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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专制政权对美国的渗透产生了具负面含义的“政治正确”概念。过去20年来“政治正确”变成了一种正面表述，它代表的各种诉求日益张扬。美国宪法从来没有赋予任何政党或任何社会团体有确定什么观点属于“政治正确”的权力。如果美国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自我赋予这样的权力，那不是民主制度的“进步”，而是思想专制的植入，与共产党政权思想改造的套路非常相似。一旦“政治正确”的思想专制被社会默默地接受了，年青一代不得不在学校里被单一意识形态“洗脑”，一个民主国家便失去了思想自由，这个民主制度就可能沦落为一批人的政治专制。  一、“政治正确”的前世今生 如今的美国，从校园到政坛，“政治正确”俨然以法律的面目发出了“领导一切”的声音。很多人并不了解“政治正确”这个口号的来源，也不知道它的原初含义是什么。其实，“政治正确”来源于苏共和中共专制政权对美国的渗透。  2008年10月20日美国历史学者莫里斯·伊瑟尔曼（maurice isserman）和艾伦·施雷克（ellen schrecker）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了关于“20世纪美国左翼历史发展”的演讲。据伊瑟尔曼介绍，1919年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美国共产党成立，并公开宣称其目标是建立一个苏维埃美国；美共在上世纪30-40年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系密切，并接受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二战后美共逐渐瓦解。到了上世纪60-70年代，一个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左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将中国及古巴作为追求的典范。  共产党专制政权对美国的渗透产生了“政治正确”这个概念。据维基百科介绍，在30年代，“政治正确”是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对那些服从莫斯科指令的美共信众的挖苦之语，意思是，他们只会一味地鼓吹和捍卫苏共的方针政策。美共必须坚持莫斯科规定的“政治正确”路线和口号，因为它是拿卢布的苏共傀儡，直到1987年苏共已经开始政治松动了，美共仍然依靠苏共每年300万美元的补助。而在中共输出革命的60到70年代，美国那些喜欢毛泽东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的新左派经常按照中共反苏反修的调子讽刺美共成员。比如，美国毛粉们会模仿“红卫兵”的口吻对美共成员说，“同志，你并不那么政治正确噢”。  里根时代结束后，从90年代开始，“政治正确”在大学讲坛上和校园里复活了，但少了卢布的气息或毛语录的馀音。回忆那个时期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的课堂里，教经典理论课程的非裔美国人教授把《共产党宣言》列为必读教材，我写了篇读书笔记，把《共产党宣言》彻底否定了，这位教授并没有任何异议。那时“政治正确”这词极少出现，或许在个别讲座里会冒个泡，但那时用“政治正确”这个词，仍然多少包含一点讽刺左派的意味。有学者认为，“政治正确”是一种“文化马克思主义”，它的标志是对不同价值观的不宽容。  但是，随著美国大学讲台上的教师们越来越左倾，过去20年来，“政治正确”变成了一种正面表述，意思是，左派“进步主义”口号和理念是政治上天然“正确”的。它在校园、媒体和社会上越来越流行，其原初的负面含义完全消失了，而它代表的各种诉求则日益张扬。最近以来，“政治正确”之下的诸多口号中又加进了“打倒川普”，以致于许多川普的支持者为了避免“政治正确”的压力，再也不在民调或社区环境里表达自己的看法。  二、“政治正确”变成思想专制 在当代美国社会，“政治正确”本来只是一种标签，就像“最好的品味”这种广告词一样，是对它所推销的主张、政策的包装或广告。任何商品的好坏，关键在于其内容，而不是单纯由包装或广告所决定的。然而，近年来“政治正确”似乎正在变成一种政治工具，一些人试图用标签来掩盖内容，似乎只要是任何在“进步主义”旗帜下提出的口号或政策主张，就不许质疑，不许有不同意见，不许别人保留看法，否则就用“政治不正确”的“棍子”去打击不赞成“进步主义”口号的人。  没有经历过红色专制的美国人体会不到，什么叫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的社会专制。而对中国人来说，自从1949年开始直到今天，他们始终生活在红色专制之下，那些敢于独立思考的中国人远比西方那些挥舞著“政治正确”标签的人更懂得思想专制的实质，因为他们就是思想专制的受害者。红色政权的思想专制特征是，通过政治权力或其它社会权力（比如学校里的成绩给定权）而掌握话语权的一部分人，把自己的观点规定为“政治正确”，不允许任何人提出质疑，也不许别人保留自己的看法；对敢于拒绝“政治正确”的社会成员，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通过经济压力或社会压力，强迫拒绝“政治正确”的社会成员们服从，即让价值观上不服从者难以生存，最后许多人只能被迫做两面人，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只有私下场合对信任的人才能说真话。  2016年8月2日《纽约时报》刊登过耶鲁大学学生董一夫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在美国校园中，政治正确不是法律，但其‘管辖’的范围却往往超过、超出法律。言论自由固然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是，在美国社会越发多元化的背景下，一个人在行使言论自由权时，其所受到的限制，常常不是来自美国历史上诸多里程碑式的平权法律法案，而是来自政治正确原则”。  美国宪法保护言论自由，更保护思想自由，这是美共得以混到今天的原因，也是毛泽东的“小红书”得以在美国传阅的原因。但是，美国宪法从来没有赋予任何政党或任何社会团体有确定什么观点属于“政治正确”的权力。如果美国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自我赋予这样的权力，那不是民主制度的“进步”，而是思想专制的植入。  三、“政治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专制基因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美国教育界的左倾化。在教育圈里，不但新进教师必须保持“政治正确”，对“政治正确”持保留态度的教师会受到排挤，发表论文、教师晋级有“政治正确”的“玻璃天花板”，连总统选举时不支持“政治正确”的教师们都必须小心地缄口不言，以免遭到同侪的批评。这种现象代表著“政治正确”正在从思想专制升级为社会专制。  恰恰是从这一现象中，可以发现“政治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基因，那就是对民主国家内部在“政治正确”问题上持“不同政见者”的无情打压。“政治正确”派经常以关心人权、特别是共产党国家的人权为自己的妆扮，以突显自己对红色专制的不满是“进步”的表现。但是，他们真厌恶思想专制吗？所有以马克思主义为国教的共产党政权，哪一个不是专制社会？红色政权之所以专制，就在于它清楚地知道，自己那剥夺人权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压迫违反人的本性，必然遭到民众的反弹，除了坚持实行专制之外，没有其它生存之道。这也是中美冷战背后的一个意识形态原因。  但是，“政治正确”派批评红色政权的人权问题，却总是停留在人权表象的层面，对专制政权的马克思主义专制基因却从不愿意触碰。而如果不批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含的专制基因，就无法挖掘红色政权下的专制根源。“政治正确”派总是给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新旧版本留下种种宽容，其原因在于，他们其实十分赞赏马克思主义的专制基因；而且，在可能的范围内也会身体力行。  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正确”正在蜕变成思想专制和社会控制的政治工具，而“政治正确”派的两面人特征也暴露无遗。一方面，他们表现出对共产党国家人权的关注；另一方面，他们对本国那些对“政治正确”持保留态度的人毫不宽容的立场，恰恰和红色政权对待异议人士一样。一方面，“政治正确”派似乎对共产党国家的专制十分不满；另一方面，他们对共产党政权的马克思主义专制基因又小心呵护。  正因为如此，西方的左派虽然批判共产党专制，却从来不肯彻底否定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教条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他们更不愿意像共产党国家经历过红色专制的异议人士那样，深刻挖掘共产党制度的意识形态根源，即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政治正确”发挥了遮羞布的作用，让那些不否定红色政权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做法得到“正名”，理由是，他们批判了红色专制下的人权状况，因此就“政治正确”了。可以说，西方左派既要继续拥抱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新旧版本，又怕被说成是共产党专制的追随者，于是用这个所谓的“政治正确”替自己辩白。他们对红色专制的批判从来是虚情假意、半真半假的，只抽象地谈专制不好、要保护人权，却拒绝彻底否定红色政权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及其专制基因。  四、“政治正确”派与谁为敌？ “政治正确”派与美国的传统价值观为敌，也批判精神同源的共产党政权，但它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其实属于政治不正确。  美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无非就是政治制度上坚持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同时在经济社会制度方面不依恋政府提供的福利。因为理智告诉持传统价值观的人们，民主国家的财政并非来源无穷的“藏金窟”，而是幸苦工作的纳税人们用税款填充起来的；若为了个人需要过度掏挖国库，既会毁掉这个国家，也会毁掉个人的努力意愿。在坚持这种价值观的美国民众身上，可以看到一种“谦卑的自尊”。所谓谦卑，是指他们只要求有机会努力工作养活自己；所谓自尊，是指他们不愿意依赖政府福利，但希望政府慎用纳税人提供的有限资源。  “政治正确”派却把持有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民众称为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这种说法在媒体和民调中已经成了自然而然的约定俗成。其实，持有传统价值观的美国民众并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保守主义”也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相反，“政治正确”的背后却隐藏著一种意识形态，即与“政治正确”的原初面目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现代变种。  美国左派价值观的精神资源进口自欧洲，即战后在欧洲居主导地位的后现代、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比如，诞生在法国的后现代主义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整个欧洲具有支配性的影响，文化相对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就是后现代理论的产物。文化相对主义的道德基础是价值相对主义，而价值相对主义的实质其实是道德虚无主义。欧洲今天面临的诸多问题，都可以被看作左倾幼稚病和左倾优越感的后果，左倾幼稚病是指乌托邦思维占上风，左倾优越感是指以左倾思维为时髦。许多知识分子和媒体热衷于批判欧洲的文明，同时对其它意识形态不加批判地接收，不讲是非，不分好坏。许多欧洲人不喜欢美国，就是因为在美国民间仍然十分活跃的传统价值观与欧洲的左派价值观格格不入。  从80年代以来，美国的大学课堂中的社会科学课程往往大量介绍来自欧洲的种种新马克思主义背景的“时髦”流派。美国的文化精英大多数接受并传播左派价值观，给自己戴上了“自由派”的桂冠，在政治观念上关注人权、弱势群体，在社会经济制度上支持大政府、多福利。这些左派文化精英中，喜欢马克思主义的大有人在，甚至不少人上世纪60-70年代是毛粉。他们可能对斯大林模式持批判态度，毕竟这种模式因苏联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而臭名昭著；但是，他们对毛泽东的大规模政治迫害以及数千万人饿死在“公社”的共产主义旗帜下却装聋作哑，他们更不愿意讨论马克思主义在红色专制国家政治实践的末路问题。  在民主自由的制度里，如果喜欢马克思主义属于思想自由，那么，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真理、最高价值观和思想专制的本质，同样属于思想自由；如果坚持“政治正确”是政治自由，那么，批评“政治正确”也同样应该属于政治自由的另一部分。当“自由派”用“政治正确”一面倒地侵蚀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时，美国的民主制度实际上就遇到了威胁。一旦“政治正确”的思想专制被社会默默地接受了，年青一代不得不在学校里被单一意识形态“洗脑”，一个民主国家便失去了思想自由，这个民主制度就可能沦落为一批人的政治专制。  对这套路数，许多美国人只是本能地觉得不对，却说不清背后的走向意味著什么。但对来自共产党国家的异议人士而言，那不就是共产党政权思想改造的套路吗？马克思主义的要害就是把一小群人的看法作为全球的终极真理和人类大趋势，试图把所有其他人纳入自己的完全控制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正确”这个口号本身是反思想自由的，在民主制度下，这个口号没有正确性可言；而“进步”主义的实质是取消思想自由，所以它不是“进步”的，实际上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倒退，是从民主向专制滑坡的危险路径，所以是一种退步主义。  中共与这股西方国家的左派潮流有“亲戚”关系，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传人，但出于两个原因，双方没办法真正合作。因为，西方左派现在奉行的是新马克思主义，为了与共产党政权划清界限，以争取民众，不得不批判红色政权的人权状况。出于意识形态的同源问题，左派政党比右翼政党更害怕背“为专制政权帮腔”这个“锅”，在对华政策上西方的左派政党往往会刻意强调它对人权的关注，而这样的立场使得它没法与中共“勾肩搭背”。 （全文转自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