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女性选民中首次弃工党转向一国党
2026 年 6 月 4 日
今年3月27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见美国商界大佬和学者。原本是每年一度的中国发展论坛结束后的重头戏，原本是中共总理职权内的戏份，但，就像总理职权内的其他戏份一样，习近平悍然推开李强，逐一夺权，亲自出演。意思直接而明确：既要剥夺李强权力，而且不能让李强收获名声，让他连虚名都捞不着。可谓架空得彻底。 习近平首演的这场闭门对谈，受邀出席的美国企业高管15人，外加部分专家学者。令外界诧异的是，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并不在其中。而在之前的报道中，库克是风头人物，此行抵达中国时，库克高调表白：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人。” 都以为他将是与习近平对谈的座上宾，孰料竟被排斥在外！笔者判断：习近平借此亮明态度，支持国产货华为而排斥洋品牌苹果。 虽是闭门对谈，内容经由与会者转述，让外界有所了解。 关于中国经济。习近平声称：去年中国经济增速(5.2%)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继续超过30%，中国经济是健康、可持续的。又说：中国经济尚未触顶，每个经济体都有自己的问题，而中国知道如何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知道每年必须为应届毕业生创造至少1000万份新工作。 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真有5.2%？其实是习当局自说自话，外界并不相信这个数字。应届毕业生需要1000万份新工作？大致没错，但这恰恰是习当局无法解决的中国严重社会问题之一，以至于中国青年失业率持续飙高，以至于在去年六月这个数字达到21.3%之后，习当局不再公布相关数据。中国年轻一代流行躺平，已经是当下中国社会的新常态之一。 习近平宣称：中国过去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但，这只是过程中的一个状态。数千年中国历史，有哪一个专制王朝不是以崩溃告终？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之下的红朝，既然是专制王朝的重复和轮回，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其实，在世界范围内，经济见顶现象屡见不鲜。论发达国家，日本、德国等国经济先后见顶；论发展中国家，委内瑞拉、津巴布韦等国经济先后繁荣见顶、随后还再度沦为失败国家。中国经济明显见顶，盛极而衰，已是不争的事实。习不愿承认现实而已。 关于民营企业。有美国高管在会上提到中国民营企业的命运，习近平接话更正说，“你说的是小企业”。在这里，习近平的认知障碍、意识形态和心机目的都暴露无遗。囿于他的认知障碍，他把民营企业一律贬低为小企业。然而，阿里巴巴小吗？腾讯、京东小吗？支撑中国城镇就业占80%的整体中国民营企业小吗？ 在整个会谈中，多名美国高管多次提到中国的民营企业，习近平每次都把话题转开，把话题焦点转到对大型国营企业的支持上。出于极左意识形态，习迷信计划经济，主张“国进民退”、“做大做强国营企业”。不仅这么想，还这么做了：任内反复打击扫荡民营企业。 习近平跟美国公司高管们的对谈，有引进外资的目的，其意图竟是引诱外资帮助发展中国的国营企业、即党营企业，绝不愿外资帮助发展中国的民营企业。对内对外都是“唯我独尊”、“为我所用”的那一套。习近平竟然想不到：所有外商外资，都是外国的民营企业，你如此歧视中国的民营企业，还指望外商外资- 外国的民营企业留恋中国市场？ 关于市场经济。在闭门对话中，习近平虽这样提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中国的改革不会停顿，开放不会止步。”但当与会者提出有关深化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建议时，习近平一概予以拒绝。美国高管们表示，他们由此得到最重要、最清楚的信息：习近平不会放弃对经济的中央集权控制，他无意接受外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亲市场改革的任何呼声。 与会的美国高管向媒体透露：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会面中，美国企业家们提出了尖锐问题，而习近平都给予了强硬回应。毫无掩饰，习近平尽显其庐山真面目。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几十年来，中共通过投资工厂、摩天大楼和道路来推动经济发展。这一模式引发了一段高速增长时期，使中国部分摆脱了贫困，并成为一个出口实力席卷全球的巨人。现在，这一模式已被打破。 据《华尔街日报》报导，在中国奋起直追的时候，这种模式是行之有效的，而现在，这种模式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中国正被债务所淹没，没有东西可建了。中国部分地区的桥梁和机场闲置严重。数百万套公寓无人居住。投资回报率急剧下降。 经济学家们现在认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增长速度大大放缓的时代，而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和低出生率，以及与美国及其盟国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正在危及外国投资和贸易，使情况变得更糟。与其说这只是一个经济疲软期，不如说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至暗时代。 哥伦比亚大学专门研究经济危机的历史教授托兹（Adam Tooze）说：“我们正在见证经济史上最戏剧性的切换。”他是指，中国经济由高速发展，迅速滑入经济危机的边缘。 未来会怎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未来几年的GDP增长率将低于4%，不到过去40年大部分时间的一半。总部位于伦敦的研究机构资本经济公司（Capital Economics）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趋势性增长已从2019年的5%放缓至3%，到2030年将降至2%左右。 按照这个速度，中国将无法实现习近平在2020年提出的，到2035年经济规模翻一番的目标。这将使中国更难脱离中等收入新兴市场的行列，也可能意味著，中国永远无法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而这正是中共长期以来的“中国梦”。 中共政府通过增加借贷和依靠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市场来保持经济增长，在某些年份，房地产市场占到GDP的25%以上。 由于美国消费者因疫情消费激增，进一步掩盖了中共的经济问题。此后，房地产泡沫破灭，西方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减弱，借贷已达到难以为继的水平。 近几个月来，中国经济的前景变得更加暗淡。制造业活动萎缩，出口下降，青年失业率创历史新高。随著整体经济陷入通货紧缩，中国现存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碧桂园正处于可能违约的边缘。 基建狂魔 然而，随著时间的推移，过度建设的迹象逐渐明显。 根据中国西南财经大学的一项研究，2018年，中国城市约五分之一的公寓，即至少1.3亿套公寓无人居住，这是最新的数据。 据中国媒体报导，中国南部海南省儋州市的一个高铁站耗资550万美元建造，但由于乘客需求量太低，该站从未投入使用。海南省政府表示，维持车站的运营将造成“巨大损失”。 贵州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去年人均GDP不到7,200美元，但拥有1,700多座桥梁和11个机场，比中国前四大城市的机场总数还多。截至2022年底，该省的未偿债务约为3,880亿美元，4月份不得不请求中央政府提供援助，以支撑其财政。 在云南这个巨大的检疫中心所在地，多年来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拉动了经济增长。官方斥资数千亿美元建造了亚洲最高的悬索桥、6,000多英里的高速公路，以及比中国许多其它地区还多的机场。 这些项目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并帮助扩大了云南产品（包括烟草、机械和金属）的贸易。2015年至2020年，云南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但过去几年，云南的经济增长有所减弱。由于土地出让收入减少，房地产市场下滑对地方财政造成了沉重打击。 根据中国评级机构联合评级（Lianhe Ratings）的数据，云南的债务收入比，从2019年的108%上升到2021年的151%，突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规定的150%的警戒线。惠誉国际评级公司今年早些时候表示，云南省用于资助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公司存在风险，因为这些公司的借款规模庞大，而且政府财政紧张。 然而，云南仍在继续酝酿大计画。2020年初，云南省政府表示，计画斥资近5,000亿美元用于数百个基础设施项目。 云南文山市2月份发布的一项计画，将“永久性”检疫中心列为旨在促进经济稳定的几项措施之一。政府于6月正式招标建设该中心后，当地居民对资金的使用提出了质疑。 债台高筑 中国许多地方拉动经济的解决办法是不断借债和建设。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包括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在内的债务总额，占中国GDP的比例将近300%，超过了美国的债务水平，而2012年习近平刚上任时的债务比例还不到200%。 大部分债务由地方政府承担。根据IMF的数据，由于中共政府不能直接借款为地方项目提供资金，这些城市转而求助于资产负债表外融资工具，预计这些工具的债务今年将达到9万亿美元以上。 据总部位于纽约的经济研究公司Rhodium Group估计，在地方政府用于资助项目的融资公司中，只有约20%有足够的现金储备来履行其短期债务义务，其中包括国内外投资者拥有的债券。 加强控制 在北京的权力圈，中共高官认识到，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模式已经到了极限。但迄今为止，在摆脱旧有模式方面，习近平团队也拿不出像样的办法。 经济学家们说，最明显的解决办法是，中国转向促进消费和服务业，也就是中共常说的拉动内需。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家庭消费仅占GDP的38%左右，近年来相对保持不变，而美国的这一比例约为68%。 要改变这种状况，中共政府就必须采取措施，鼓励人们多消费、少储蓄。这可能包括扩大中国相对微薄的社会安全网，增加医疗和福利。 但房地产暴跌，加剧了家庭的负债水平，而地方政府没钱，更不可能增加社会福利。同时，习近平认为，中国的重点应该是加强工业能力，并为与西方的潜在冲突做好准备。 7月底公布的一项促进消费的计画，因缺乏细节而受到国内外经济学家的批评。经济学家说，仅靠这些还不足以提升整个经济，也不足以为数百万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 上周，就在北京公布了一系列令人失望的经济数据之际，一名国内经济圈的数据大咖说，中国经济出现了投资、外贸、金融、地产和消费集体坍塌的“盛况”。他从没见过这种所有数据同时暴跌的景象。喊了多年的“中共经济崩溃”的这匹狼，终于来了。
中共19届五中全会26日登场，高层人事虽非重点议题，但因COVID-19疫情爆发下台的前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是否离开中央委员会，成为五中全会的人事异动指标。 此外，在中国经济成长趋缓、疫情反噬及西方围堵下，有分析认为，“十四五规划”有可能将经济成长目标设定为范围较大或较模糊的数字，甚至也有可能不设具体目标数字。 今年1月，武汉爆发COVID- 19严重疫情后不久，蒋超良、马国强即被调离湖北省委书记及武汉市委书记职务。其中，蒋超良是目前已知中共官方为疫情究责的最高层官员，而蒋、马二人至今未有新职。 蒋超良目前仍拥有中共中央委员身分，马国强则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加上二人下台后未有新职。因此，五中全会是否将蒋、马二人剔除出中央委员会，甚至进一步处分，作为疫情的最终究责，有待观察，也是五中全会较能预测的人事异动指标。 至于“十四五”规划（第14个五年规划，2021- 2025年），新加坡联合早报报导，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师王军认为，美中之间以“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全面竞合新格局，极有可能成为贯穿“十四五”甚至更长历史阶段的现象。 王军指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意义不仅在具体规划，更在于“凝聚信心”。至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双循环”主张，将是“十四五”规划的核心理念，意在减少对外部市场和技术的依赖，且保障中国的发展不受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动荡影响。 中国历次提出的五年规划，都会提出经济成长目标，像是“十三五”规划就设定在每年“6.5%以上”。但王军认为，在上述不利因素下，“十四五”规划可能会设定一个较低且灵活的成长区间，甚至打破惯例不设定明确目标数字，总之就是有可能淡化经济成长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