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针对疫情应对措施的调查发现，澳大利亚各州领导人往往未能充分考虑其决策对人权的影响，州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从长期来看变得越来越不恰当，而且过于严厉、具控制性”。

这项调查由联邦政府委托，流行病学家Catherine Bennett 、经济学家Angela Jackson和高级官员Robyn Kruk共同进行的。报告指出：“一些限制措施的程度和/或持续时间缺乏合理性，与风险不成比例，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不一致。”“我们在调查期间听到的最常见的一句话是‘边飞边造飞机’。

“在角色和责任方面缺乏明确性，尤其是在联邦政府与州及领地政府之间……这在疫情应对的关键领域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延误和损害风险的增加。”

该审查还批评了各州各自采取的应对措施——虽然有的严格，有的宽松，但各州都告诉公众，他们遵循的是相同的科学和健康建议。

“有效性是根据报告的总体病例数推断出来的，但这种评估方法非常有限，并没有揭示哪些限制措施是有效的，以及严格程度的设定是否合适。”

“没有持续监测应对措施的比例……而且诸如封锁之类的干预措施应该只作为最后的手段，而不是作为一线疾病控制措施。”报告表示，严格限制措施对儿童以及广大民众心理健康和福祉的影响“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一旦人们对病毒威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且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的韧性有所增强，疫情应对措施就应该从依赖‘安全总比后悔好’的预防原则（这种原则要求采取快速行动，而不一定需要证据支持）转变为基于风险、以证据为基础的方法。”

然而，澳洲各州的应对措施在某些方面上仍然依赖于预防原则，对新冠病例数量维持较低的风险容忍度，而没有充分考虑更广泛的健康、经济和社会影响。

发表在学术期刊《健康心理学开放》上的一项研究将苏格兰政府实施的严格限制措施与日本官员发布的宽松且可选的措施进行了比较。

研究发现，“苏格兰人的健康行为变化较大，通常是负面的，这很可能是由于生活方式的严重紊乱所致，而日本人的行为则更为稳定。”“健康行为的负面变化通常与心理健康状况较差和孤立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