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论争之我见

2016年11月30日，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说。莫言也像所有与会作家艺术家一样，在此次会上表态，发言说：

“习总书记的讲话内容丰富，充满了艺术辩证法，充满了科学精神，听后很受鼓舞。习总书记关于文艺的讲话能够让文艺工作者感觉到，读到会心处想拍案而起，有心领神会之感，感觉到我们心里有很多话，还没来得及说，就被他用非常精辟的话语概括出来了。我想，这都是因为他的确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一个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的人，是一个内行。”

莫言如此肉麻吹捧这个习总，让人感到很不是滋味；不过，如果再看看他三年多前有一次是如何评论人们对毛泽东的评论的，那更只有“愤怒”二字。

那是2013年4月21日，莫言应邀在中共中央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四周年纪念活动上作主题演讲。在这个题为“文学创作漫谈”演讲中，他竟然大放厥词，说：

“现在有很多人在否定毛泽东，在把他妖魔化，把他漫画化，但我想这是在蚍蜉撼大树。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你能否定得了吗？他的《论持久战》你能否定得了吗？你可以不喜欢他的诗歌，但他的那种胸襟，那种气势，你能写得出来吗？你可以不喜欢他的书法，但你能写出他的那种龙飞凤舞、狂飙一样的字体吗？

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现在有些人去把他丑陋化、漫画化、魔鬼化，是缺少理智的。现在谁要肯定毛泽东，是要冒着很大的风险的。现在一些所谓的‘教授’，所谓的‘公知’扮演了一种高于一切的角色，认为自己就是良知的代表，就是正义的化身，实际上十分可笑。”

的确，如果是一般作家，就凭这两个发言，完全可以定性了，不必浪费口舌再加以讨论了。但他是莫言，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获者，我感到还有探讨一下的必要。

一，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一开始曾让中共官方欣喜若狂，其高度肯定与对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荣获者高行健以及颁奖者瑞典学院的疯狂攻击形成反差极大的对比。

2012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传来，在第一时间里，主管中共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对莫言获奖表示祝贺。祝贺信中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

有中共中央领导的认可，跟着自然是各级领导飞快的热烈祝贺。文化部部长蔡武致莫言的贺信说：“莫言同志以卓著的文学创作成果，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这是值得我们中国作家、艺术家自豪的事。”中国作家协会认为：“莫言的获奖，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指出：“莫言的小说创作，一直葆有深邃的人性深度与持续的反思精神，总在历史与个人的互动关系中，探悉各色人等的命运走向。……这些追求，使得您的笔下的一切，都是人之情性与民族精神相贯通的个人化呈现与艺术化象征。您当之无愧地属于当代中国作家一流群体中最为杰出的一位。”中国小说学会在致莫言的贺信中说：“我们认为，您的意义，不只在于您代表中国作家第一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同样在于您在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的虔敬态度和所投注的巨大热情，在于您对文学的世界所做的广袤而深厚的开掘，以及对小说叙事艺术的无限可能性、对于汉语言的诗性魅力的努力探索和高度造诣上。”

莫言获奖让中共官方欣喜若狂，最早最高也是最离谱的称赞来自中共权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他竟然把莫言获奖看作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这显然把一个文学事件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宏大的国家政治层面了。

这是中共的标准作业。人们因此不能不想到十二年前的那次大批判大攻击。高行健文学成就非凡，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以表彰“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可是，高行健却被中共视之为敌人，遭其猛烈攻击。

中共还连带猛烈批判、攻击颁奖者瑞典学院。当年《人民网》专稿指责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违背了诺贝尔遗嘱”，“是诺贝尔奖金的大贬值”。中国作家协会一口咬定，高行健之所以获奖，“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也帮腔说：“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被用于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不值一评”，“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人民日报》特地发表了评论员文章，长长的题目：《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高行健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文中竟然如此破口大骂，充满火药味：

“在斯堪地那维亚半岛上的瑞典文学院里，一场闹剧正在上演。一小撮对中国人民怀有极不健康心理的所谓文学专家，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将新世纪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现居法国的华裔‘作家’高行健。瑞典文学院的倒行逆施，极大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这是对12亿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我们可以认定，瑞典文学院是一贯反动，一贯敌视红色政权，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把诺奖颁给高行健再一次验证了瑞典文学院的丑恶嘴脸和反动本质。”

二，很快，中共官方发现祝贺莫言不啻吞下了死苍蝇，这只死苍蝇是如此地恶心——至关重要的给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中文译本竟然不能全文公布。这也算诺贝尔文学奖甚至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令人极其鄙视的笑话了。

当年莫言被宣布获奖后，中共官方在第一时间里就大肆庆祝，其思想逻辑不难理解。比对一下，同是获得诺奖，原先那个高行健，“六四”后宣布退出共产党，谴责中共制造“六四”屠杀，又去了法国成了“叛国者”，十足一个反共作家；而莫言就不同了，是党员又是军衔少校的军队作家，更是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妥妥的“赵家人”，是真正的自己人第一次荣获诺奖。但是，很快，中共官方发现吞下了死苍蝇，这只死苍蝇是如此地恶心——至关重要的给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中文译本竟然不能全文公布。这也算诺贝尔文学奖甚至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令人极其鄙视的笑话了。

当年12月10日，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在颁奖典礼上发表《颁奖词》，介绍莫言的主要作品，并阐述该委员会决定授予莫言文学奖的原因。中共官方媒体在报道时，却不得不整段整段删掉批评共产党洗脑宣传篡改历史的部分，删除了颁奖词中所有对中共不利的字句，使颁奖词完全变味，此外，对勉强出示的部分也故意翻译得面目全非，语义不详，让人看不懂。

根据资料，被中共官方媒体删除的颁奖词段落包括：

“中国在二十世纪中的暴虐，也许前所未有如此赤裸地呈现在他那些英雄、恋人、施虐者、强盗，特别是坚强无畏的母亲的故事之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怜悯的国度，以及那里鲁莽、无助和荒唐的人们。”

“莫言的小说《酒国》中，极品佳肴是烤三岁童子肉。只有男童能入膳；被忽视的女童反而得以生存。这一讽刺指向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令天文数字的女婴被流产：重男轻女，女孩连被吃的资格都没有。莫言还就此话题写了一部完整的小说《蛙》。”

“莫言所描述的过去，不是共产主义宣传画中的快乐历史，而是他用夸张、模仿以及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变体，对以往那五十年的宣传作出了令人信服的严苛的修正。”

“莫言为反抗所有不公行为的低微个体打抱不平，无论是日本侵略，还是毛主义的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热生产至上。”

诺奖评审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宣读的这篇颁奖词开头至关重要的一段当然也删掉了：

“莫言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篡改的历史及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他用戏弄和不加掩饰的快感，揭露了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经意间摸索出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形象。”

尽管中共肆无忌惮删改，给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慢慢地也在中国流传开来，并在圈内激起很大反响。有一位作家在微博中就称赞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不是吃素的”。她写道，“这也让我们反思，我们对作品中的时代和人物的理解有这么深刻吗？我们是否是一个阅读贫乏而浮躁的民族？是否是一个不懂得尊重智者不懂得反思和自省的民族？”

当然，她也和其他一些同行一样，虽然大致认可诺贝尔奖的评委们的“深刻”，但在中共的高压统治的社会环境下，仍然不敢对其何以“深刻”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相反，在整个国家，十二年前的一幕重现——更多的毛左学者和小粉红铺天盖地的批判攻击来了，对诺奖评审会，对莫言。攻击者也不敢正确写出《颁奖词》有关字句（讽刺的是，那些忌讳的敏感词写出也发不出），也许他们压根就没有看到《颁奖词》，但他们好像拿到了尚方宝剑，一个比一个疯狂。

他们咬定，给莫言的颁奖词是西方政客污蔑中国的有力证据，这是对中国的贬损，对中国的嘲弄，对中国十四亿人民的挑衅。

他们说，从这个颁奖词中，西方人的政治倾向和意图是如此露骨、如此直接地展示了出来。他们需要并鼓励中国文艺工作者来创作“反抗”的作品。他们需要棋子。

他们认为，西方反华势力慷慨褒奖莫言，是因为在莫言笔下，他们看到了他们想要看到的中国，而莫言迎合了他们。抹黑中国的人和文字，西方人却如捧香脚一样。看了这个颁奖词，一切不言自明。意识形态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树欲静风不止。

他们说，文学是政治的延伸，是人类战争的一部分。一些人故意散布文学无国界、文学无立场，居心叵测。颁奖词可不是随便说说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研究莫言就从颁奖词入手。把颁奖词和莫言放在一起去研究，加以分析之后，就能得出“正确结论”，莫言为何样人，也就显而易见了。

于是，罪名确实了：莫言为西方反华提供炮弹，人们必须记住这个可耻的“大师”！

三，莫言文学成就有目共睹，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并非意外。这是文学的胜利。

当年中共当局一些人把高行健获奖看作“是诺贝尔奖金的大贬值”，“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而莫言获奖一下子又变成了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显然不懂诺贝尔文学奖甚至可说根本不懂文学，固然贻笑大方；而相隔十二年两次对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以及获奖者高行健和莫言的攻击批判，其横蛮荒谬，卑鄙恶劣，世间罕见，也是自取其辱。

历史上，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有看走眼的时候，有评审不当的时候，但这两次，我个人感觉都很不错，评委的确“不是吃素的”。莫言获奖后，我就发表过《并非意外的成就》和《文学的胜利》等文章，表示祝贺与赞许。事实上，高行健获奖后两年，莫言和他的英文译者、美国圣母大学讲座教授葛浩文（Howard Goldblat）来访悉尼的时候，我就当面对莫言说他可能十年左右获得诺奖，我有幸言中了。

其实，莫言文学成就有目共睹，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并非意外。当年，莫言才五十七岁，竟写了十一部长篇、三十部中篇、八十个短篇。在这之前，他已经获奖无数：

1987年，《红高粱家族》获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1988年，获“联合文学奖”；1996年，《丰乳肥臀》获第一届“大家•红河文学奖”；2000年，《红高粱家族》获《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十八名；2001年，《红高粱系列》获《今日世界文学》七十五年来全世界四十部杰出作品；2001年，《红高粱系列》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2001年，《檀香刑》获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文学类最佳书奖；2001年，《酒国》获法文版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2003年，《檀香刑》获第一届“鼎钧双年文学奖”；2004年，获“茅台杯人民文学奖”；2004年，获法国“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获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2005年，获第三十届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5年，《四十一炮》获第2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2006年，获“福冈亚洲文化奖”；2007年，《生死疲劳》获“福星惠誉杯”优秀作品奖；2008年，《生死疲劳》获第2届“红楼梦奖”；2011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所获奖项五花八门，有来自中国国内的，有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各种获奖原因在档案上都写得很清楚。

例如，“冯牧文学奖”指出：“莫言以近二十年持续不断的旺盛的文学写作，在海内外赢得了广泛声誉。……《红高粱》以自由不羁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语言，奇异新颖的感觉，创造出了一个辉煌瑰丽的莫言小说世界。”

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说：“由中国杰出小说家莫言原创、优秀汉学家杜特莱翻译成法文的《酒国》，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实验性文体。其思想之大胆，情节之奇幻，人物之鬼魅，结构之新颖，都超出了法国乃至世界读者的阅读经验。这样的作品不可能被广泛阅读，但却会为刺激小说的生命力而持久地发挥效应。”

“鼎钧双年文学奖”认为：“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莫言的创作一直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究其根本，应该归诸于莫言的感觉方式有着深厚的地域和民间渊源。《檀香刑》是这样一个标志：民间渊源首次被放到文源论的高度来认识，也被有意识地作为对近二三十年中国小说创作宗从西方话语的大格局寻求超越和突破的手段加以运用；同时，作者关于民间渊源的视界进一步开拓，开始从抽象精神层面而转化到具体的语言形式层面，从个别意象的植入发展到整体文本的借鉴。”

“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颁奖者这样赞扬莫言：“您写作的长、短篇小说在法国广大读者中已经享有名望。您以有声有色的语言，对故乡山东省的情感、反映农村生活的笔调、富有历史感的叙述，将中国的生活片段描绘成了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体的生动场面。您喜欢做叙述试验，但是，我想最引起读者兴趣的还是您对所有人物，无论是和您一样农民出身的还是所描写的干部，都能够以深入浅出的手法来处理。”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指出：“莫言的写作一直是当代中国的重要象征之一。他通透的感觉、奇异的想象力、旺盛的创造精神，以及他对叙事艺术探索的持久热情，使他的小说成了当代文学变革旅途中的醒目界碑。……他的文字性格既天真又沧桑；他书写的事物既素朴又绚丽；他身上有压抑不住的狂欢精神，也有进入本土生活的坚定决心。这些品质都见证了他的复杂和广阔。……他的努力，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

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认为：“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古老深厚的文明，具有无限丰富而又科学严密的想象空间，其写作思维新颖独特，以激烈澎湃和柔情似水的语言，展现了中国这一广阔的文化熔炉在近现代史上经历的悲剧、战争，反映了一个时代充满爱、痛和团结的生活。”

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赞叹说：“莫言先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以独特的写实手法和丰富的想象力，描写了中国城市与农村的真实现状，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莫言先生的作品引导亚洲走向未来，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

“茅盾文学奖”指出：“莫言的《蛙》……以多端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思考。叙述和戏剧多文本的结构方式建构宽阔的对话空间，从容自由、机智幽默，体现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和执著的创新精神。”

四，文学的真实性是文学的生命。真实始终是文学颠扑不破的最基本的品格，不仅仅是文学的价值判断，也同时具有伦理的涵义。莫言荣获的所有奖项都是以这个最高标准来检验并认可他的文学成就。

众所皆知，文学的真实性是文学的生命。莫言的小说显然体现了这个文学本性，真实地揭露了中国社会人间百态。

就拿那段被中共媒体删除的诺奖颁奖词所评论的两部莫言长篇《酒国》和《蛙》来说吧。

《酒国》首次出版于1992年。莫言在作品中继续沿用其“乡土性写作”和“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打破传统，通过三条线索进行写作和交代，在叙事实验方面进行大胆尝试和创新，形成了该小说文本结构特色。小说主线是特级侦查员丁钩儿奉命到酒国市去调查地方官员烹食婴儿的犯罪案件。但到酒国市的人没有能经得起诱惑的，这位特级侦查员在权力、美酒和女人之间周旋的过程中最后醉酒淹死在茅厕里。他的墓志铭刻着：“在混乱和腐败的年代里，弟兄们，不要审判自己的亲兄弟。”

小说动笔于1989年9月。触发莫言灵感因而动笔的是一篇刊登在某家报刊的文章《我曾是个陪酒员》。文章撰写者发现自己是个永远喝不醉的人，结果被调到矿山党委，专陪干部出席酒宴，深得领导宠爱。莫言原想只写部五万字的中篇，只写酒，写这奇妙的液体与人类生活的关系。但当写起来莫言才知晓这是不可能的：当今社会，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决定于觥筹交错之间，喝酒已变成斗争，酒场也变成了交易场，由酒场深入进去，便可发现这个社会的全部奥秘。于是《酒国》的讽刺和批判锋芒越写越尖锐。莫言自己表明：此书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官场腐败现象批判的力度最大的一篇小说，可是“现在批评界的领袖们喜欢的是‘优雅’和‘高尚’的东西，我的作品不符合他们的标准”。

中国酒文化的丑恶和危害在中共治下的这个国度早已发展到惊人的地步，这是不争的现实。《酒国》借助“酒”来抨击中共官场的腐败，毫无疑问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意识。但谁敢说它不真实？

《蛙》这部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深痛的长篇力作。它将视角定格在近六十年波澜起伏的乡土中国生育史，通过书中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变迁，大胆探讨生命及一系列社会矛盾热点，毫不留情地剖析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卑微的灵魂。

姑姑一面行医，一面带领自己的下属们执行中共计划生育政策——让已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生育的孕妇流产，成了心头两件大事。在执行这个“基本国策”的过程中，许多触目惊心的事件发生了。就姑姑来说，她亲手结束了二千多名胎儿的性命。晚年时，姑姑深感自己罪不可恕，内心充满罪恶感。为了能够弥补和忏悔自己心中的罪恶感，她嫁给了泥塑大师，和丈夫一起通过捏泥娃娃的方式来赎罪。但这种方法无疑是苍白的，并没有让她罪恶的内心得到一丝好转。因为心灵上的巨大痛苦，她患上了失眠症，最后导致神智失常，时常身披黑袍，像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晚上一片蛙叫声里，有一种怨恨，一种委屈，仿佛无数死去的婴儿精灵在控诉……

“作家要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莫言在不同的场合接受不同的访谈时都一再提到这句话，可以看成他写作的根本动因，也是他小说想要描述和揭示之处。所谓“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如论者所说，就是写作对象在某个层面上真正进入莫言的精神世界，并且深深地使他感到挥之不去的痛苦，不写出来便难以疏解。具体到《蛙》这部长篇，是中共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社会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涉及到了政治、经济、人伦道德等诸多方面，已经深深地震撼到莫言。这些问题，不仅是他人的痛苦，也与莫言自己的家族息息相关（莫言的姑姑确实是他写《蛙》时的模特，当然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蛙》指向中共愚昧、蛮横、罪恶、毫无人道的独生子女政策。书名“蛙”与“娲”同音，本身就是一重隐喻。原始时代古人搞不清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于是从蛙卵中想象出自己的身世。“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正是基于这样的想象而来。“蛙”是生命、繁殖的隐喻，是人类长河中不断延续香火的象征。而中共的独生子女政策不啻是扼杀生命。现在中共猛然醒悟，发觉它这个方针政策后果极其严重。它从不久前坚决的“一家一子”到现在鼓励多生到三孩，但为时已晚，老的已经生不出年经的不想生，中国已经面临严重的人口危机。人们都说，尽管不敢说搞明白了中共的计划生育问题就等于搞明白了中国，但如果不搞明白中共的计划生育问题，那就休要妄言自己明白了中国。莫言的《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说。

真实始终是文学颠扑不破的最基本的品格。文学触及真实，既将大千世界各色人等悉尽展示，同时也将自我袒裎无遗。笔下是否真实同时也意味下笔是否真诚，真实不仅仅是文学的价值判断，也同时具有伦理的涵义。作家把握真实的洞察力，对真实的正视与真诚，决定作品品格的高低，决定作品拥有力量的大小。莫言的作品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他的作品里确实出现了许多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那犀利的笔触记录的，是文学作品，更是中国半个世纪历史风云跌宕起伏下的人间百态。正是这样大胆地直面人性的逼真描写，才让作品拥有了灵魂。

五，被诺奖颁奖辞赞誉为莫言最“卓越的小说”的《丰乳肥臀》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民间史诗性大书，表现莫言的“狂妄的野心”。

在给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中，《丰乳肥臀》被赞誉为莫言最“卓越的小说”（most remarkable novel）。

的确，莫言1995年创作的这部长篇是一部从抗日战争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波澜壮阔的民间史诗性大书。全书主要刻画了一个伟大母亲形象，这位母亲上官鲁氏悲剧色彩的一生，是莫言对大时代背景下母女亲情与现实利益强烈冲突的形象化展示。

莫言在作品新版自序中写道：“书中的母亲，因为封建道德的压迫做了很多违背封建道德的事，政治上也不正确，但她的爱犹如澎湃的大海与广阔的大地。”为了可以生下儿子，鲁氏不惜与六名不同的男子发生关系，里面除了鲁氏的姑父，还有土匪、郎中、屠夫、和尚、逃兵。可惜依旧没有生下儿子，此时的鲁氏已经怀过七个孩子了，整个上官家族和鲁氏自己都期盼着有一个儿子降临。幸亏最后生出来一个儿子，但是这个孩子依旧不是上官家族亲生的，是上官鲁氏和一名国外的牧师所生，这一胎生下了双胞胎，一男一女，姐姐取名为玉女，弟弟取名为金童。上官金童的出生可能是这个家族希望的开始，在家里备受宠爱，但也给这个家庭带来巨大的灾难。位于故事中心的，是母亲那位承载苦难的民间女神。母亲用奶水喂养女儿和女儿们的子女，在战乱中保护孩子们避难、逃荒……大起大落中，母亲始终如坚硬的河床承受着一切，保护着一切，见证了战争与饥饿，也见证了荒唐与挥霍。

上官鲁氏这位饱经苦难的母亲和她的八个子女构成的庞大家族中，七个女儿跟着她们爱上的男人加入不同的政治势力，姐妹亲属贯串体现了中国二十世纪上层政治权力和低层社会民间势力。莫言通过描写家庭来反映中国政治气候的变迁，也表现了他对于女性的爱戴、同情和赞颂。读者发现，在这里，爱与欲、生与死、鲜血与肉体、饥渴与奢侈，都以超自然的能量爆发出来，二十世纪中国的疯癫岁月在这个庞大家族的内部投射出角逐与厮杀、亲情与背叛、牺牲与冷漠、荣耀与耻辱。

小说中，对毛泽东异想天开在1958年搞的“大跃进”，莫言重现了当年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他揶揄革命派妄图拿公兔给母羊配种的伪科学试验，而在当时，凡对此类事情表示怀疑的人都会被打成右派。小说的结尾为新资本主义勃兴的九十年代，那时候某些靠出售美容品发了大财的骗子们仍妄图通过杂交的方法养出凤凰。

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书中更有许多令人锥心的细节描写。“当女人们饿得乳房紧贴在肋条上，连例假都消失了的时候，自尊心与贞操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莫言在小说中所写的文字。那个时候，这一家人的生活属实是没有任何的希望，想活下去都是难上加难。有一个细节：母亲在工房工作的时候，不允许自带粮食回去，她为了养活孩子们竟然将豆子直接生吞下去，回到家之后再抠吐出来，洗净之后再给孩子们吃……

全书贯穿了女性视角。莫言说，母亲去世后，他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就是这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他仅用了八十三天，便写出了这部长达五十万字的小说初稿。在这本书里，他“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他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莫言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当然，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莫言说这是他“狂妄的野心”，就像他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不用说，莫言的作品不符合中共要求的“主旋律”，也注定让一些满心以为“岁月静好”的人失望。但无可否认，这部小说严肃，诚挚，富有象征意义，对中国百年历史具有很高的概括性。作者以一贯超乎常人的想象力和东方超现实主义的笔法，以朴素的小人物为载体，描绘了一幅散发神秘色彩的乡村图景，充满对纷乱变革时代的展示，并展现他对亲情与人性的反思，发出振聋发聩的时代之音。人们说，这是莫言小说的突破，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突破。莫言也这样告诉世人：“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你如果要了解我，应该看我的《丰乳肥臀》。”

六，《生死疲劳》布置了一个魔幻境界，对中共建政后五十年全部措施作了全方位的揭露和批判。

《生死疲劳》于2006年出版，这是一部中国乡村社会的庞杂喧哗、充满苦难的蜕变历史，也是莫言在艺术上向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鸿篇巨制。

莫言用四十天写就这部四十三万字的长篇，但这个故事在他心里积累了四十三年。莫言说：“假如我能有两本书得以流传，《生死疲劳》肯定是其中之一。”莫言还透露：诺贝尔奖的评委因为读完了《生死疲劳》，才把这个奖项授给了他。莫言向读者推荐《生死疲劳》：

“这本书比较全面地代表了我的写作风格，以及我在小说艺术上所做的一些探索。小说中人跟动物之间可以自由地变化，通过动物的眼睛来观看中国最近五十年来社会、历史的变化。力争用一种最自由、最没有局限的语言来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对文学探索、文学创作的一种比较完美、统一的结合。”

这部长篇的背景几乎涵盖了从1950年到2000年中共执政整个历程。从土地改革，到建立互助组、初级合作社与人民公社，到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以及人民公社宣布解散……所谓生死疲劳，皆因折腾。这部小说将政治作为病理学来阐述，映照中国现实，反思体制的弊端和表达对自由的渴望，讥讽和批判既残酷又荒唐以失败告终的毛泽东农村共产主义乌托邦实验。

小说中，当年土改的时候，有一个叫西门闹的地主被中共枪毙了，他到了阴曹地府喊冤，阎王就叫他再世轮回。五十年间他一世为驴，二世为牛，三世为猪，四世为狗，五世为猴，六世好不容易再得人身，偏偏又是一个大头婴儿，带着不治之症。读者感觉，西门闹所经历的一切苦厄，似乎也像是作者莫言自己在经历，他简直是把西门闹当作了自己的内心来写，因此这篇小说有着深切的代入感和冲击力。而莫言之所以能够这样写，是因为他拥有一颗了明世事后阔达的悲悯之心。《生死疲劳》正是在莫言这颗心的照应下，通过西门闹的生死轮回经历，引发出那段既残酷又荒唐的历史时期与西门闹息息相关的各色人物的命运流转。尽管这些人物命运蕴含着深切的悲剧色调，莫言依旧遵照内心的阔达悲悯，赋予世间万物不管是人或是动物以生的尊严和死的哀悼。这便是《生死疲劳》读来最为令人动情的地方，也是此书对于荒诞的后现代主义进行主题深化最有力的秘密武器。

特别请注意：莫言悲悯之心献给了西门闹，而西门闹是一个被中共政权镇压的枪下鬼——一个冤魂。小说开头写了西门闹在阴间被油炸之后，向阎王叫冤：

看到阎王和他身边的判官们，脸上都汪着一层油滑的笑容。一股怒气，陡然从我心中升起。豁出去了，我想，宁愿在他们的石磨里被研成粉末，宁愿在他们的铁臼里被捣成肉酱，我也要喊叫：

“冤枉！”

我喷吐着腥膻的油星子喊叫：冤枉！想我西门闹，在人世间三十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高密东北乡的每座庙里，都有我捐钱重塑的神像；高密东北乡的每个穷人，都吃过我施舍的善粮。我家粮囤里的每粒粮食上，都沾着我的汗水；我家钱柜里的每个铜板上，都浸透了我的心血。我是靠劳动致富，用智慧发家。我自信平生没有干过亏心事。可是——我尖厉地嘶叫着——像我这样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大好人，竟被他们五花大绑着，推到桥头上，枪毙了！……他们用一杆装填了半葫芦火药、半碗铁豌豆的土枪，在距离我只有半尺的地方开火，轰隆一声巨响，将我的半个脑袋，打成了一摊血泥，涂抹在桥面上和桥下那一片冬瓜般大小的灰白卵石上……我不服，我冤枉，我请求你们放我回去，让我去当面问问那些人，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根据中共有关文件，到毛泽东死后的1977年，全中国地主大约还有279.7万人幸存。就是说，自土改以来的二十四年里，中国的地主阶级共有1808.3万人死亡（占总数83%），他们或是在土改中或是在土改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或是在贫病交迫的政治歧视中漠然逝世。作为有两千多万人之众的中国富裕农民这个“阶级”，被中共从肉体上残忍地消灭了。人们想到湖北女作家方方的《软埋》。方方站在文化的立场上不断打捞历史，又拷问历史。这是一个严肃作家对土改的深刻反思。她问了一句历史肯定要永久铭记的话：“改朝换代，稳固江山，一定要这么残酷吗？”这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诘问，同时给理性的人们提出了一道严肃的历史题目。

七，莫言在他的小说中对中共社会的批判比高行健的更强更烈更直接更有感染力，在大大小小的毛左眼里，的确亦可当成他的反共“罪证”。

关于文学对政治、社会、人生的影响，人们可能还想到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的作品。

刘再复曾指出，不管是高行健还是莫言，他们共同走向世界心灵的高度，现在本身都已成了“世界心灵”，代表世界的精神水准和高度。但是他们两人在风格、文学手法和写作方式上都表现得截然不同。他们各自主体状态也明显不同。高行健体现欧洲高级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而莫言是中国民间雅俗共赏的艺术趣味。高行健的戏剧作品在中国很难找到知音，而莫言的作品没有这种“洋味”，他造就的是一种雅俗共赏的中国土地味、泥土味。如果说高行健是从普遍到个别，莫言则是从个别到普遍，是福克纳式的。莫言属乡土性写作，是深挖“一口井”即他的家乡高密东北乡。莫言在诺奖颁奖典礼上发表的“获奖感言”中，在谈到《丰乳肥臀》这本书的时候，就自认怀有“狂妄的野心”，他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他从高密情结，到中国情怀，再到世界情怀。

莫言的情结与情怀，他的“狂妄的野心”，在千万读者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在我看来，与高行健的“冷文学”相比，莫言的“热文学”更容易让接受主体受到感染，沉迷其中，彻底认同它对揭露和批判对象的极其猛烈的杀伤力。宣布莫言获得诺奖的时候，中共当局及中共大大小小官员竟然兴高采烈，纷纷祝贺，这是真够讽刺意味的。他们真是看不懂莫言的小说，在“魔幻”“狐幻”等等文学手法的包装下，其非常强烈的社会政治批判性比他们曾经大为谴责批判的高行健的“冷文学”厉害多了。

许多人喜欢用“冲击波”这个词来形容阅读莫言作品后的感觉刺激。中国社科院前文学研究所所长、成就非凡的文学理论家评论家刘再复的阅读经验应该很有说服力。他回忆说，第一次对他的冲击波是《红高粱》。这是一次颠覆性的写作，颠覆了权力书写的历史。被视为“土匪”的抗日好汉“最美丽又最丑陋，最英雄好汉又最王八蛋”。《天堂蒜薹之歌》写一个叫“天堂县”的地方，其实那不是天堂，而是一个地狱，生活在最底层的中国人，那样悲惨、那样卑微、那样无助、那样贫穷。

《酒国》又是一次大爆炸。刘再复回忆他当时读后彻夜不眠。从原创性的角度说，莫言第一个把妖魔鬼怪带入中国当代文学，即第一个在当代文学中打开潘多拉魔盒。莫言的家乡距离蒲松龄的故乡只有三百多里，他不仅受到南美马尔克斯“魔幻”的影响，受蒲松龄“狐幻”的影响也很深。

刘再复受到的另一次冲击波是《丰乳肥臀》。他指出，这部作品的原创性首先体现在理念上，然后才是写作技巧上的原创。刘再复还说，在理念上，莫言发现中国人作为一个“种”在退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在精神上和生命上都被教条和理论框架压得萎靡不振，所以，中国人的生命要重新爆发。刘再复一篇文章称赞莫言是“生命的旗手”就指这一点。他说他要痛心疾首地呼喊，告诉中国人，种在退化，中国男人已经不像男子汉了。这正是“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在《丰乳肥臀》开篇，就看到了种的退化，中国的种需要杂交，才能发生生命的爆炸。刘再复形容莫言这幽默是“恶毒的幽默”，是大幽默，具有非常强的思想力度，与钱钟书那种英国绅士的小幽默很不同。

刘再复说他受到最后一次冲击波是《檀香刑》、《生死疲劳》和《蛙》。《檀香刑》写尽各种刑罚，淋漓尽致。进行酷刑的时候，还烧着香，残忍却要用虚伪来掩饰，把中国文化最黑暗的一面彻彻底底地展现出来。《生死疲劳》中的地主西门闹竟然变成驴、牛、马、猪等动物进入生死轮回，原创性和想象力之丰富让人惊叹……

莫言小说的“冲击波”对大大小小毛左的心脏肯定也产生了强烈刺激，不过，这是绝然不同的刺激。

他们受到刺激便要回咬。前文说过，他们好像拿到了尚方宝剑，一个比一个疯狂。不久前就有一个叫“毛星火”的小混混向法院提交起诉书，要起诉莫言，而且扬言如果莫言不被法律制裁，他便要亲自使用暴力惩罚莫言。他居然还获得八千多同类的附会赞同。毛星火的起诉书列举了莫言的十大反共“罪证”，涉及莫言创作的小说《红高粱家族》《蛙》《生死疲劳》等多部作品。他指控莫言在著作中描述“八路军不真心抗日，却去攻击残害民间抗日组织铁板会，来抢武器，同时也伤害老百姓”。他还指控莫言涉嫌诋毁毛泽东，诋毁中共官员，称当人民的勤务员和公仆为人民服务，都是骗人的……

虽然毛星火是个小混混，但熟悉莫言作品的人都知道，他那些列举并非捏造。莫言许多作品就是从立意到细节颠覆了中共官宣历史的文学塑造，这个“重塑”当然也颠覆了中共确立的毛泽东的伟人形象——莫言对毛泽东如此憎恨甚至说他想在毛故居大床上撒一泡尿。中共当局于2018年颁发了一个“英雄烈士保护法”。其中第二十二条规定，“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如果按照中共这个“法律”，莫言的罪证可谓罄竹难书；如果按照不久前知名媒体人罗昌平因“污蔑志愿军冰雕连先烈”被判刑的标准，莫言被判刑坐十辈子牢都不够。

八，如果站在中共立场，诺奖颁奖词可谓把莫言千万字的“罪证”凸显出来，让他难以洗脱；这样一来诺奖颁奖词本身的确也因称赞莫言的“罪证”而成了“反共”罪证。

如果站在中共立场，攻击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机构自然也是应有之义——这个机构没变，既然高行健获奖时攻击，莫言获奖时当然也得攻击。

有人自以为得计做了一个比喻。说：莫言描述的哪怕全是真的，但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他也是居心不良。举个例子，我们上厕所，发现厕所很脏，于是吐槽了一句，这个厕所好脏啊。这是事实吧，也没有人会拿这个做文章。但是，这时候你邻居跑来夸奖你，说你好勇敢，会揭露这个小区厕所到处都是屎……“我想脑子正常的都知道这个夸奖是特么给我和小区扣屎盆子”。

他们指出，莫言可不是临时犯事，而是蓄谋已久，就是“以抹黑祖国为生”。最大的罪证就是诺奖委员会给他的颁奖词，这是“全篇侮辱中国”。

他们分析得清清楚楚，指出：《颁奖词》不是在褒赞作品、评价作品，而是在指导中国作家如何将文学政治化，而且是按他们的标准政治化，将西方价值观置于故事的主题中，以慢慢改变中国的颜色。《颁奖词》还总结提炼出高明的手法——要“冷嘲热讽”、“想象飞掠”，要“使用夸张和戏仿”，要“魔幻”，要“伪装”……如此等等。这不是颁奖词，而是诱导教唆条例！也可以说，《颁奖词》被颁奖者弄成了一种武器。这武器的原材料就是莫言奉献的作品。这原材料本身有毒，经过提炼加工之后杀伤力更强。他们拿起这种武器，从文学渠道向中国发起了攻击。其攻击具有两大特点，一是赤裸裸，二是全方位。他们的赤裸裸，不加掩饰，肆无忌惮，表明了他们的嚣张与狂妄；他们的全方位攻击，表明了其祸心之大，这祸心代表了西方妄图全面改变中国颜色的险恶用心。

按照他们的归纳，《颁奖词》恶毒作用有三。一是《颁奖词》本身的攻击、抹黑作用。它在世界流传，对中国的负面作用肯定不小；而且《颁奖词》以文献形式保存，其毒害作用还具有长期性。二是颁奖行为和《颁奖词》的鼓动、诱导、教唆作用。这一点从颁奖前几十年中国文学界一些人痴迷外国奖而生发的一些乱象，即可见一斑；现在，给莫言颁诺奖了，《颁奖词》发布了，其影响力指数级扩大。三是颁奖行为和《颁奖词》必然对莫言作品的毒性起很大的催化作用、广告作用。

…………

如果站在中共立场，这些攻击也可以说有根有据，完全击中《颁奖词》的“要害”。

习近平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其中讲得分明：

“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

这不就是针对莫言这些人吗？莫言众多的小说绝对可以对号入座。而诺贝尔文学奖居然把“垃圾”视为至宝。

毛泽东在他的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

“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

而诺贝尔文学奖居然反其道而行之。

刘再复说，诺贝尔文学奖能够认同莫言的中国土地味、泥土味也可谓是一个“奇观”。我觉得这可能算不了什么“奇观”。“诺奖”评委会2012年10月11日公布莫言获奖时已经说了，获奖原因就是：“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在我看来，真可谓是一个“奇观”的，应该是诺奖忽视政治身份因素，毅然颁奖给莫言，一名中共党员、中共军官、中共官方机构的副主席。不过，也许这也不算是什么“奇观”，这只说明诺奖评委们真正懂得文学，欣赏文学，尊重文学。前文提到中国有一位作家称赞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不是吃素的”。诚哉斯言！

九，如果说莫言的文学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为世人高度肯定，那么，他为中共当局及其御用学者所不容也是注定的。显而易见的逻辑是：莫言的反共“罪证”即他众多小说不就正是罄竹难书的中共罪证，证实中共几十年专制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吗？！

如果说莫言的文学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为世人高度肯定，那么，他为中共当局及其御用学者所不容也是注定的。

2021年6月22日，中共文化战线主要喉舌《光明日报》发表中国作协党组成员秘书处书记吴义勤的重要长文《中国文学的红色基因》。文中列出了中国百年来上百具有“红色基因”的作家和作品。中共1949年建政后作家的作品也有数十部，如《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但莫言和他的作品却不见踪影。

吴书记妄称这些红色经典是“全中国人最爱读”的作品。他强调，“讲好党的故事”是中国新文学的神圣使命。比如郭沫若的《女神》最早表达了对共产主义的呼唤，表现出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精神；贺敬之、丁毅执笔的《白毛女》深刻揭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老舍的《龙须沟》通过龙须沟的古今对比，表达了对新中国的无比热爱；金一南的《苦难辉煌》全景展现党建立红色政权、领导人民进行伟大长征和革命战争的恢宏历史。在百年名作家里也有揭露社会黑暗的，包括鲁迅、林语堂、沈从文等，但他们揭露的是“旧社会”，在他们眼里这就有本质的不同。总之，吴书记要求文艺要在党领导下树立明确的服务方向。

两天之后，6月24日，《光明日报》接着发表《文艺报》总编梁鸿鹰《让人们重回百年文学现场一一写在“红色经典初版影印文库”出版之际》，梁文也列出了大量红色作家和作品，莫言当然也榜上无名。

几乎同时，央媒发表两篇重磅文章，是给中国以及世界一个明确的告示。在他们看来凡是“抹黑”中共治下的中国，“诋毁”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作品，都缺少红色基因，都违背他们所说的“主流民意”，必然被唾弃，最终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他们这个评定标准清楚宣示，只有歌颂中共极权的作品方有红色基因，才能成为名家名作。而莫言作品没有一部是歌颂所谓“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几乎都在揭露社会的“黑暗”，这当然不符合中共极权统治的需要与其文艺评判的标准，自然无法得到中共官方的认同。就这样，一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便被踢出“中国百年名作家”之列！

当然，站在中共当局立场，莫言和他的作品被否定，是无比正确的。

而莫言，被确定缺乏“红色基因”，其作品不属“红色经典”，因而被踢出“中国百年名作家”之列，我觉得这对他来说是无比光荣的大好事情，其意义接近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给自己的定位是：写人性，讲真话。他多次阐明：讲真话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不敢讲真话，那么他势必要讲假话，这样他对社会无意义，对老百姓无意义……莫言明确宣布：

“我认为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

莫言以他的作品证实并宣扬他的写人性、讲真话的理念，而他这个理念亦是文学的真谛，而这个文学的真谛是直接和中共要求文艺要在党领导下服务党的事业的方针完全针锋相对的。

而且，文学理论告诉我们，文学接受主体对作品的解读，或者说再创造，有时会远远大于文学创造主体的设想，甚至会非常出乎意外。所以，不管莫言有意或是无意，不管他的意识或潜意识是怎样，就是因为他写了人性，讲了真话，他的作品已经产生的效果无可辩驳，的确指向一个令很多人心知肚明但不敢公开论述的目标——反共。

所谓反共，在意识形态上，无非就是追求自由民主，追求公平正义法治人权，追求反映人性的普世价值。在文学领域，就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揭露和鞭挞“假丑恶”，追求和颂扬“真善美”。因此，进而论之，大凡一个具有良知敢讲真话的中国作家，他或她的涉及社会批判的文学作品，不管有意或是无意，都会产生“反共”的效果，他们的作品最终都会指向、揭露、控诉、批判具有“反人性反人道红色基因”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现行制度的荒唐荒谬与荒诞。

如果说莫言的文学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为世人高度肯定，那么，他为中共当局及其御用学者所不容也是注定的。显而易见的逻辑是：莫言的反共“罪证”即他众多小说，不就正是罄竹难书的中共罪证，证实中共几十年专制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吗？！

十，在今天以习近平为至高无上者的中共集权高压统治下，人人心怀恐惧已是社会常态，不少人变得精神分裂、人格分裂。非常不幸，莫言正处其中。作为一个小说家，他无疑是杰出的，伟大的；然而作为一个人，他也和别的人一样，绝非完美，绝对有可以和应该指责之处。但历史给他的定位，肯定集中在他卓越非凡的文学造诣上，集中在他以其作品成为“世界心灵”对人类的贡献上。

曾担任美国国务卿的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的余茂春教授指出，当代中国的主要问题，都是来自于制造了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这种政治领袖的共产主义独裁专制制度。自中共于1949年在中国大陆建政以来，共产党对权力实行绝对垄断所造成的制度劣势，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权力的傲慢、权力的腐败和权力的愚蠢。而今天，习近平身上就充分体现了这三种特质。在这种独裁专制制度下，他必然热衷于大搞个人崇拜，并在个人崇拜氛围包围中傲慢、腐败和愚蠢，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天才，是战略家，其最高指示绝对不能妄议，稍有异议，一定是重刑或人间蒸发。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共产独裁专制制度必然产生习近平这样的领袖，而习近平这样的领袖必然强化此种制度。迷恋专制政治的习近平不可能放过任何领域的控制。因为任何领域如落在控制之外，本身就构成了对他极权统治的巨大威胁。

正是因为这样，习近平的中共极权统治也就构成了中国民众生活的巨大威胁，包括在文学艺术领域。

习近平上台不到两年，就大模大样以毛泽东为榜样，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他所认可所推崇的创作主基调，提出他所谓“反对丑化历史”的总方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政治与文学风向标。莫言就此被视为异类，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被解读为西方借他的作品丑化中国。从此以后，莫言就被钉在了批判的标靶上。

当然不止莫言一人。

习近平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发表之后，中国一批极左派人物不失时机认真贯彻习近平讲话精神，大兴批判风。例如，2017年5月22日、23日、24日接连三天，前中共中组部部长张全景、解放军上将赵可铭、中共中央宣传部研究室原主任刘祖禹三个中共高官，在红色文化网分别发表气势汹汹的文章，对方方进行政治批判，斥责方方的《软埋》是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斥责这部小说是对土改的反攻倒算，惊呼习近平《讲话》之后发表《软埋》是极不正常的。5月27日，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王诚也在观察网发表批判，称《软埋》其实就是一颗颜色革命的信号弹，通过伪造一个地主家庭被软埋的历史，来为刘文采、黄世仁们翻案。在批判浪潮中，非但批判方方的小说，连带张炜、陈忠实、阎连科、余华等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也一并置于其批判之列。莫言当然也是其中之一。

专制独裁者最重要的统治手段就是让天下臣服，诚惶诚恐，提心吊胆，“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在今天以习近平为至高无上者的中共集权高压统治下，人人心怀恐惧已是社会常态，不少人变得精神分裂、人格分裂。非常不幸，莫言正处其中。作为一个小说家，他无疑是杰出的，伟大的；然而作为一个人，他也和别的人一样，绝非完美，绝对有可以和应该指责之处。例如，本文开头提到他在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习近平的肉麻吹捧，以及此前在中共中央机关一个纪念活动上为毛泽东辩护，令很多人非常愤怒。

有人指出，莫言在获取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似乎也产生了一种“获利恐惧”。害怕已获得的利益消失而产生过度的反应，很可能对他人格造成某种破坏。这一现象又称为“赢家的诅咒”。莫言不会不明白，一顶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不但无法保护他，反而引起中共当局和一些御用文人的忌恨和仇视，很可能更会导致他遭受整肃。

自小挨饿受苦对人生艰辛深有体会的莫言天生具有农民的“狡猾”，有迫不得已的生存策略和生存智慧。熟识中国民族心理、深知中共枪打出头鸟厉害的他，绝对不想当英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当年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的谭嗣同何等英雄。一生为国为民的谭嗣同一行“六君子”，心甘情愿为百姓付出生命。可是，这些百姓却对他们投掷臭鸡蛋和烂菜叶，一边扔着垃圾，一边还咒骂着他们卖国。谭嗣同被刽子手故意用钝刀砍了三十多刀，死得非常痛苦，而围观群众却手拿着馒头翘首以盼，只等着能抢先蘸上他热腾腾的鲜血。现在，莫言可以预期，如果开一场“斗垮莫言”的批判会，慷慨激昂争相发言以表立场分清界线的作家同行，绝对不会比当年反胡风、反右时少，绝对不会比文革时少。甚至，现在义愤填膺指责莫言献媚中共的另一方某些人士，也大有可能去凑热闹兴高采烈地看头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莫言也可笑地落得被中共批斗的“可耻下场”。

其实，不管怎样，莫言命运已定。假如习近平独裁专制继续；假如发展到“精致新极权”的毛左路线继续；假如定于一尊的个人崇拜继续——而这些都是几乎肯定的（我曾提出“个人崇拜加速度”的命题做过论证），在这种状况下，莫言这位天下第一的讲故事能手，即使从此“金盆洗手”不再进行任何写作不再讲什么理念并不时做出一些顺服效忠的表态，他都不可能成为“赵家人”，不但不会，而且最终会正式被中共抛弃，有人就用“待入狱”预言他的未来。

我曾提出“保卫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用在莫言这个个案，也是非常切合的。

古今中外，各行各业，历史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杰出的伟大的人物，我相信就是因为当时有人认同并极力发现、赞扬、推崇他们非常难得的杰出之处伟大之处；而且这些发现、赞扬、推崇得到社会承认并流传下来，并最终成了历史定位。对于莫言，虽然他饱受各方恶毒攻击，我相信历史给他的定位肯定集中在他卓越非凡的文学造诣上，集中在他以其作品成为“世界心灵”对人类的贡献上。

2012年10月21日夜，莫言曾写给香港《明报月刊•莫言专号》一段亲笔字：

“多年前，刘再复先生希望我做文学海洋的鲸鱼。这形象化的比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复信给他：‘在我周围的文学海洋里，没看到一条鲸鱼，但却游弋着成群的鲨鱼。我做不了鲸鱼，但会力避自己成为鲨鱼。鲨鱼体态优雅，牙齿锋利，善于进攻；鲸鱼躯体笨重，和平安详，按照自己的方向缓慢地前进，即便被鲨鱼咬掉一块肉也不停止前进，也不纠缠打斗，虽然我永远做不成鲸鱼，但会牢记着鲸鱼的精神。”

让我们相信牢记着鲸鱼精神的莫言。

莫言在获奖的第二年，在东亚文学论坛上，发表一篇题为“哪些人是有罪的？”的演讲，莫言大声疾呼：

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人们，尤其是那些用不正当手段获得了财富和权势的富贵者们，他们是罪人，神灵是不会保佑他们的。

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虚伪的政治家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

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那些暴发户们、投机者们、掠夺者们、骗子们、小丑们、贪官们、污吏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如果船沉了，无论你身穿名牌、遍体珠宝，还是衣衫褴褛不名一文，结局都是一样的。

…………

让我们也记得莫言这篇足以震惊世界的演讲。

“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学’发出了让众多同代人倾倒折服的巨吼。”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在2012年12月10日颁奖典礼上发表的《颁奖词》最后一句压轴的话。天才难得，何况是莫言这样一位天才，必须珍惜。让我们衷心赞美吧。

（2024年4月27日于悉尼。鉴于篇幅原因，全部注释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