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纳税人出资的澳洲人权委员会（AHRC）近日提出，应降低宗教信仰在反激进化工作中的重要性，转而更加关注厌女倾向和恐同情绪。然而，澳洲联邦警察（AFP）最新数据显示，自2020年以来调查的未成年激进分子中，46%涉及宗教极端主义。

这一主张与澳洲安全机构的警告形成鲜明对比。邦迪大规模枪击案发生后，澳洲安全情报局（ASIO）局长迈克·伯吉斯（Mike Burgess）曾警告，伊斯兰极端主义仍然是澳洲面临的主要恐怖主义威胁。

澳洲反犹太主义皇家委员会即将公布调查结果之际，人权委员会却向国会提交报告，要求政府不要过度关注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而应将更多注意力放在网络所谓的“男性圈”（Manosphere）上。

该委员会认为，网络上一些宣扬厌女、反对LGBT群体的言论，正在推动年轻人走向极右翼和宗教极端主义。

所谓“男性圈”，是指一系列网络社群。这些社群宣扬僵化的性别角色，对女性抱有敌意，并传播反LGBT言论及男性受害论。

委员会因此要求政府利用拟议中的数字平台“注意义务”制度，打击这些有害言论，并增加经费，让儿童参与相关咨询，以了解网络激进化的原因。

人权委员会的主张并非孤立出现。此前，澳洲反伊斯兰恐惧特使阿夫塔布·马利克（Aftab Malik）以及穆斯林宗教人士也曾提出，应从恐怖主义定义中删除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因素。

但澳洲安全情报局和联邦警察的立场明显不同。

ASIO在提交国会的意见书中强调，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仍然是理解暴力极端主义的重要因素，尽管厌女倾向是不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共同特征。

联邦警察提供的数据显示，自2020年以来调查的65名未成年人中，46%涉及宗教动机的暴力极端主义，29%涉及意识形态动机的极端主义。

国家情报办公室则表示，激进化是一个复杂的个人心理过程，可能表现为政治、社会或宗教信仰和行为走向极端。

澳洲反犹太主义特使吉莉安·西格尔（Jillian Segal）此前已经明确反对删除恐怖主义法律中的宗教动机。

她认为，法律必须保留“政治、宗教和意识形态”这三种动机分类，因为这有助于执法机构准确识别恐怖主义威胁，并合理分配有限的执法资源。

联盟党对人权委员会的建议提出强烈批评。

影子内政部长乔诺·杜尼亚姆（Jonno Duniam）表示，将暴力极端分子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信念降为次要因素，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他说：“如果不愿正视推动人们实施恐怖主义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就不可能有效打击激进化。”

他强调，尤其是在邦迪惨案发生后，澳洲反恐政策必须以安全情报和证据为依据，而不是受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顾虑左右。政府必须正视极端主义的真实动机，并确保安全机构拥有阻止类似暴行再次发生的必要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澳洲人报》今年9月曾披露，澳洲主要的去极端化项目迄今未能成功改造绝大多数参与者，其中约24人经过项目干预后，危险程度反而比参加项目之前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