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老现状

在接到给张爱华送外卖的单子时，外卖员陈航特别小心翼翼。  那正值新冠肺炎高发的春季，这个荒无人烟的小区，除非是身体不适自我隔离，否则没人愿意住在这里。  穿过野狗与野猫出没的空地，攀着因生锈折断的楼梯扶栏，他来到五楼的旧房子门前，敲打着那个一碰就震落灰尘的老木门。  敲了一会，里边开始有声响，但等了十多分钟，依旧没有人开门。  陈航感到很生气，因为疫情期间，愿意出来送外卖的人不多，他手上的外卖单子数量庞大，不能在这一单上花费太多的时间，否则会接到一系列的投诉。  他外卖放在门口，点击订单已完成，正要转身走的时候，门里传出了一个老太太的抱怨，“都饿一周了，来了钥匙也没带，故意折磨我啊？”  伴随着说话的声响有些大，陈航回过头，老太太已经把门锁打开，然后马上转身，拖着身子往回走。  这个时候，他才看清这是一个瘸腿的老人，靠着一张塑料凳子协助支撑着她走路。  老人以为他是小儿子，在陈航把外卖拿进屋里的时候，一边劈头叫骂，一边抢着打开外卖盒。直到抬头才发现，那只是一个外卖员。  那是张爱华的第一份外卖。  吃外卖等死 张爱华告诉陈航，她的小儿子原本每周都会来两次，给她洗澡和做好两天的饭菜，没吃完的放冰箱里，要吃的时候就在微波炉热一下。  但那几天，她儿子都没过来了。  原本，小儿子给她打过电话，说现在到处都在传新冠肺炎，他们没法出门，让她省一点，把冰箱里的饭菜多匀几天来吃。但她老了耳背，电话她知道怎么接，却根本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  食物吃光以后，她自己也没法下楼，撑着个塑料凳子下楼，她知道她会被摔个半死。实在饿得不行的时候，就拿柜子里的老茶叶，用水泡开以后，一把一把地嚼着茶叶。  在她吃了好几顿茶叶，吃得快要吐的时候，陈航送来了外卖，这个外卖，香到她自己都不信是儿子给点的。  “一定是你为了帮我，给我点的饭菜。”  然而过了几个周以后，她终于确信那就是她的儿子们点的。这些外卖，很快变得像那些茶叶一样让她反胃。一开始，因为饿了几天，她吃得特别满足，但这样的外卖持续近一年后，她已经濒临崩溃。  点外卖，由她两个儿子分工，一人负责一周。原本，外卖员每天给她送两份外卖，两个月后，外卖员送来的有可能是三四天的量。她的儿子发现，这样可以节省配送费。  外卖数量越来越多，但她的冰箱坏了，失去了制冷的功能。在气温回升的那几天，速冻层凝结的冰块溶解，地上流出一条条褐色的水。那些外卖在里边开始发臭、腐烂。  外卖平台的系统，第二次把给张爱华的订单指派给陈航时，他毫不犹豫就接了。为此他并没有接太多其他的订单，来到门口时，发现她已经不再把门锁住。  他知道自己这行每天都在跟时间赛跑，高效又无情，但碰到这种老人，总想着能帮帮她。不过，屋子里卫生实在太过恶劣，让他打消了帮清理的念头。  这一次时隔上次已经半年时间，门外有动静，张爱华就知道是送外卖的来了。很多时候，外卖员成了她和儿子之间的传声筒。  感冒发烧她让小儿子过来，小儿子就用外卖给她买盒布洛芬和头孢拉定胶囊；冰箱坏了，她小儿子来了看了看，说没得修了给她换一个，但也一直没有下文；每个月，小儿子会过来一次，给她擦身洗澡，把那些饭盒一起扔掉，就算搞过了卫生。  最近她长褥疮了，说想要去医院看看。她知道很多老人长褥疮以后，很容易就是走到死亡。但小儿子照例用外卖送药买了一支消炎的药膏。  “他们就是想我死，早点死了，这个房子拆迁他们就能拿到钱了。”  没呆多久，陈航感觉到那里要变成大型控诉现场，赶紧离开。临走时，张爱华要求他帮打电话给小儿子，“跟他说明天就要签拆迁文件了，看他过不过来。”陈航觉得这是撒谎，只拨通了电话让她自己说。  “没时间过来，明天七夕节，是人流量最大的时候。你帮我问下拆迁补回来多少，要是不吃亏的话，让她自己签吧。”小儿子忽然想到什么，略带兴奋地说，你告诉我妈，我找到了一台质量很好的二手冰箱，过几天有空我给送过去。  不过这次，张爱华听了个仔细，直接破口大骂，“二手冰箱，买个新的才多少钱？你又想我冰箱几天就坏了吗？”  很快，小儿子就挂掉了电话。  一千多公里外，广州海珠区建基路的一处老旧民居里，另一位像张爱华这样远离儿女的老人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外卖骑手马煜淞按照订餐地址找到这儿，可任凭他怎么拍门也无人应答。  外卖是屋主的儿女点的。他们电话联系不上老人，住得又太远，便想通过外卖小哥看看家中老人是否安好。  透过防盗窗的窗缝，马煜淞隐约看到有人倒在浴室，不祥的预感瞬间升腾起来。  他向街坊借来扳手和斧头，试图砸开门或防盗窗，未能如愿。  报警后，消防员很快赶来，直到医护人员到场，老人已经不幸离世。  马煜淞当场就哭了，为这个素不相识的老人，也为自己远方的父母。  送外卖每天都在和时间较劲。  因为超时他收过差评，扣过钱，也被顾客训斥过。但从来没有哪次像现在这样锥心刺骨。     他忍不住假设：“如果我早来一步，一切是不是会不一样？”  很多人劝马煜淞不要自责，他所做的已经远远超出本职工作。而本来最应该对老人负责的儿女，却在无数类似的故事中缺席现场。  他们的缺席，大多也有这样或那样之无能为力的因由。  张爱华的小儿子在昆明的一家健身房上班，工作内容就是发传单和拉客开卡。由于业绩和客户转化效果挂钩，一个月工资平均起来2400左右。儿媳妇则在一个学校做清洁工，一个月1700。  “我一个月房租要1200，女儿幼儿园上学得1000，吃饭开销1200吧，剩下的手机话费、买个衣服买个被子，基本上每个月都算着来。我还能剩多少钱？这个二手冰箱，都还是我省了几个月挤出来的。”在小儿子看来，他是实在没有办法。把母亲接过来住，就得租个三房，直接增加了500的房租开支。这样的额外支出，会让他的生活无法维持。  加上微信的陈航反问过他，说你额外时间多做份工，送下外卖都可以把这500块补贴回来了。  “现在发传单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以前只是发传单，一个月就有个3000。但网络发达以后，健身房这些都通过网上推广，发传单也就80块一天，还得把客人转化开卡，才能拿到提成。上下班、午饭与逛街高峰，都得时时刻刻上紧发条，跟互联网推广们抢客户，我哪来的时间去跑外卖？”事实上，他也无法转行去做外卖赚更多钱，因为他有肝炎。  张爱华的大儿子，则因为借网贷做生意失败，带着妻女前往深圳开起来网约车。  网贷他借了12万，五年期，一起得还20多万，每个月5000多。同时，他需要养家，要给两个孩子创造更好的环境，所以他需要一份收入过万的工作。昆明他找不到这样收入的工作，只能选择去经济发达地区。  但成本上，他也没法带上他的母亲。在深圳租房，多一个房间就多1000，还得安排一个人力专门伺候饮食起居。并且，跑网约车，要赚够10000块，他每天得跑20多单。连喘口气的空档都没有，更别说去处理老人的生活问题。  按照经济成本层层筛选下来，外卖就成了远程赡养的不二选择。  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种养老方式，除了充当传声筒，确认老人是否活着之外，它所能起到的作用其实很有限。  这绝不是个别家庭的困局。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增速位居世界第一。截至2019年末，国内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突破2.5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8.1%。其中，失能失智老人超过4000万，对比往年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  在“未富先老”的国情之下，年轻人被拖拽着进入高效率高节奏的社会化生产机器之中，越来越“卷”，分身乏术，加上代际冲突等一连串问题，全社会正面临家庭养老功能日益萎缩的困境。  “老人外卖”，不过是这种困境里，最为极**端的一面。**  对众多老年人尤其是失能失智老人而言，疲于奔命的子女难以了解他们的真实需求，也无法提供长期细致的照顾，请保姆又怕对方关起门来称王称霸，这时候，专业的养老机构就成为刚需。  社会学家蓝佩嘉称之为“孝道的市场转包”。  表面上看，养老产业是前景广阔的朝阳产业。可实际上，却有大量民营养老院在垂死边缘挣扎。  养老院的种种症结所在，也是中国式养老困境的集中体现。  送进养老院 老人和子女们对养老院的态度，处于两个极端。  在张灵眼里，养老院是他们这个家庭唯一的选择，“如果不找养老院，我们兄妹几个可能要反目成仇了。”  突如其来的脑梗塞，让张灵75岁的父亲张建军彻底丧失对身体的控制。他卯足力气，却无法将腿抬高1厘米；想说话，僵硬的舌头并不配合；就连五官也被紊乱的神经牵扯成极不协调的形态。  稍不留神，口水就顺着嘴角淌下来。  住院期间，他由三个孩子轮流照顾。每天4次鼻饲，要将食物打成糊，轻柔缓慢地注入胃管，温度适中，不能让空气混进去……胃管封盖扣好后，用纱布包裹，再用皮筋缠紧。完事以后拿温水冲洗，避免食物囤积变质。  长期卧床容易引发褥疮、尿路感染，所以还要经常给父亲翻身，开放尿管，以及换尿垫——父亲150多斤的重量，身上又缠着各种管线，这些工作每次都要手忙脚乱折腾半天才能完成。  脑梗塞留下的后遗症没有特效治疗方法，加上张建军的梗死面积较大，医生推断，能恢复正常的概率微乎其微。  父亲出院前，张灵和两个姐姐向母亲王凤霞提议：“不如二老一起住到养老院去。”  王凤霞并不愿意，人年纪越大，越不想离开熟悉的生活圈。为了留在家里，她一度开出条件：谁愿意照顾我们，退休金就给谁。  三个女儿却大吵大闹起来，互相推脱照顾父母的责任，一连几天的激烈交锋之后，王凤霞妥协了。  当他们着手去找养老院，才发现养老院也不是这么好进的。  公立养老机构收费便宜，床位竞争也异常激烈。除了由街道推荐的“三无老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和曾对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老人外，其他人都要经过漫长的等待。  光大证券此前出过一份养老报告，里面提到，全国标杆公立养老院——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全院只有1100张床位，排队登记的老人一度超过1万人，每年轮候只能入住几十位，很多老人等到去世都没轮上。  三个女儿做主，把老两口送到广州白云区一家已经成立十几年的民办养老院。虽然占地面积大，房型选择多，还有经卫生局批准设立的医务室，但因为很久没有翻新，院内处处透着凋敝的气息。  按照能否自理，养老院被划分出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五楼以下的自理区，老人生活相对丰富，可以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打牌搓麻，闲话家常。活力更充沛的，还能获准到楼下花园晒太阳散步。  五楼以上，则住着那些失能失智的老人，每张床都配有应急呼叫器，四周摆着轮椅，吃饭的小桌子，坐便器。  管理借鉴医院住院部的模式，医务人员每天早晚两次查房，三餐由护工配送。这里的活动区弃用已久，墙上歪七扭八贴着用红纸写的几个大字——“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王凤霞陪张建军住进六楼的夫妻房，宽敞的房间里放着老旧掉漆的实木家具，儿女们风风火火地张罗着布置。  坐在刚铺好的床上，她看看张建军，又看看准备离开的儿女，眼帘慢慢耷拉下来。  “想起以前送你们去大学报道的时候，也是这样大包小包。但你们是为进入社会做准备，我和你爹，可能就是进坟墓前的最后一站了。”  三个女儿并不理解目前突然的伤感，在他们看来，住进养老院，已经称得上是享福了。  度死日 “吃饱穿暖，不用干活”就是儿女们眼中的安享晚年。但到了老人那儿，却像是坐上开往死亡的列车，四周空气里都是缓慢流淌的“老气”。  这一点，直到半个月后张灵单独来看望父母，才真正读懂。  为了方便打理，失能失智的老人统一被剃成寸头，张灵总是会将阿婆错认成阿公。  在这里，性别仿佛只剩下一个个模糊的符号。 最里面屋的蒋校长90来岁，得了阿兹海默症，智力退化到学龄前儿童的水平。她坐在轮椅上，轮椅后面用绑带缠住栏杆，防止乱动摔伤。  才踏进走廊，张灵就听见她歇斯底里地喊叫，“好心人过来啊，给我解开吧。”  半个小时不断重复这一句，不知疲倦似的。  护工偶尔走到她跟前安抚一句：“乖啦乖啦。”她更加急切地央求，“天黑了，我要回家，好心人让我走吧。”  仿佛一张被揉皱的报纸，枉图铺展自己 。  在蒋校长几步外，另一位80来岁的老太太也被布条禁锢在轮椅上，盖着毯子，闭着眼睛晒太阳。  一位护工经过，指着老太太的长耳垂打趣：“一看就是富贵长寿命。”  听到这话，老人皱纹深刻的脸上没有任何波动。  对他们而言，长寿真的是值得欣喜的事吗？  在张灵看来，老人们就像屋里的有声摆件一样。静默地杵在那里，定期被擦拭一番，只要不磕着碰着，这一日就算是功德圆满。 时间流动的痕迹，遍布他们的身体。但在更深的精神层面，时间则停滞了，几乎不再向前延伸。  父亲张建军尚未恢复语言功能，看到小女儿到来，张大嘴“啊啊啊”个不停，努力想要抬起手来，张灵小心翼翼，握住父亲颤抖的手。  “我在这里是很轻松，每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但就感觉特没意思。”     王凤霞说她现在就盼着张建军能快点好起来，像以前那样痛痛快快跟她吵上一架。  她有时候觉得，住养老院跟蹲监狱区别不大。  这里的照顾是一种全权代理的，看管加保护的模式，它以保障老人的身体安全为第一要务。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即便能自理的老人，很多护理员也会限制他们走出自己看管的范围，所以他们的日常活动空间非常有限。基本就是围绕床的一小块空间打转，偶尔再去门外的走廊坐一会儿。  即便在划定范围内，老人的一些自主性行为也被视为“不安分”的表现 。  陶九妹是个闲不住的人。瞅见桌子落灰了，地板脏了总忍不住自己动手清理。护理员每次看到都如临大敌，立马制止她：“放着我来，你顾好自己就行啦！”  在她们眼里，行动总是与危险相伴。因此，避免行动就等于将危险扼杀在摇篮里。 甚至有些护工会觉得，还是那些卧床不起的更让人省心。  普通民办养老院住宿环境（图片拍摄：蓝字计划） 过多的规范和约束，反过来也会让老人相信自己真的非常衰弱，让他们不敢，也不愿意再离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  大半年来，陶九妹连自己所在的楼层都没出过。  她总是拄着助行器在门边四处张望，像放学后等待家长来接的小孩。一旦有人出现，她的目光就会静静跟随，直到对方消失在视线之外，才无声收回。若是经过的人和她眼神对上，她就忍不住上前攀谈一番。  她说话声音轻，神态又郑重，像在跟人交换什么秘密，但实际上聊的也无非是日常琐事。有时候还会热情邀请别人去她房间参观，屋里有张床位空了很久，她很希望有人住进来。  张灵也去过她的房间，里面有种微苦，冷清，恹恹的气息。仿佛文火煮过，隔了夜的药渣。  陶九妹的房间（图片拍摄：蓝字计划） 娱乐活动匮乏，老年人睡眠又少，无处消耗的时间大多只能用闲聊填充。但因为缺少新见闻，到最后每个人翻来覆去，说的都是自己那点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听久了护工连敷衍的兴致都没有。  为了打发时间，王凤霞托张灵带了一块水写布。她在上面认认真真地抄写有关生肖与节气的内容，过不了多久又看着它们消失于无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