他以自己數十年的研究觀察，只想提醒別再犯愚蠢的錯誤：國家浪擲幾百幾千億、百萬生靈塗炭、大好山河糟蹋。 這不是危言聳聽。他要說的，是萬萬不可在中國的命脈大河築高壩。這話他在1957年說，對於造床質為泥沙的黃河，是萬不可在三門峽築壩的──沒有人聽。不到兩年，所有他預警的災難（潼關淤積、西安水患、移民災難）一一兌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