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日

過去一般著述談到義和團，都視為晚清社會上「反洋教」鬥爭形成的最高潮。但從辛亥時起，一直有人認為庚子拳民的「奉旨造 反」是另有主因的。近年來這種聲音逐漸成了主流。 例如最近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集體大工程十卷本《中國近代通史》第四卷，對義和團運動的整個敘事就不像過去那樣前面大講一通反洋教運動，從西林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一直帶出義和團，而是從庚子前一年的「己亥建儲」講起，把戊戌政變、己亥建儲、庚子國難、辛丑國恥清楚地連接成一個邏輯因果鏈。 戊戌政變慈禧太后鎮壓了康梁改革派，為了防止後者東山再起，慈禧曾動過廢黜光緒帝之念，但列強既出於維護其在華利益的私心，也確實在價值觀上同情變法，因而明確地干涉清朝的內政，阻止廢立圖謀，慈禧不得已改為立守舊派控制的儲君「徐篡大統」。 而國內改革派輿論則在列強支持下抗議清廷「名為立嗣，實則廢立」。這就是「己亥建儲」。 這一切嚴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緒。但是她又不敢公然與列強決裂，於是希望借「民心」來為她火中取栗。而義和團就是她選中的工具，「義和團之所以在那麼短時間裡迅速發展成長，除了官方的縱容、默許、支持外，也與官方試圖將他們『官方化』有關」這就導致了「庚子國難」，並繼而使列強有借口發動大規模入侵，導致辛丑國恥。 以往對義和團有兩個基本評價：讚賞的說它是「反帝」的「愛國主義」壯舉，厭惡的說它「愚昧」、「迷信」、「盲目排外」。但就我看到的有限資料而言，我對兩者都頗有疑問。 說到「反帝」，義和團究竟消滅過幾個「洋兵」？不管是進攻被圍的使館區與教堂，還是阻擊進攻的八國聯軍，史料中記載的列強軍人傷亡量少不說，僅有的傷亡還基本都是清朝官軍的戰果。 儘管許多今人著述籠統地宣傳義和團「英勇抗擊」洋鬼子，史料中也確實有大批團民死於洋鬼子炮火下的記載，但是除了1900年5月18日廊坊車站義和團與聯軍作戰中擊斃4名義大利兵外，實際並無一條義和團殲敵的具體材料。 相反，初期團民戰而不效，中期以後則普遍避戰怯戰的記載卻很多。見於敵方的如「環繞予等之外者，但有中國之軍隊，不見拳匪之影」。 見於清方者，如「日以仇教為名四齣搶掠，並不以攻打洋兵為心」。「交戰之先約彼相助，乃借口時尚未至，或雲日干不利，任意推諉，已非一次。即至進戰，……義和團已不知去向。」「其素稱為團首者，迄今多日，終未見來。逃遁無蹤，無從再為整頓」。 今人的研究也指出：「義和團與聯軍的正面衝突並不多。」如後所言，出現這種情況並不能苛責團民，清廷對之也實在不仁不義。但無論如何，義和團的戰績並不足稱道。 非軍人的洋教士，義和團倒是殺了一些，不同的記載大約就是200來人吧。而死於義和團之手的，98% 以上都是中國人，主要是中國基督徒即所謂「教民」，乃至疑似教民。 其數按教會方面的說法有兩萬三千多人，這是確實的教民。而按其他史料的說法，僅在「奉旨造 反」期間，「數十萬人橫行都市，夙所不快，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這是包括疑似教民的冤死者。 義和團高潮時，進京團民據說達十數萬乃至數十萬，但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時他們似乎都一鬨而散，既沒見激烈抵抗，甚至也沒見來不及逃走大量遇難如後來抗戰時的「南京大屠殺」的。 都說清廷「賣國」，可是在這場災難中，清軍官兵反侵略而陣亡、自殺，英勇就義的真是不少，僅就督師統帥和提督、總兵、統領、副將等高級將領就有李秉衡、裕祿、聶士成、羅榮光、李大川、鳳翔、保全、承順、崇玉等一大批，幾乎每戰必有死將。真正要說體現了中華民族反抗侵略抵禦外侮的英雄精神的，應該是他們。 可是「愛國」的義和團呢？陣亡的團民自是不少，可那些大師兄、大師姐（指紅燈照）和「老師」們，如張德成、曹福田、林黑兒、閻書勤、趙三多、李來中、李長水、郝殿軍、任濟復、姜晉華、李昆、胡蘭生、楊壽臣、劉呈祥、應天祿、李七、韓以禮、王德成、張鴻、陶洛五、劉喜祿、張海等留下姓名的上百人，或者遁去不知所終，或者事後被搜捕殺害，或者根本就是洋人入侵前在國內衝突中死亡，竟沒有一個是在與洋人對抗中陣亡或失敗自殺的！ 說到這裡就不能不提到「愚昧」了。義和團「愚昧」嗎？「迷信」嗎？「盲目」嗎？我看也未必。 一般團民難免有愚昧的，但是那些大師兄們沒一個陣亡，是他們真的「刀槍不入」？如果是，他們怎麼沒贏？如果不是，那麼他們真的「迷信」這一套嗎？如果「迷信」刀槍不入而實踐之，他們又何以不死呢？還是他們根本就猴精猴精，「迷信」云云本來就是裝的，他們根本就不會一試？請看當時的記載： 團與洋人戰，傷斃者以童子最多，年壯者次之，所謂老師、師兄者，受傷甚少。 傳言童子法力小，故多傷亡。年壯者法力不一，故有傷、有不傷。老師、師兄則多神術，槍彈炮彈近身則循衣而下，故無傷。 人多信之。有觀其後者，歸語人曰，臨陣以童子為前隊，年壯者居中，老師、師兄在後督戰，見前隊倒斃，即反奔。 多麼精明的「老師」、「師兄」，誰說他們「愚昧」？在這一點上義和團與太平天國還真是不同：太平天國還真是「迷信」，天朝將士包括重要將帥，虔信「天父」、慷慨「升天」者也幾乎每戰必有：從起義之初陣亡的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直到1868年太平軍余部在廣東最後一戰中重傷而死的統帥汪海洋。 可是義和團運動中就看不到這種情景。庚子事件中的許多場景，憑「愚昧」說、「迷信」說是沒法解釋的。就說那西什庫教堂吧，40個洋兵守著，數萬義和團與清軍從6月到8月圍攻兩個多月之久竟然打不下來！而且與圍攻使館區不同，對使館的圍攻慈禧是半真半假，暗中要「保護」的。 對教堂就沒有這一說。非武裝的教堂燒了不知多少，圍攻西什庫自然也是真的。而那時又沒有機槍，40桿單響槍有多大火力？要論洋槍外面的圍攻者也要多得多呀。 再說西什庫的周邊環境大家也知道，既沒隔著河溝，又沒隔著大廣場，假如真的「迷信」刀槍不入，就憑著一股「愚昧」從街對面一衝鋒，哪怕前仆後繼犧牲一批也就衝過去了，怎麼會兩個多月愣是沖不過去？當年英國鬼子戈登在中國號稱常勝軍，到了非洲的蘇丹，碰上不要命的「愚昧」馬赫迪兵，腦袋不也就丟了？ 說實話，還就是並不「愚昧」的圍攻者，才造就了如此景觀：守者槍一響，攻者如鳥獸散，「迷信」者倒下一些，可惜有前仆而無後繼，因為絕大多數人包括大師兄們都既不迷信，也不愚昧！如是反覆，西什庫能夠堅持到底也就不足怪了。   總觀義和團運動，基本是官慫則興，官壓即滅。義和團起自山東，可是山東官府一彈壓，後來也沒聽慈禧那一套，庚子時那裡就沒什麼動靜。 山西本無義和團，但巡撫毓賢一鼓動，庚子時那裡的「忽然團民」殺人就最多。老佛爺有賞，京城突現團民「其眾不下十數萬」，六洋鬼子臨近，如此多團民又「盡都拔旗拆棚，掩門潛逃」。 庚子年國難波及地區，無武裝的教堂基本都遭毀滅，有武裝的雖有被攻破者，更多的還是如西什庫那樣得到保全，團民常常繞著走。 真正兇殘不法的武裝教民（確實有）大多安然避過庚子，而大量手無寸鐵的無辜教民，甚至根本不是教民而被仇家、貪家捏指為教者卻大量死於非命！整個庚子國難中，少量洋兵基本死於官軍而非死於「神團」，死於義和團者幾乎都是中國人，而義和團的死難者，尤其是老師、師兄們，死於中國官軍官府鎮壓者也遠遠多於死於侵略者槍下。 那時不僅大師兄們難得「愚昧」，慈禧老佛爺也是「理性」的不得了。過去都說她下詔向所有列強同時宣戰是發瘋了。 後來有史家考證發現：其實那宣戰詔書根本就沒有遞送給列強（不是不懂規矩，時至庚子，宣戰這一套洋程序清廷很清楚）。 慈禧只是在朝廷上「內部傳達」了一把，意思是我既然「反帝」了，你若違我之意，那就是「帝國主義走狗」，殺你沒商量！這種所謂「對內的民族主義」，沒有高度的「理性」，豈能想得出來！ 同樣「理性」的老佛爺與大師兄們的關係也很微妙。儘管總的來說團民比教民要「傳統」，從「階級觀點」看也是教民更具「貧下中農」色彩，間或有「發洋財」的痞子，但官紳則是不會有的。而團民主體固然也是「貧下中農」和痞子，卻有官紳的參與，高潮時更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優隸卒，幾無人不團」。 但是整體上義和團始終沒有真正官方化，基本還是「民間組織資源」。而我們的帝制本質上是容不得這種東西的。 當朝廷「主剿」時，有人說義和團源出白蓮教，後來有人辯稱不是。義和團自己更是拚命洗刷，「奉旨造 反」期間甚至經常檢舉、捕捉疑似白蓮教的百姓送官殺戮，以表心跡。 但其實是否源出白蓮教並不重要。真是白蓮教又怎樣？曾有人認為歷史上白蓮教多為造 反者所奉，必有異端教義。 後來有學者把《廬山蓮宗寶鑒》等白蓮教經典看了個遍，說是正統得很，沒找出什麼「反骨」來。其實中國朝廷鎮 壓白蓮教與西方中世紀基督教政權鎮 壓異端完全不同。 在中國歷史上，「民間組織資源」之招忌，並不在於你信什麼，而在於這種「自組織」機制本身就是「秦制」所不容的。 所以無論大師兄們如何輸誠，朝廷骨子裡還是把他們與白蓮教、天地會視同一類。庚子之春以前和庚子之秋以後，朝廷都在剿「拳匪」。 即便在庚子夏季老佛爺讓他們火中取栗、奉旨造 反，封他們為「義民」的那段「蜜月」里，官軍與「神團」仍是互殺不斷，甚至你在前面抗洋兵，我在後邊捅你一刀這樣的缺德事，官軍與「神團」雙方也都干過。因此即便在那段時間，雙方也很少「並肩戰鬥」。 雙方的合作基本上是一種心照不宣的「分工」：義和團主要是屠殺教民（乃至疑似教民），間或也抗過洋兵，而官軍主要抗洋兵，間或也參與殺教民。 改革以前迴避這些基本事實，楞說都是義和團在抵抗侵略者，清軍只有少數「愛國」官兵受義和團的感召，不顧「賣國」政府的阻撓「也參加了」抵抗。現在事實漸明：根本不是這樣。 而多數論者都認可抗洋兵是功，濫殺教民是過，既然前者主要是官軍所干，後者幾乎皆神團所為，所以如今認為「拳匪」比官軍可恨，或官軍比拳匪可愛的輿論頗盛。其實這也不很公平。 因為直接下手濫殺教民的雖然確實主要是義和團，但是老佛爺的指使、縱容和幕後支持豈可忽視？而後來她向侵略者屈服，又把團民作替罪羊，反過來濫殺團民以獻媚於列強。 不仁不義、心狠手辣，莫此為甚！前面說過，清軍將帥抗敵犧牲者不少，而義和團的首領們幾乎沒有一個。 但是反過來，義和團的大師兄們死於非命的，幾乎都是死在官軍官府之手。 如果說這些人是罪有應得，那麼大量普通團民乃至疑似團民也被清朝官府屠殺（比被八國聯軍殺的多得多）又該怎麼說呢？官軍殺洋兵是比義和團有為，但他們殺的無辜百姓比洋兵多得多，也是不爭的事實吧。 所以，儘管具體的每件功罪都應該詳加考證各有所歸，但總體來講官軍與團民哪個該褒哪個該貶，確實不好說。 我們只能說庚子國難這場大悲劇，清朝統治者尤其慈禧是罪魁，但根源還在制度。這個制度在當時特定的條件下造成了這樣一場「反西化」大潮。 那麼，如此激烈「反西化」的義和團運動對於弘揚中國文化起了什麼作用？哪怕就是「傳統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義」，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絲一毫的支持嗎？ 義和團請來各種「神仙」，從太上老君、黃蓮聖母、伏魔大帝、洪鈞道人、孫悟空豬八戒、呂洞賓鐵拐李、關公趙子龍直到「念咒語，法真言，升黃表，敬香煙，請下各洞諸神仙」，可謂有奶便是娘，但凡「傳統」中有的神靈都想到了，可就是從來沒提孔孟，更沒人提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滿口怪力亂神，噤聲道德文章」就是這個「運動」的特點。「文革」時有人把義和團列入「歷史上勞動人民反孔鬥爭」之列，也不是全無空穴來風的。義和團「反西化」卻不尊儒，整一個「荊軻頌秦王」的活劇而已。 顯然，對於許多高度世俗化的傳統國人而言，他們「迷」則有之，「信」則未必；在信仰方面是臨時抱佛腳，有奶便是娘，很少有所謂「終極關懷」式的宗教精神。 這樣的好處是這種「世俗理性」特別適應市場經濟，這一點在改革時代就體現得很精彩，壞處則是譚嗣同所說的那種「鄉愿」之弊。 就個人算計而言，他們每個人都是猴精猴精的「理性經濟人」，一點都不「愚昧」，但作為整體，他們在專 制體制下卻經常被「愚弄」，一次次地扮演了可悲的角色。 於是，從「金田起義」到「庚子國難」，中國歷史經歷了兩個「大拐彎」。同樣以專制制度為基礎，太平天國要以基督教掃除孔孟之道，實現「中世紀式西化」，而義和團要以「各洞諸神仙」掃除基督教，實現「怪力亂神式本土化」。 「文化資源」一西一中，反現代化的制度取向卻如出一轍。值得注意的是：在兩者同樣排斥西方現代文明的同時，兩者對儒家的仁義道德也並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為「妖書」而禁絕，「神團」則恰恰以怪力亂神的妖言來排斥孔孟之道。 這樣看來，現代文明與孔孟之道在這兩場災難中與其說是敵人，倒不如更像難兄難弟了。 聯繫到後來的某個時期天朝與神團都被當作兩大「高潮」而捧上雲霄，而當時恰恰也是「西方的」憲政法治與孔孟的傳統道德兩者都掃地以盡的年代，豈不令人深思？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真實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