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

40歲那年，王小波懷念起一隻豬。 這隻豬出現在他的生命里，是20多年前，他在雲南插隊時的事。 他說，豬的命運是被人設置好的，比如公豬負責長肉，母豬負責下仔。 但這隻豬與眾不同。 它是肉豬，但長得又黑又瘦，像山羊一樣敏捷，不喜歡豬圈，喜歡到處遊逛。吃飽後，就跳上房頂曬太陽，還模仿汽車響、拖拉機響。 最後，它模仿工人收工的汽笛聲，被定成了破壞生產秩序的壞分子。 領導決定對它進行專政，出動20多人，持槍兜捕它。 饒是這樣，它也沒被打死，而是找到一個空子，跑了。 我已經四十歲了，除了這隻豬，還沒見過誰敢於如此無視對生活的設置。相反，我倒見過很多想要設置別人生活的人，還有對被設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為這個原故，我一直懷念這隻特立獨行的豬。 王小波最後寫道。 多年後，一隻特立獨行的豬，成了王小波的精神嚮往與自況。 在他最著名的作品《黃金時代》中，王小波這樣說： 那一天我二十一歲，在我一生的黃金時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愛，想吃，還想在一瞬間變成天上半明半暗的雲。後來我才知道，生活就是個緩慢受錘的過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逝，最後變得像挨了錘的牛一樣。可是我過二十一歲生日時沒有預見到這一點。我覺得自己會永遠生猛下去，什麼也錘不了我。 所有人都這樣，對被設置的生活安之若素，過著緩慢受錘的日子。 王小波於是愈加懷念這隻豬。 01 學會欣賞特立獨行之前，王小波隨過大流。 1969年，他17歲，青春騷動，滿腦子想著戰天鬥地。 他坐上北京始發的臨時列車，前往遙遠的雲南隴川縣插隊。 那裡是邊境，對面是緬甸。只消步行半天，就可以過去參加緬共游擊隊，去解放受苦人。 不少同學都過去了。 王小波很受刺激，正式考慮自己要不要過去。 他後來回憶說，考慮的結果是「不能去」，理由則是： 我不認識這些受苦人，不知道他們在受何種苦，所以就不知道他們是否需要我的解救。尤其重要的是：人家並沒有要求我去解放，這樣貿然過去，未免自作多情。這樣一來，我的理智就戰勝了我的感情，沒幹這件傻事。 在革命激情澎湃的年月里，都沒幹「傻事」，以後王小波更不會幹「傻事」了。 只是在別人眼裡，他乾的或許才是傻事。 搞得他後來只能自嘲或他嘲： 活下去的訣竅是：保持愚蠢，又不能知道自己有多蠢。 1997年，元旦。王小波寫了《寫給新的一年》，又回憶起知青歲月，另一件荒誕往事： 凌晨經過一家小醫院，在朦朧的曙光里，看到好多人在排隊。每個人都挎了個籃子，籃子盛著一隻雄赳赳的大公雞。 他們在等醫院的人把雞血抽出來，打進他們的血管里。 據說打過雞血之後，人會變得精神百倍，返老還童。 排隊的人還告訴我說，在所有的動物中，公雞的精神最旺，天不亮就起來打鳴，所以注射公雞血會有很神奇的作用。但我不明白起早打鳴有什麼了不起，貓頭鷹還整夜不睡呢。那一陣子每天早上五點鐘我準會被打鳴聲吵醒，也不知是雞打鳴還是人打鳴。 這短暫的打雞血熱，曾風靡全國，忽然間就沒人再打雞血，也沒人再提到打雞血的事。王小波說，「好像是我在做夢」。 但這種愚昧的「信仰」，隔三岔五還會倒回來。雞血換成超聲波，超聲波換成氣功。 「熱起來人人都在搞，過後大家都把它忘掉。最後只剩下我一個人記著這些事情，感覺很是寂寞。」王小波說。 也是在這一年，4月11日，寂寞的王小波，寂寞地離開了這個荒誕的世界。 02 越是全民狂熱，越需要找回常識。 1997年4月11日之前，王小波並不出名。他的作品，只在朋友、文學編輯、部分高校學生等小圈子中流行，用現在的話說，他並未出圈。 充其量是個非著名作家。 所以他去世後，過了好幾天，當時在《南方都市報》工作的張曉舟才知道消息，寫了個豆腐塊《著名作家王小波逝世》見報。 上版前，版面編輯問張曉舟：「他真的著名嗎？」 據說，這是國內的媒體第一次報道王小波逝世的消息。 在有限的知名度內，王小波的雜文，又比他的小說出名。 1994年後，他在《三聯生活周刊》《南方周末》等媒體上開設專欄，專寫雜文，普及常識，以幽默的說理贏得最早一批擁躉。 但王小波認為，自己的小說遠遠高過雜文。李銀河回憶說，「有許多人覺得他的雜文寫得比小說好，他特別不愛聽」。 1989年，經過做生意的二姐夫的幫忙，王小波出版了第一部小說集《唐人秘傳故事》。原名《唐人故事》，「秘傳」二字，是編輯為了吸引眼球加上去的。 這本被包裝成民間故事模樣的小說集，定價2元，錯字連篇，屬於自費出版物。 此外，在他生前，他的小說基本就只在港台出版過一些。他的代表作《黃金時代》，在香港出版時被改名《王二風流史》，以黃色小說的面目示人。 在內地，他的小說出版困難。退稿，對他來說，早就習以為常。 1980年代末，在《人民文學》工作的朱偉，把小說稿退還給王小波，還想委婉地說些什麼安慰語。王小波淡淡一笑說： 也就是大家流傳著看看，也許還有看看的價值。 王小波仍寄希望於國內出版社、雜誌社能夠出版他的小說。他的朋友給他幫忙推薦，找了很多出版社和雜誌社，人家的回答永遠是：「小說很精彩，但現在不敢發。」 趙潔平當時是華夏出版社的部門主任。她讀到了王小波的《黃金時代》，決心要把這部小說集出版。於是趁總編輯外出期間，終於讓《黃金時代》在國內正式出版。 這是1994年了。 事後，趙潔平受到嚴厲指責，心力交瘁，大病了一場。 更慘的是，這本書出版後，沒有正規發行渠道，根本賣不出去。 那段時間，王小波和趙潔平總是推著自行車，后座綁著兩捆書，到小書攤、圖書批發市場去推銷。 賣了3年，直到王小波去世前，這本定價12.80元的《黃金時代》，還沒賣完。 03 生前寂寞，死後爆紅。歷史上從來不缺這樣的人，但王小波至死都沒想過，自己會加入他們的行列。 他那部18萬字、想像力爆棚的《紅拂夜奔》，看過的人都嘆服。 但在雜誌社和出版社之間，兜兜轉轉了數年，仍是退稿的宿命。 年輕的文學編輯李靜，把這部手稿拿了去。 她所在的雜誌主編，一開始說，太長了，要大幅度壓縮，壓到1/6篇幅。 王小波照做了。 臨發表了，主編告訴李靜，剛開了會，以後發表的小說，不許有「黃色」內容，更不許有「挑釁性」思想傾向，所以…… 「假如發了，會怎樣呢？」李靜絕望而不知趣地問。 「發了，就是『頂風作案』唄。以後限制會更多，直到變回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雜誌為止。」 於是，壓縮版《紅拂夜奔》，又被判了死刑。 那時候，王小波的小說，《萬壽寺》《似水柔情》《東宮·西宮》，每一部都心血耗盡，每一部都發不出來。壓在箱底，難見天日。 倔強的他難得妥協，結果發現，妥協沒用。 他曾解釋過，自己為什麼要堅持寫作： 人在寫作時，總是孤身一人。作品實際上是個人的獨白，是一些發出的信。我覺得自己太缺少與人交流的機會——我相信，這是寫嚴肅文學的人共同的體會。但是這個世界上除了有自己，還有別人；除了身邊的人，還有整個人類。寫作的意義，就在於與人交流。因為這個緣故，我一直在寫。 李靜最後一次見到王小波，是在他去世前9天。王小波給她看剛辦來不久的貨車駕駛執照，說： 實在混不下去了，我就干這個。 說完，提起一隻舊塑料暖瓶，把李靜送到院門口。他說：「再見，我去打水。」 李靜後來撰文回憶說： 我看見他走路的腳步很慢，衣服很舊，暖瓶很破。那是王小波君留給一個熱愛智慧和有趣的年輕人的最後的背影，一個寥落、孤獨而傷感的背影。 04 孤獨和寂寞，像是與生俱來。 王小波曾自嘲說：「提起王小波，大家準會想到宋朝的四川拉杆子的那一位，想不起我身上。」 1952年，王小波出生前，正值「三反五反」運動。他的父親、邏輯學家王方名，時任教育部幹部，被打成異見分子，開除黨籍。 王小波在家庭突生變故中降生。取名「小波」，一方面是記錄這一事件，另一方面寓以「大浪化小波」，盼著這災禍像大海中的小波浪一樣過去。 波浪終會過去。但王小波在娘胎中就受到刺激，先天發育不良，嚴重缺鈣。 他哥哥王小平說，小波後來突發心臟病英年早逝，跟母親妊娠期受的刺激不無關係。 據王小平回憶，小波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就經常閉目塞聽，露出一副獃獃的表情，站在同齡兒童中間，十足是個異類，使人懷疑他的腦袋是否有毛病，連我姥姥和我媽都管他叫「傻波子」。 但王小平一直堅信，這個弟弟是「大智若愚」，說他自帶一顆「藝術的內丹」。 兄弟倆日常的樂趣，是冒著挨揍的風險，偷書看。 王小波後來講述過這段時光： 我十三歲時，常到我爸爸的書櫃里偷書看。那時候政治氣氛緊張，他把所有不宜擺在外面的書都鎖了起來，在那個柜子里，有奧維德的變形記，朱生豪譯的莎翁戲劇，甚至還有十日談。柜子是鎖著的，但我哥哥有捅開它的方法。他還有說服我去火中取栗的辦法：你小，身體也單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但實際上，在揍我這個問題上，我爸爸顯得不夠紳士派，我的手腳也不太靈活，總給他這種機會。總而言之，偷出書來兩人看，挨揍則是我一人挨，就這樣看了一些書。雖然很吃虧，但我也不後悔。 在雲南插隊那兩年，王小波得過急性肝炎，得過瘧疾，腰也受過傷。 但他說，比疾病和死亡更可怕的是，在寂寞里枯坐的經歷： 傍晚時分，你坐在屋檐下，看著天慢慢地黑下去，心裡寂寞而凄涼，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剝奪了。當時我是個年輕人，但我害怕這樣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來，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他常常在夜裡爬起來，借著月光，用蘭墨水筆在一面鏡子上寫呀寫，寫了塗，塗了寫，直到整面鏡子變成蘭色。 他的詩人氣質，或許在這個時候，在祖國邊陲，在天地間無盡的寂寞里，養成了。 人擁有此生此世是不夠的，他還需要一個詩意的世界。 05 今年是王小波逝世28周年。圍繞著他的身後名，大眾接受存在著明顯的兩個階段： 大概頭十年，他是作為一個反叛天才、權威解構者、自由主義者被接受；近十多年，在年輕的群體中，他主要作為「撩妹高手」被接受。 一切崇高意義被消解，這倒很「王小波」。 他與李銀河的愛情，不斷被言說，成為浪漫的象徵。 1977年，李銀河讀到王小波的小說《綠毛水怪》，產生了見見作者的衝動。 第一次見面，嚇了一跳，沒想到長得這麼丑。不如不見。 第二次見面，王小波主動找上門，借著聊文學，聊著聊著，猛不丁問了一句：「你有男朋友嗎？」 李銀河一愣，說：「沒有。」 王小波直截了當：「你看我怎麼樣？」 當時二人身份懸殊。李銀河說她是《光明日報》編輯，文章上過《人民日報》頭版，影響很大，王小波只是一個街道工人，社會底層。 王小波通過一封封感情炙熱的情書，打動了李銀河。 期間，因為嫌棄王小波實在丑得拿不出手，李銀河鬧過分手。王小波寫信挽回了這段感情： 你應該去動物園的爬蟲館裡看看，是不是我比它們還難看……你也不是就那麼好看呀，咱們扯平了。 認識3年後，兩人「神人」，在1980年結婚。王小平回憶說： 按照我媽的說法：「他們在一塊兒吃什麼，吃精神嗎？」按照小波丈母娘的說法：「這一對寶貝放到一起，就差給他們脖子上各拴一塊大餅了。」我毫不懷疑，他們二人在自己的世界裡過著極其豐富，極其高尚的精神生活，並在一定程度上練就了喝風屙煙的本事。 恢復高考後，1978年，王小波考上中國人民大學。因為他父親定的家訓是「不準學文科」，所以他選擇了唯二的理科專業之一。 王小波後來在雜文《我為什麼要寫作》中闡述道： 我父親不讓我們學文科，理由顯而易見。在我們成長的時代里，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風關了監獄，王實味被槍斃了。以前還有金聖嘆砍腦殼等等實例。當然，他老人家也是屋內飲酒門外勸水的人，自己也是個文科的教授，但是他坦白地承認自己擇術不正，不足為訓。 父親年老時，曾告訴王小波，「自己一生的學術經歷就如同一部恐怖電影」。 王小波要到脫離體制，辭職獨立寫作，尋求小說出版時，才感受到父親一樣的痛苦。 此時，他的人生，僅僅如同一部愛情電影。 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