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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上海

上海解封的一年後,我離開了上海

一周年碎碎念,一點微小的個體記憶 一年前的今天,上海兩個月的封城以上海發布的「6月1日起有序恢復住宅小區出入、公共交通運營和機動車通行」結束,當然了,封城的開始也是上海發布,3月28日的「新一輪核酸篩查」。解封的推文下,上海發布放出來的評論是「我是六月一日過生日,感謝上海政府的禮物,我超喜歡!」「我愛魔都!」。 2022年的5月31日應該還是個工作日,下午守在電腦面前摸魚(和上班)。打開手機發現樓道群里說小區的門開了,可以自由出去了,之前幾天一直講的是一個樓道有一兩個名額一天可以出小區的門。昔日的卡口確實消失了,掃開一輛單車漫無目的的騎起來,一種巨大的陌生和手足無措感襲來,我獲得了曾經在監獄裡渴望的自由,但我要這自由做什麼?就像肖申克的救贖中假釋出獄的老大爺最終上吊自殺了一樣。不遠處的菜市場開始熙熙攘攘,人們涌了出來,買菜買肉,我也去蘋果花園買了一隻吐司,但為什麼要買吐司?現在想想可能還是對食物缺乏的惶恐,那個吐司最後也就吃了三分之一,過了保質期就扔掉了。 如每一個在上海的市民收到的信息一樣,鴛鴦鍋封城,只要四天就完事。我買了一打速食麵,和生菜雞毛菜,最後一天還在公司(3月末日均確診三千例的時候我居然還正常線下上班)旁邊的精品超市搶購了一盒伊勢萬綠湖可生食雞蛋—那個超市能買到的最便宜的雞蛋,和一盒牛奶。現在想想這樣保守的囤積物資多少有點可笑。鴛鴦鍋封城先只封浦東,於是所有的跨江的地鐵線都只駛到臨近黃浦江的車站,3月30日時還去體驗了一番如此的盛況,二號線終點站南京東路,四號線終點站南浦大橋,八號線終點站終點站小南門,晚上七點鐘的人民廣場站空空蕩蕩,只有保潔阿姨在徒勞的拖地。從南京東路走向黃浦江邊,空無一人的南京東路還是第一次見到,同樣空蕩蕩的江堤上有人跑步,望向對岸,陸家嘴的燈光還是毫無異樣地輝煌,從金陵東路走去豫園站,回望外灘的方向,江對岸花旗銀行幕牆上的LED上是巨大的I♥上海I♥儂(儂是上海話中的「你」),映照在空曠的路上。 幾天後食物自然即將耗盡,樓道群里的人們開始尋覓團購群,我團到的第一批東西居然是意麵、玉米片和粗糧餅乾。我拿了兩包煙跟樓上換了海底撈番茄底料,番茄底料加洋蔥番茄和隨便什麼肉,澆到意麵上,也確實像那麼回事。接下來是蔬菜包、肉、兩塊錢一個的雞蛋、麵包和水果,想要靠叮咚美團搶菜是徒勞的,只有自組織的團購才穩定靠譜,只不過要等上幾天才能收到。起初還是一天三頓飯,早上麥片中午吃個泡麵晚上和室友炒兩個菜悶一鍋飯;中間一度團到了麵粉,從樓下借了擀麵杖,和了面擀餃子皮包餃子,從下午一點忙活到八點鐘才吃上,也就折騰了那一次就再也不弄了;後來一天兩頓,隨便炒個雞蛋做個粥就是一餐,家裡沒有稱,解封了去表哥家吃飯,一稱瘦了20斤。 封城中本來準備寫些日記,結果只零零碎碎的堅持了幾天時間,之前有一篇已經發到了matters上-今天是上海封城的第53天,還有接下來封城初期沒有那麼憤怒時候寫的: 4月13日 Lockdown的第13天 已經漸漸習慣了居家的生活,早上八九點鐘起來,洗個澡回回郵件,下午煮點茶喝,傍晚給室友們做個飯,飯後盤點下剩餘的物資和明天該做些什麼菜。已經沒有居家初期對於食物的焦慮,社區的團購帶來了充盈的食物,至少對於年輕人而言是這樣的:從牛奶到蔬菜,麵條大米和菜饅頭應有盡有。我自覺已是上海疫情封鎖中受影響最小的人了,封城的時間最短、有固定的工作可以線上辦公、沒有被感染上covid…現在的病毒真的還有那麼可怕了么?如果還是如兩年前一樣的話,那外國政府都視人命如草芥了,這兩年國內的施打疫苗、處置患者的經驗都是不存在的了么? (一年後的評述:關於感染後被拉去方艙中,方艙里老人的境遇可以看一下我的朋友Hayami寫的《我在方艙,看見老人們的孤島求生》。曾在牆內的微信公眾號獲得一千萬的點閱後才被刪除。) 4月14日 Lockdown第14天 晚上做飯的時候對面樓又一次吹起了薩克斯,這一次演奏的是《明天會更好》。在被封城的現在能聽到演奏這樣的一首歌,確實有如沙老師在文中所說的「不亞於在冰箱里忽然發現還有一瓶可樂」。可對於現在的環境里,明天真的會更好么?至少對我而言對當前撕裂混亂社會的厭惡、對未來的不確定性的擔憂遠遠大於對未來的企盼。明天會更好於1985年首次演唱,兩年後台灣戒嚴令被取消、多年來的黨外運動走上了台前;那一年前的大陸在改革開放後,文化和思想都有著極大的自由… (一年後的評述:上海解封前幾天,在前法租界的延慶路上,便有市民在街頭彈唱起《明天會更好》,在微博等牆內平台被轉發了許多次,對於我自己而言還是最喜歡街頭的這一版,更富有生機和力量。最近刷ig時才發現1989年香港社會民主歌聲獻中華時候也曾一度獻唱過這首歌,讓上海乃至全國發生的事情於四十年前的事情產生了關聯) 核酸是無休止的。就像上學時候運動會走隊列練習一樣,走一次,不行,再走一次、再走一次,每天的新增確診從三千變成兩萬三萬再緩慢的下降。也是封城後才曉得小區居然有像學校那樣的廣播體系,來催促你去做核酸,而毋需如很多小區一般要社區的人手持一個大喇叭在窗戶底下喊。起初還很正常,按照樓道的號碼依次喊去做核酸,接下來是在開始做核酸前播放紅歌,社會主義好我愛祖國將士們聽黨指揮,特別還是在早上六七點鐘時播,大抵是為了提醒您別忘了趕緊起床做核酸。還送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抗原,每天打卡上傳,後來也懶了,一個核酸片片兒能拍一周直到褪色。 離開上海前的幾天,平日在天津工作的好朋友來上海玩,陰沉悶熱的天氣里我們從徐家匯書院走到徐家匯公園,她問我,你會不會對上海有歸屬感?很難回答這個問題。來了一年多沒有戶口沒有房子,甚至連暫住證都沒辦,從戶籍的角度上來說我和盲流沒有本質的區別,還記得公司里的本地同事一本正經的跟我分析半個小時這個拆遷給了多少錢多少套房子,這個晚拆遷了幾年就多給了多少。但歸屬感又不是明明白白白紙黑字的戶口對吧,歸屬感可能像幸福感一樣,是點狀的而不是條塊狀,和朋友在解封后的街頭喝酒、吃老弄堂的蒼蠅館子、給沒帶口罩的爺叔送一個口罩、和準備在上海買房子的朋友討論各區的區位(?)以及在去年的11月街頭行走,歸屬感在每個小小的事件中隨機存在。 清空房間是一個大工程。明明記得來的時候只有一個背包和一個箱子,把書送了好多朋友、能掛閑魚掛閑魚之後還是好幾大箱子。最難抉擇的是把什麼衣服扔進登山包里背走,這個帶不帶、帶兩件還是三件、本來還想帶三雙鞋,結果登山包完全放不下只能帶兩個,完全忘記大學時候長程旅行的登山包是怎麼收拾的了。最終也只放進了平日很小一部分的衣服,之前還總覺得衣服不夠穿的,或許人生活在世界上需要的東西真的不太多。 最為捨不得離開上海的還是這座城市豐富的公共空間和同溫層的朋友們,每周不重複的活動在市區的每一個角落中進行蔦屋書店半層書店黑石公寓育音堂日領館蘭心大劇院;今年三月份考語言考試前準備的時候還去了好幾家圖書館,普陀區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和上圖東館,最後還是覺得上圖老派古樸的氣質最為對胃口,如果人不多的話徐家匯書院也會是一個好的選擇。 我在上海的朋友們大抵是從豆瓣、播客聽友群和同好群里認識的。已經消失了好幾年的好奇心日報的讀者群還存在著,和上海的群友們形成了小小的線下同溫層,在嚴老師索老師的潤府度過了一個個美妙的夜晚,想來第一次的抗原還是在可以望到浦東四件套的虹口一代潤府里做的;和翻電群友們則是在一次次的群代會中熟絡,從永福路上的雍福會到莘庄的聖誕派對、以及11月路上行走後逾三十個人擠在李師家小小的客廳,復盤這震撼人心和公民教育101的一晚。李師走後,故宅被wayne師接手,成為群友們舉行活動的公共空間,每周電影放映、碎片談,當然更多的是不定期的騎行觀展吃飯和喝酒。愛每一位同溫層的朋友們,也祝大家應潤盡潤,心想事成。 中環到北翟高架到虹橋樞紐,曾經出差旅行和送表哥離開上海的路線再熟悉不過,對城市交通地理的親切應該也算是一種歸屬感。值機託運安檢登機,同樣熟悉不過,但這一次在上海沒有了可以回的家,這天很炎熱,徐家匯氣象站的溫度打破了歷史記錄,飛機一躍而上進入雲層。 再會了上海、さよなら。 於青海格爾木 (全文轉自Matters)

那一年,張愛玲離開上海

有讀者私信說,伢伢我覺得你文采不輸張愛玲,word天,太看得起人了,我叫張清零還差不多。 結果他話鋒一轉,來了句:「但你沒她聰明,你看人家寫亂世情愛,寫女學生和漢奸胡來,但是哦,人家從來不碰不該碰的。」 「比如她自1952年離開上海之後,就再也沒寫過這裡了,這就是她的通透之處。」 我當然知道他說這話的意思,但其實她是寫了的,在香港寫了關於土改的作品叫《秧歌》和《C地之戀》,裡面有不好的話,於是內地給禁了。 不過這麼一提,倒是讓我忍不住研究起張奶奶來,以前也寫過她媽媽,因為她老人家也在新加坡生活過嘛(鏈接:有錢有閑還有美貌的母親)。 幾天里扒拉了她好多文字,終於理解為何有這麼多女生是張迷了,因為她的小說常常直面人性,而散文又非常市井,以至於誰都能從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不看還行,一旦看了根本停不下來。 比如她很愛吃,喜歡雲片糕、松子糖,還喜歡喝牛奶前先舔一下碗邊的白沫,跟你喝酸奶前舔蓋一個理兒。 童年生活的優渥,培養出她刁鑽的味覺,八九歲時有次喝雞湯,說裡面有藥味,家裡人不信,一問廚子,果然在殺雞前兩三天餵過葯。 讀私塾的時候,背書背得好,會得到兩塊綠豆糕做獎勵,而怎麼背也有技巧。 老先生教她讀「太王事獯於」,她死活記不住,於是腦子一轉,私下改為「太王嗜熏魚」,就再也忘不掉了。 吃得多了,當然會忍不住寫下來,不過她筆下的美食,不是滿漢全席那種高逼格的,而是街邊小食為主,花不了多少錢,但細品起來還蠻有情調。 她喜歡大餅、油條,豆腐乾和鹽水花生,也戒不掉麵包、咖啡和冰淇淋。 在上海念書時,離學校不遠有家俄國麵包店老大昌,她會去那裡找各色小麵包;後來去了香港,也曾徒步幾公里,到一家偏遠小店吃自己喜歡的冰激凌。 關於吃的,其他作家也會寫,比如周樹人老師的弟弟周作人,但我們張老師就很不屑。 說他寫來寫去,都是老家紹興那幾樣清淡菜,除了當地的筍,似乎也沒什麼特色。 這大實話也是非常扎心了,小周老人已經算男人中很重視生活品味的了,可他小康家庭的出身,到魔都千金小姐眼皮底下還是矮了一截。 #張愛玲的美食地圖# 除了吃,她還很喜歡穿衣打扮,號稱口紅狂魔,生平第一次賺到稿費,馬上去百貨商店買了支小號唇膏。 十歲便開始穿高跟鞋,愛打扮主要時從母親那兒學來的,娘倆短暫相處的歲月,她經常時一邊仰望她,一邊偷穿她的旗袍模仿她。 青春期最臭美的時候,繼母讓她穿自己的舊衣服,這讓她非常憎惡,說穿在身上像渾身都生了凍瘡。 以至於後來一度成了clothes-crazy(衣服狂),一有錢就去買衣服,最愛去虹口買日本花布,因為「一件就是一幅畫」。 張小姐的品位驚人,喜歡舊式的衣服,流行的話講叫vintage,有人問她為什麼要打扮的跟老奶奶似的? 她調侃道:「我又不是美女,也沒什麼特點,不做招搖打扮,怎麼引人注意?」 事實上確實還蠻扎眼的,她去出版社校稿,由於著裝過於奇特,全印刷廠的工人都停下來圍觀了; 她盛裝打扮去好友家做客,整條巷子轟動,身後跟著一群看熱鬧的小孩,一邊追一邊起鬨。 更有一次,朋友結婚,她穿了套清朝樣式的繡花襖褲,全場賓客驚奇不已,連新娘風頭都被搶去了。 艾瑪,這有點不厚道呀。 不光是敢穿,她還敢親自設計,還和好友開過店,可以說是一枚被小說耽誤的時裝設計師了。 她在文章里寫道:再沒心沒肝的女人,說起某年她心愛的某件衣服來,也是一往情深的。 她還說,每一個人的衣服,都是它的小世界,人是住在自己衣服裡邊的,服裝變遷的背後,是社會文化的變遷。 ——最後一句我原本沒反應過來,但一想到那些年流行過的中山裝、俄式布拉吉,有點理解了。 #服裝店老闆娘style# 張老師還說,戰爭給她最大的教訓,就是及時行樂,想做什麼就立刻去做,不然可能就都來不及了。 ——這話我要是早看到就好了,這樣就可以在4月之前,呼籲她的魔都老鄉們,趕快囤貨。 張的時髦之處還在於,對住的地方非常講究,房子可以是租的,但生活是自己的,所以一定要精緻要有格調。 她出生在舊上海的張公館,有弄堂有大屋,但她喜歡的卻是洋房公寓。 母親從國外回來之後,她們搬到了一所花園洋房裡,有狗有花,有童話書,有鋼琴,還有漂亮的朋友,用她的話講「家裡的一切,都是美的頂巔。」 戰火摧毀了她在香港的書桌後,她逃回上海跟姑姑一起合租在常德公寓6樓,那是全上海數得著的豪宅,她在這裡開始寫作,在這裡成名、戀愛,結婚又離婚。 公寓樓下的咖啡館曾是她的最愛,經常在裡面一邊喝咖啡一邊寫作。 原話是:在上海我們家隔壁,就是戰時天津新搬來的起士林咖啡館,每天黎明制麵包,拉起嗅覺的警報,一股噴香的浩然之氣破空而來,有長風萬里之勢。 一般有錢人選住處都是以靜為主,但張老師卻喜歡周圍有很多聲音的,街上人聲,鄰居喧嘩,她都不覺得是吵,反而認為很親切,連晚上睡覺都得聽見電車響才睡得著。 這也是她和其他同時代的作家有區別的地方,別人都習慣於鄉村敘事,像周樹人老師的社戲、閏土和猹多有趣啊,彷彿田園和鄉村生活才是詩意的。 但城裡人張老師就偏不,她躲在公寓的陽台上,獨自看月亮,欣賞雨夜的霓虹燈,或者從慢悠悠行駛的雙層巴士上,突然伸出手來摘路旁樹巔的綠葉…… 我記得那時期的上海富家女多是自己開車上學的,比如顧維鈞後來的校花老婆嚴幼韻,張爸爸在「坐吃」還沒「山空」之前,會經常換車。 張愛玲去看電影都有小汽車接送,小戶人家出行的艱難,她似乎從未體驗過,坐車她還有個奇怪愛好,喜歡聞汽油味道,要坐在司機旁邊,說汽車發動後,那個「布布布」放氣聲,讓她很開心。 後來私家車沒了,至少也是坐黃包車。去醫院去打針天天乘黃包車,連三個月還不認識那條路。其實不是她的愚笨,而是根本用不著她去認路。 ——這也是我們張大作家又格格不入的地方,別人都是歌頌黃包車夫,就她坐了幾個月也沒感覺,不認路就是不認路。 從家裡逃出來之後,她開始坐都市電車了,這對一個生活閱歷並不豐富的作家來講,是認識社會的很好的窗口,她的蠻多素材都取材於電車上。 比如有次聽到兩個洋裝女人聊家長里短,感嘆她們:「一輩子講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遠永遠。」 她還在散文里寫過從電車上下來看到的風景,說上街去買菜,碰巧遇到封鎖,被就地隔離在離家幾丈遠的地方。 有個女傭企圖衝過防線,一面掙扎著,一面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燒飯罷!」眾人哈哈大笑。 坐在街沿上的販米的廣東婦人,向她的兒子說道:「看醫生是可以的;燒飯是不可以的。」這番對話,很靈活的刻畫出戰爭的背景下,小老百姓的無奈。 關於電車,她還寫過一篇小說叫《封鎖》,說是戰時的香港,因為空襲電力中斷,有輛電車停在那走不了了。 車上一個三十多歲的已婚男子呂忠禎,跟一個大學女助教吳翠遠,原本素不相識,卻因為這個特殊的環境聊上了。 兩個人從封鎖說起,說到家庭的不幸,說到對對方的好感。這倆人一個不是帥哥,另一個也不是美女,就是平凡素人,在這個封閉環境裡面動了點真情。 正當女主沉浸在一片溫柔愛鄉的時候,封鎖解除了,電車開始走了,男主又回到了他原來的座位上。 女主馬上明白了前面發生的一切等於沒發生,情話白講了,真情也白流露了,相當於是打了個盹,做了場春夢,他們又變成了原來的形象,當老師的還是老師,當小市民的還是小市民。 ——寫到這裡,我忍不住想,如果小說背景從香港改成上海,把電車改成方艙,把名字《封鎖》改成《隔離》,就問你,同樣的場景有木有可能再發生一遍? 再或者,膽子大一點,有沒有可能在2022年,來個魔都版的《傾城之戀》,或是《白玫瑰與紅玫瑰》之姊妹版——《小陰人與小陽人》了呢? 畢竟張老師寫過:「年紀輕,長得好看的時候,無論到社會上做什麼事,碰到的總是男人。可是到後來,除了男人之外總還有別的……」 別的是什麼呢?當然是愛啊,女要謀生,也要謀愛呀。 下 前文講了張愛玲老師筆下的小資生活,今天聊點別的,比如她的金錢觀。 按理說她名門之後,祖父張P綸乃清末名臣,祖母還是李H章的大女兒,嫁妝豐厚的很,傳到他父親手裡還有幾十處房產,和大筆的銀錢古董。 至少一家人衣食無憂應該沒問題的,她也完全有資本做個富家小姐,但是張爸爸除了在家裡背背古詩文,人生最大樂趣就是吃喝嫖賭抽大煙,後來娶的老婆也是個煙鬼。 家裡兩個人抽是筆很大的開支,財產就在父母親的煙霧繚繞中慢慢變少了。母親么雖說是富家女,但不事生產,還經常出國,又不會理財,手頭也不寬裕。 連女兒在家裡過不下去了來投奔她,都要提醒,跟著你父親是有錢花的,但跟著我,只能過沒什麼錢的生活。 這對二世祖爹媽,給張老師留下的最大陰影是要錢,比依萍大雨天去找她爸要錢還要大。 張爸爸和後媽生活奢靡,卻捨不得拿錢出來給她繳鋼琴費,每次去都要在煙榻前站上半天,看著倆人沉浸在煙霧繚繞的世界裡,對她熟視無睹。 這對於一個自尊心很強的女生來說,無疑是很大的傷害。 張中學畢業後想出國留學,父親極力反對,拒絕提供支持,母親願意幫她出英文補習的錢,但每次給之前都要發脾氣,惡語相加。 這讓小張同學十分痛苦,因為陸依萍只要忍受她爹一遍,而她得忍爹媽分別各一遍。 張在上海念的是聖瑪利亞女中,富家子弟雲集,她只能被迫穿上後媽從娘家帶來的舊衣服,款式老舊,顏色灰暗,這讓一個愛美的少女學霸,在同學面前特別自卑。 好不容易能去香港念書了,她又發現自己是班裡最窮的。 她跟姑姑講「其實我在香港時候也不至於窘到那樣,都是我那班同學太闊的緣故。」當時能讀港大的,多是有錢人子女,或是華僑富商,或是京滬名媛。 她的同學裡有汪精衛的侄女,還有橡膠大王們的子女。只有她住著最簡陋的學生宿舍,一個小小的單間,半截百葉門,連電燈都沒有,需要自己置辦。 雖然沒到三餐不繼的地步,但在一群出手闊綽的同學中間,她真的是異類了。沒錢買自來水筆,上課時全班只有她一人用蘸水筆,要隨身帶著墨水,非常醒目。 她也從來不參加任何社交活動,為了省錢,她連跳舞都沒學,因為要額外置辦舞蹈服裝,而她捨不得。 這種「爹媽不疼、後母虐待、錢還花的快」的窘迫,換做陸依萍就義無反顧的去大上海做歌女了。 但是我們張老師不一樣,十幾歲的她很清醒的意識到,要改變自己的命運,要脫離不靠譜的原生家庭,只有好好讀書,這才是她唯一的出路。 讀書寫稿、經濟獨立,才不用再依附,那可是上個世紀的30年代,一百年後的現在,小姑娘們才有這種大女主覺悟。 在港大求學期間,張愛玲的英文極其好,可以背下彌爾頓的整本《失樂園》,這當然不是天生就會的,不下苦功不可能的。 當年她在上海參加倫敦大學遠東區入學考試,得的是第一名,二戰爆發沒辦法才轉到港大。 在那裡讀的2年半,她把所有時間都泡在了圖書館,每門功課都是第一,連歷史都是滿分成績,第二年就拿了港大兩個獎學金。 #張愛玲港大成績單# 一位教授感嘆,教書十幾年,從未有人考過這麼高的分數,因為她的出眾,學費膳食費全免,畢業後還可以免費保送到牛津大學繼續深造。 她是真的一心想要好成績,想拿到豐厚獎學金,這樣手頭就能寬裕些,也多少能掙回點臉面。 她在《童言無忌》里也寫到了用錢時候的糾結,說朝思暮想計劃著買件衣裳,臨到買時還得再三考慮下,如果錢很多的話了,就用不著考慮了。 完全沒有錢的話,也不想了,就是有點錢但又不多,買得起但又得發發狠,這個過程最磨人了,喜悅中帶著一絲痛苦,屬於拘拘束束的小資產階級。 ——快說,這像不像你每次剁手前的樣子? 正是這種矛盾和尷尬,讓她在後來的一系列以香港為背景的小說里寫滿了紙醉金迷,不光寫,她還喊,大剌剌地說:「我喜歡錢,因為我沒吃過錢的苦……不知道它的壞處,只知道它的好處。」 按照常人的想法,爸媽苛待你,長大了你有錢了,不應該對同病相憐的弟弟好點么,我們張老師並沒有。 上個世紀90年代,她唯一的弟弟張子靜終於和她聯繫上了,他在信里說,他準備結婚,但沒錢買房子,張姐姐回復:「我沒能力幫你的忙,真覺得慚愧」,又說「其實我也勉強夠用」。 但在她去世前一年,她的存款和資產加起來有三十多萬美元,後來大部分都留給的她的朋友宋淇夫婦。 張子靜最後是在繼母留給他的十四平小房子里度過最後時光的,姐姐去世時所留下的遺囑中,沒有一毛錢留給這位弟弟,甚至連他的名字都沒提過。 #張愛玲與弟弟張子靜# 張老師的香港生活因日本人入侵、港大被徵用而終結,她回到了上海,開啟了印表機模式的寫稿生涯。 時間一晃到了1952年,上海第一屆文藝代表大會,有五百多人出席。在文化局長夏衍力保下,張老師也去參會了。 她盛裝打扮一番,入場後才發現,不論男男女女,都穿著灰藍中山裝,只有自己穿旗袍,外面還罩了網眼白絨線衫。 這時丁玲老師雄赳赳氣昂昂的走過來,悄聲的指責她為何如此大膽,不和大家統一。 接著也是在夏局長的安排下,她跟著代表團到蘇北農村參加土改工作,一待就是兩個月,這是她和新中國距離最近的一個時期,也是她和自己距離最遠的一個時期。 所聞所見使她非常苦惱,她下不去手寫英雄,想想也是,你讓一個大地主階級去歌頌土改,確實有點難為情。 這時候有朋友問她:「無產階級的故事你會寫么?」她說:「不會。一般時代『紀念碑』式的作品,我都寫不來的,也不打算去嘗試。」 回來了之後,和弟弟最後一次見面,弟弟問她對未來有什麼打算。沉默良久之後,張老師說打算走,因為「人民裝那樣呆板衣服,我是不會穿的。」 張老師還有一句原話是:連人的思想都要統一,這個環境就沒了文化和藝術的生存之地了。 #統一的文化和藝術# 張老師認為她的文字從不涉及政治,事實上她也確實沒有這方面的覺悟,如果有,她就不會跟胡L成結婚了,也不會誇日本人管理下的上海租界治安還好點了。 但是呢沒有覺悟不代表她就不敏感,接下來的日子,她感到了「惘惘的威脅」,預感到「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 於是她果斷拒絕了夏局長的挽留,以「繼續因抗戰而中止的香港大學學業」為由,準備離開大陸,前往香港。 在《對照記》里,張描述了她申請出境的過程,當時她穿著一件素凈的花布旗袍,到街道派出所辦出國護照: 「警察一聽說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臉來,彷彿案情嚴重,就待調查定罪了。幸而調查得不很徹底,不知道我以寫作為生,不然也許就沒這麼容易放行了。」 「一旦批准出境,馬上和顏悅色起來,因為已經是外人了,地位僅次於國際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樣,要灶王爺『上天言好事』,代為宣揚政府待人民的親切體貼。」 申請被批准後,張老師提著簡單的行裝離開了上海,連小說手稿都沒敢帶,只帶走一副兒時的包金小藤鐲,「淺色紋路的棕色粗藤上,鑲著蟠龍蝙蝠」。 臨走前,她預感未來難測,為避免連累姑姑,兩人相約:以後隔絕往來,不打電話、不通信。姑姑把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給她保存,二人就從此決別,從此再沒見過。 1952年7月,32歲的張老師先是乘火車到廣州,再從廣州乘火車到深圳出境,過海關檢查時,她忐忑不安,緊張至極,生怕被扣下。 通行證上,她用了化名,檢查人員也許是她的讀者,記得她照片上的模樣,仔細地看了看,問她:「你就是寫小說的張愛玲?」她一驚,不知如何回答,含含糊糊地咕噥一聲「是」。 她起初是想在香港定居下來的,但最後還是離開了,她在給朋友的信里寫:「香港人宗族性很強,排外(省人)。」 這興許就是離開的主要原因吧,1955年秋天,張老師乘坐「克利夫蘭總統號」游輪前往美國。 這艘郵輪在那幾年很火,因為新中國剛成立不久,有不少的名人正是乘坐這輛郵輪從美國返回中國,包括錢學森先生在內的24位骨幹科學家。 張老師這一離開,離開的非常徹底,再也不回來。 其實以她的出身、所受的教育和生活經歷,離開祖國是必然的,也勉強不來,後來有人講,她就是不離開,在十年動蕩期,一百個張愛玲也被壓碎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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