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没有人才吗?

之前写了《大清的成功秘诀》,提到大清的成功离不开统战关键群体。今天我们就聊聊大清的敌人大明朝。

大明朝灭亡的原因,非常复杂,网上讨论也很多,包括王朝周期律、财税制度落后、小冰河期等。今天我不聊这些学理性的、深层次的原因,只聊一个最简单的,那就是用人制度。

大明朝一向是刻薄寡恩、用人不善,君臣之间严重缺乏互信。在大明朝的后期,有两个现象非常突出。

一是越忠诚的官员下场越凄惨。绝对忠于朝廷的戚继光、杨镐、熊廷弼、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都下场凄惨,拥兵自重或投降大清的李成梁、左良玉、洪承畴、吴三桂、孔有德则活地很滋润。

二是成为大清的人才输送基地。同样的人,在大明朝这边默默无闻,跑到大清就成了一顶一的人才。明军一旦剃头,战斗力就翻上三四倍。

先说第一点,在大明朝做忠臣下场是悲惨的,《万历十五年》有句话说得好,说上到首辅、总兵,下到文学家,没一个有好下场。这句话放在明末,再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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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几个辽东巡抚、总兵、督师,没一个善终。杨镐萨尔浒战败后被处死、李如柏萨尔浒战败后自尽、熊廷弼广宁失守后被处死、袁崇焕己巳之变后被凌迟、孙承宗大凌河之败后被罢官。

这里,我重点说两个人,一个杨镐、一个袁崇焕。

提起杨镐,明粉往往是一顿黑,认为杨镐应为萨尔浒的战败负全责。但问题是,除了杨镐还有更好的人选吗?合兵就能打赢努尔哈赤吗?

按当时的条件,杨镐其实是最好的人选,大明朝一向是以文制武,总指挥一定是个文官,而杨镐参加过万历朝鲜战争,是作战经验最丰富的文官,整个朝廷,也找不出比杨镐更有经验的。

杨镐的分兵战略,也没有大问题。分兵,其实是辽东明军惯常的做法,在辽东多次参加战争的李如梅,也建议分兵。杨镐分兵原因有二。

一是萨尔浒明军调自全国各地,将帅不和。

二是建州地形崎岖,十一万大军施展不开且会面临补给困难。

就后面的战事看,努尔哈赤也没有真的合兵一处,虽然努尔哈赤说“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但后金在局部战场投入的兵力,最多也不超过3万人,与单路明军(2-3万左右)的人数,差距并不大。

就是这样人数大体相当的战斗,明军却往往只能支撑1天,第2天就开始溃败,努尔哈赤和几路明军的战斗,都可以用屠杀来形容。这样巨大的战斗力差距,合兵只会死得更快,还不如分兵打个时间差。

可以说,杨镐的指挥并无错误,就史料看,杨镐本人也没什么污点,在朝鲜时,他口碑就很好,朝鲜人记载杨镐到朝鲜后严肃军纪,力主抗敌,杨本人更是兢兢业业,从不嫖妓。杨镐被罢免时,朝鲜君臣出城送别,哭声震天。

任辽东巡抚期间,杨镐也是忠心耿耿,努力挽救辽东局势,萨尔浒战败后,更是以戴罪之身替熊廷弼背锅,连熊都称赞杨镐的人品。

从杨镐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兢兢业业,希望报效国家的忠臣形象,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是不该死的。

萨尔浒的失败,是注定的,责任不在杨镐,而在万历。明朝是一个皇权达到鼎盛的朝代,任何大事都需要皇帝进行决策,内阁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策权。辽东局势的溃烂,和万历的怠政息息相关。

万历中年时派出矿税太监到辽东盘剥,坏了人心,导致大量辽东汉人投奔建州,努尔哈赤能顺利夺取辽东,离不开辽东汉人做内应。

万历中年后还三十年不上朝,凡是臣子的奏章都留中不发,致使缺额的官员得不到补充,财税制度近乎崩溃、军器、军纪也得不到修整。整个大明朝原有的弊病,在万历年间进一步放大,到1619年已是积重难返。

萨尔浒的几位主将,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需要士兵抬着才能上战场,为什么将领青黄不接,还不是万历多年怠政,导致新人无法接任,这才让本该退休的老将上战场。为什么努尔哈赤能做大,也是因为万历怠政,致使无人主事辽东,这才让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

萨尔浒之战,身为最大责任人的皇帝不背锅,反将收拾残局的忠臣处死,这不让人心寒吗?

说完杨镐,我们再说说袁崇焕,袁崇焕比杨镐还惨,杨镐毕竟是个败军之将。可袁崇焕任内,先后两次击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是明朝唯一能正面击败后金的官员。这样的丰功伟绩,于情于理都不应重罚。但袁崇焕最后的下场却是凌迟加传首九边,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袁崇焕有没有问题?我认为完全没有,杀袁崇焕完全是崇祯刻薄寡恩。袁崇焕做的几件事争议很大。

首先是杀毛文龙,很多人说毛文龙可以牵制后金,袁破坏了抗金大业。这种说法没有根据,实际上毛文龙向来谎报军功、不听调遣,斩获极为有限,根本起不到牵制的作用。而且崇祯在事前赐予了袁崇焕先斩后奏的权力,袁杀毛文龙,在法理上没有任何问题。

我知道,会有人说所谓尚方宝剑都是虚的,真的先斩后奏就是犯了皇帝的忌讳,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要么不授予臣子这项权力,既然授予了就不能予以追究,这牵扯到君臣之间最基本的互信。崇祯杀袁,看似是维护了皇权,实际上完全破坏了君臣之义,将赤裸裸的算计摆到了台前。

还有人说袁崇焕说五年平辽,结果第二年后金军就兵临北京城下,涉嫌欺君,这更是荒谬至极。

己巳之变才是第二年,离五年尚远,何来欺君?更何况,以当时明朝内忧外患的局势,袁吹牛了又如何?当时袁是唯一能抵挡后金的官员,你把袁杀了又能用谁呢?于情于理,都不该杀。

至于袁执意要在北京城下迎击皇太极,实是迫不得已,袁深知明军没有和后金军野战的能力,只能“凭坚城,用大炮”,袁崇焕打赢的宁远和宁锦两次战役,都是依赖城墙上的火炮,而北京城上,恰好有20门红夷大炮。在北京城下阻击皇太极,是明军唯一的胜机。

但多疑的崇祯不会相信袁的说辞,只会认为他养寇自重,蓄意谋反。崇祯认为袁崇焕请求入北京城歇息,是图谋不轨;让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是勾结敌军;袁崇焕下狱后,辽东兵将均不听调遣,更坐实了袁崇焕拥兵自重的指控。

就这样,这个大明朝的忠臣被凌迟处死,北京百姓纷纷生啖其肉,袁的首级也被传首九边,辽东明军看到袁崇焕的下场,人心涣散,彻底对明朝失望。大明朝的刻薄寡恩,被每一个大明将士看在眼里。

袁崇焕的死,实在让人惋惜,袁从在福建当知县开始,就为官清廉。后到北京述职,他一个文人,刚到北京就单人出塞查看辽东地形。之后到辽东工作,在友军撤离的情况下坐守孤城,赢得了明朝对后金的第一场胜利,这个大明朝的忠臣,没有死在皇太极手里,反而被自己的皇帝和子民所杀,大明朝,配不上这样的忠臣。

除了杨镐、袁崇焕,后面的孙传庭、卢象升也下场不好,他们都在朝廷激烈的党争和崇祯帝的多疑下被逼而死,唯一活的比较好的就是洪承畴,但他是做了贰臣,靠投降大清才改变了必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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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大明臣子终于认识到,在大明朝做事是危险的。我大明朝的制度,核心不是办成事,而是维护皇权。大明朝为何以文制武、太监监军,外行领导内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限制武将,互相监督,保障皇权。

你权力小办不成事、权力大又被怀疑拥兵自重。办不成事要处斩,老办成事功高盖主,也要处斩。不论是皇帝还是言官,只要抓住一点小错,就将人往死里整,大明朝的人心已经坏了,这种氛围下,只能少做少错,不做不错。躺平不做事,成了官员最明智的选择。

既然在大明朝不能做事,那只能去大清了。那些在大明朝磨洋工的庸碌之辈,一旦剃了头,就战斗力大增,原因无他,只因大清的制度要比大明朝宽容的多。

比如额驸李永芳,在明朝不过是个中级军官,手下兵力不过千把人,投降后金后竟成了后金第一军师,还娶了努尔哈赤的孙女,他连续用内应攻破明朝城池,萨尔浒之战时,李永芳更是献策,提出应集中兵力消灭明军。

再比如大清乌真超哈炮兵部队的组建,造出红衣大炮的王天相、金世祥不过是明朝的普通铁匠和普通军户,就这两个大明朝的路人,在投降大清后,居然赶在大明朝廷前仿制出了西方的红衣大炮,到大凌河之战时,皇太极的重炮数量就超越了明军,在孔有德等人降清后,大清更是在火炮上占据绝对优势。

为何大清只用了大明的二流人才,就仿制出了红衣大炮,关键是体制不同。大明朝的问责制度非常严厉,只要造炮失败就要被严惩,轻则处分、重则杀头。

久而久之,大明朝的工匠都趋利避害,不敢研发新品,不敢尝试威力大但成品率低的重炮,都去造那些威力小、成品率高的火器。所以大明朝火器种类虽多,但大都不堪用。戚继光就说除了鸟铳和佛朗机,都不堪用,这两个还都是从西方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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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大明朝的刻薄,大清宽容的多,皇太极当时为了造出红衣大炮,许诺不惩罚失败者,只要勇于造炮,无论用多少原料,失败多少次都可以,最终在无数次的尝试下,王天相拥“失蜡法”造出红衣大炮,金世祥则发明了效率更高的泥铸法,两人成功的背后,离不开无数次的失败和试错。

事后,皇太极大喜,立即封王天相位骑都尉,后又升为备御,世袭罔替。

正是这种对错误的容忍,对人才的绝对信任,让大清胜过了大明。大清向千百万汉人表明,虽然建州苦寒,物质条件比不上关内,但大清对待人才的态度是不拘一格,只要你是人才,就能在大清有所发展。

这种对人才的统战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19世纪60年代,大清同时面临太平天国、英法联军、陕甘回乱、捻军等四股叛乱,大清朝廷完全无力镇压,为了保住朝廷,大清下放权力给汉族士绅,不到十年就平定叛乱,让大清续命50年。

这期间,曾国藩、左宗棠、僧格林沁都吃了无数败仗,甚至有一次,捻军直接打到了北京城下,慈禧不仅没怪罪左宗棠,反而继续信任他,最终终于平定了捻军和回乱。试想,如果当时当政的不是慈禧而是崇祯,恐怕朝廷一不会放权,二会处死战败的左宗棠、曾国藩。大清大概率撑不过太平天国起义。

在用人格局上,大明完全输给了大清,崇祯也完全比不上慈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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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沉思的托克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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