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慘案走過三十七周年
2026 年 6 月 5 日
12月15日，中国社媒平台微博提醒用户避免发表有关经济的悲观言论之际，中国国安部是在官方微信账号上发表《国家安全机关坚决筑牢经济安全屏障》的文章，认为“唱衰中国经济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道路的攻击与否定和对中国的战略围堵打压”。由国安部出面发布言论禁令，自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尚属首次。这让我想起一个规律：统治者最有信心之时，言论相对开放，例如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直到1983年10月“清除精神污染”之前；统治者信心严重欠缺，言论管制非常严苛，比如毛泽东文革时期、1989年64之后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前。一个月内，国安部连续三次发文，将言论管制提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当然是中国当局缺乏信心的表现。 中国曾有一段经济学领域不反自由化的宽松时期 管控言论是共产文化娘胎里带来的病，所有共产政权（包括西方左派政府）都好这一口。西方左派还没达成这点，是因为言论自由是这些国家数百年来的传统，目前只能利用“政治正确”一点点蚕食言论自由。中共自出生以来，就在党内实行一言堂，建政以来在全国实行管控言论，但是，万事皆有例外，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过一段时期，经济学包括经济政策分析曾比其他学科多点言论自由。 1998年初，我的《现代化的陷阱》由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一时间在中国产生风生雷动之效应。当时的反应大概是三种：一是完全不了解情况的普通公众，认为“这种直批改革弊端的书都能出版，咱们国家有希望”；二是外国驻京记者，有人认为当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了，当时还很有名的《远东经济评论》驻京记者因此写了篇《北京的春天》；三是比较了解内情的人，这类人包括两种，一是我的朋友圈，知道这本书1997年初完稿之后，在国内周游了十三家出版社被拒绝，都高兴地感叹“终于出版了”，认为今日中国出版社总编辑黄俊青先生成功地打了一次插边球；另一类是在体制内居于较高位置者，据他们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刘吉先生之所以敢支持出版这本书，有个原因，那就是在经济研究尤其是经济政策分析方面，江泽民时期秉承赵紫阳当年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坚持的一条原则：经济研究领域不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理由是：经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大家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既然要发展市场经济，依靠计划经济那点经验，根本无法管理调控中国经济，因此在经济领域要放开言论管制，让专业研究者发言。 说到这里，得简单回顾一下“清除精神污染”（简称“清污”）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段历史。这是自中共建政以来，仅有的两段允许党政媒体公开就党内对立的思想观点辩论的短暂开明时期。 “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发生于1983年下半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虽然历时只有两个月，却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1983年10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与会者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要求“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制造精神污染的行为作斗争”，陈云发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讲话。会议的最后一天10月12日上午，邓小平使用邓力群准备的讲话稿《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特别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什么叫“精神污染”？主要是港台流行文化例如许多流行歌曲（如邓丽君等）、流行发式服装传进中国大陆，交谊舞会遍及全国大小城市甚至农村。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清除精神污染”的号令之后，全国各地党委及政府都将重点放在这方面，在一些大城市市委机关门口甚至有这样的提示：“男士大包头，女士披肩发，涂脂抹粉，佩戴首饰者，均不得进入大楼”。文艺界积极开展对流行音乐的批判，人民音乐出版社还出版了《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将《何日君再来》、《夜来香》定性为“黄色歌曲”的典范，连李谷一的《乡恋》和苏小明的《军港之夜》也被认为是靡靡之音。各大学保卫部将晚上抓捕恋爱学生当作清污的重要内容。“清污”运动进入高潮时期有扩大化趋势，日益变成一场文革式的整人运动，引发社会不满。从下面这幅宣传画可看出“清污”的主要内容。 对于这场运动，最先警觉并且全力踩刹车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11月14日，胡耀邦、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对“清污”正式发表讲话，提出限制清除精神污染。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这篇社论及后来的数篇文章对“清污”提出批评，强调清除思想战线上的污染，不要蔓延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上面去。12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总结，称邓小平的“清污”决定是对的，但是在下级执行时出现了偏差。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确对待宗教问题的指示》，“清污”运动不得不草草收兵。 党内左派对此结局并不甘心，于是想方设法利用1980年代初由邓小平等人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政治口号。1986年底，爆发了“八六学潮”，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于1987年初被迫辞职，中共极左势力邓力群、胡乔木等人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于1987年初顺势推广、展开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这次重点放在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经济特区应不应该开办等方面，该运动此后遭到了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反对，赵紫阳认为邓力群等人利用了反自由化运动来反对和否定改革开放，并以此说服了邓小平（办经济特区是邓小平的主张），该运动随后于1987年中期逐渐结束。据说“经济领域不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赵紫阳关于该运动的一个内部讲话定下的。 1989年6月江泽民接任总书记之后，最开始有反改革倾向，经邓小平南巡讲话敲打后，从此坚定推行改革开放路线，赵紫阳定下的这条原则得以保留下来，胡温时期虽然开始反颜色革命，提倡“五不搞”，但经济领域内的讨论尤其是民生方面仍然算相对宽松。这就是相对于其他领域的死气沉沉，中国的经济领域讨论显得相对活跃的原因。 习近平第一任期内主要是反腐，对经济领域的言论管制未提上日程。但第二任期内，经济讨论的限制（尤其是限制对经济政策的批评）逐步加强，许多话题包括民生也不能讨论了。演化到今天由国家安全部连续发文加以限制，明显带有恐吓性质。此禁言令下达以来，我用百度搜索了一下，基本上都是正面赞扬，如图： 网络截图 文革万马齐喑 殷鉴不远 文革结束时我已经成年，对当时的宣传记得非常清楚。全国人民一直深受物质供应匮乏之苦，连饭都吃不饱，在邓小平1975年1月复出后，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抓革命、促生产”，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的战略地位，力图将全国的政治经济生活重新纳回到正常轨道中稍有起色，但毛认为这是否定文革，展开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国人又开始“吃社会主义的草”，但中共的宣传机器却大肆渲染中国经济形势大好，当时的旧文是如此描绘： 网络截图 将图片中这篇1976年的报道与今天的宣传文章相比，二者几乎连文风、用词都非常相似，外界评论习近平在思想控制上开倒车退回到毛时代，并非虚言。 在这篇文章发布之后四个多月之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清除。对十年文革时期的经济， 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称：“从1974年到1976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提到文革十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这段历史说明：再华丽的宣传，也挽救不了经济走衰的现实颓势。中国经济目前虽然走衰，但比“文革“时期好得多，如果北京当局诚实地面对现实，能够拿出赵、江两位前任的胸怀，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总能因地制宜，找出解决之策；闭塞言路的结果必然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今天这个焚书坑儒是采取不同的方式。时代变了，我们今天没有书了，主要是在网络、媒体上。用不着烧了，也不能烧，所以它就是用禁止的办法，完全取消，让你不能出现，这就是现在新的焚书。坑儒呢，就是把你抓起来。现在是：只要有三个人在一起说话，只要是有什么妄议，妄议中央之类的就可以把你关起来。就是在网上说话，彼此聊天他听的不满意也把你关起来，这就是新的坑儒。 这个新的坑儒，新的焚书，毛泽东己经超过它了。他觉得秦始皇不行，只坑了四佰多人，烧书也没有烧光，他比他厉害的多。没想到毛泽东死了以后几十年又来了一个新的焚书坑儒的秦始皇，现代的秦始皇——习近平。习近平现在在焚书与坑儒两方面都比毛泽东厉害得多。他的言论的控制自从他上台以后连胡锦涛时代、江泽民时代的那一点点言论自由都没有了，也没有人敢说不同的话了。那时候还可以说一点不同的话，说完了，听到了党不高兴你，但还不能马上就抓你。现在是利用各种新的法，只要我听不惯就把你抓起来关起来。所以维权律师一直很倒霉，一直是被关的对象，但不止是维权律师，任何人只要对政府提出批评或者二三个人在一块，甚至于在屋里谈话，根本没有出屋，也就可以被关起来判刑。 这一切都是在习近平时代，从2012年开始越来越凶，2017又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英国的剑桥大学出版社最近收到中共的一个指示，要把他们的学术刊物《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The China Quarterly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刊物，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媒体，是一个学术刊物，学术刊物都是一生研究的对象，经过十年八年然后研究出一点头绪，根据资料发表出来。这个不是发泄情绪的，也不是反对中共的，也不是拥护中共，只是客观的分析，让你了解中国某些事件是怎么发生的，没有反共不反共的问题，只是研究共产党这个事件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国民党时代也有人研究，从国民党怎么变成共产党也是应该好好研究。这些都不是反共的东西，但是碰到一些敏感的题目共产党不喜欢的，比如说有些是涉及天安门的，有些是涉及西藏的、台湾的，都不准在刊物里出现。要求剑桥出版社把它原来网络上面的《中国季刊》上撤掉三佰多篇文章。这个是不得了啦！ 焚书坑儒不但延伸到外国，也延伸至学术界。这是连毛泽东都还没做到的事情，或者毛泽东那个时代也不知道外国有什么刊物，现在《中国季刊》是几十年来大家重视的一个重要刊物，而且有许多中国大陆的学者也投稿在这个上面发表，如果这样一来，这些刊物反涉及共产党东西都不能够在《中国季刊》登出，那么中国的学者跟外面的世界完全要隔开了，也就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人对外面的东西什么都不知道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退后到最愚昧的状态，不知己，不知彼，那你怎么做研究呢！而且在外国引起极大的愤怒，不但是剑桥出版社的《中国季刊》遭到这样的命运，另外美国最重要的刊物《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亚洲研究期刊》）。《亚洲研究期刊》更重要，它是美国研究东亚的人的共同地刊物。东亚学会每年要开几次会，开会的论文往往就发表在《亚洲研究期刊》上，《亚洲研究期刊》从古至今都包括在内，所以这二个刊物都被要求删掉有关中国的研究，如果删掉有关中国的研究，这二个刊物就没有意义了。中外学术沟通的一个很好的道路现在共产党觉得这个对它的政权有影响，所以要求取消。这个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发展，这就是中国目前的重要状态，在这个状态下，当然会有很不满意的声音出现。所以共产党在习近平的指导下，要把任何不满的声音都消灭掉。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