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事件

邓小平及八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反复被提及、揣摩、评价、回味以及叹惜的年代。三十余年后，或许可以跳出之前的惯性思维与官方叙事，重新审视这段至关重要的历史。 陈奎德仍然记得多年前的那个下午。 那是1983年6月，广西桂林。博士学位在读的陈奎德与五位同学一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名为“认识论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当时，中国的哲学界和认识论领域仍然坚持根据马克思主义，把哲学的基本问题划分为所谓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陈奎德说，“我们觉得这个是过时的，教条的，根本不能涵盖丰富的、宏大的，整个哲学思想和人类活动。” 由陈奎德执笔，他们结合自己的学习与对现代哲学的理解，整理了十条对中国认识论学术领域的不同想法，后来被叫做“桂林十条”。“简单说，就是反对对哲学思想的两分法，反对对真理的独断论，就是好像只有马克思主义这一学派才掌握了人类哲学的唯一真理，提倡真理的多元论。” 本来是上午十点发言，他们犹豫了，怕给学校惹麻烦。后来又一想，写都写了，不如借着很多人睡午觉的时间讲了。 一上台，他就发觉“糟了”。之前都是上面发言，底下开小会，但他一开始讲话，“全场静默，全场都尖着耳朵在听，感觉有点严重。” 发言过后，当时中国哲学领域的领军人物萧前就把稿子要去，“他本来要睡午觉的，现在午觉也不睡了，下午就开始了批判。” 当时正值全国开展“清除精神污染”，反对倡导人道主义、反对接受市场经济理论、反对提倡艺术美学的自由主义倾向，社会氛围极度紧张。 回到复旦后，一个父亲在上海市政府工作的朋友告诉陈奎德，在父亲办公桌上看到了一份内部文件，上面有“桂林十条”六个起草人的名字，“你的名字前面打了个红圈，好像是说要流放到青海或者怎么样”。 陈奎德和另一位博士生先是收到了停学三个月的通知，要求他暂停博士学业，重新学习马列主义。但就在他等待更严厉的处罚时，事情又奇迹般地发生了变化——清除精神污染只“运动”了二十八天便宣告结束，他们因祸得福，名声大燥，“结识了非常多的学界朋友，所谓自由化思想的人，都是志同道合的”。他后来成为1949年后西方哲学史专业的中国第一位博士。 毕业后，陈奎德留校任教，后来又接任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任上海《思想家》杂志主编，参与了一切可以参与的改革，直至1989年，去国，被迫流亡。 陈奎德的八十年代，可以说是许多中国人八十年代的缩影。有希望，有动荡，有压迫，有热血，直至“结束了在中国的一切”。 如果离开”改革开放”的叙事逻辑 “我觉得不存在什么八十年代的黄金时代。”中国民主活动家王军涛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如今大家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怀念，在他看来并不符合现实，“那时候知识分子对邓小平也是非常不满意的，对赵紫阳也不满意，只是对胡耀邦还是比较满意。” 细究中国各项制度在八十年代前后的变化，如果远离“改革开放”这个习惯性叙事，不难发现，光环之外，实则节节败退。 比如，造成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重大人口危机、限制人民生育自由的权利，是在1978年宪法中失去的。 在1980年宪法修正案中，中国人民失去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公开民主表达、自办刊物在法律上的权利。 1980年的苦恋风波，开启了中国持续至今的电影审查制度。 中国人民对土地的私有权，是在1982年的宪法中失去的。 一同消失的，还有“通信自由”和“罢工自由”。 1986年年底，中国科技大学学生因不满地方政府在人大代表选举中为学生参选设置阻力，集会游行抗议当地政府不遵守“新选举法”、违法干涉基层民主选举，学生抗议从合肥迅速蔓延到上海、北京，引发了持续二十八天的全国学潮。 这场学潮最终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宣告结束，未经批准的游行自此被视作非法游行，参加者将被法办，并以此抓捕了八十三名学生。这项规定也可视作《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的前身。 随后，胡耀邦于1987年1月以非正常方式离开总书记的工作岗位。继华国锋以非正常方式离开中央领导职位后，这是十年之中，中国第二次非正常更替中央领导人，并直接引发了两年后的八九事件。 伴随着许多权利的悄悄消失，还有一些权利是人民自发争取来的，并不是政府主动而为。 比如，1978年，在已经确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后，中国实质上还在坚持知青的上山下乡的政策，甚至在1978年秋天的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还形成了《知青工作四十条》的决议，肯定了“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指出今后仍然要“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 此时，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执行了十年，全国下乡与支边知青总数总计两千余万人，实际在农村或边疆接受“再教育”的还有一千万。《四十条》使许多青年人心灰意冷。1978年底，云南一名女知青难产死亡，当地知青上街抗议、要求返城，自此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知青要求返城的抗议活动，这才终结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中共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对本台形容，1980年代的形势是“只有一条门缝，老百姓就能努力挤开一扇门”。 她说：“那时候并不是我们说的蕴藏着什么极大的社会主义热情，就是要求个活路，人们穷了十多年了，再不求生就活不下去了。从包产到户，到知青回城，还有个体户，卖个小火柴、小香烟之类的，都是老百姓先自发求生，后来得到了政策上的允许。邓小平自己其实也承认，他说：我们没做什么，但是人民有创造，我们就是肯定了人民的创造。” “所以对我来说，八十年代并没有什么好。”王军涛回忆说，“当时一直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也是一直被打压的。比如魏京生、王希哲都不只被判了刑，而且是判了重刑。我们这些在高校中的人虽然幸免于难，但是八十年代的政治清洗运动一直没有断过，而且每次都有一大批人受冲击。那些觉得八十年代好的人，可能他们那时候也不关心政治，等到后来发觉共产党整到他们头上了，才感觉共产党好像刚刚开始变坏。但对我来说，共产党没有一天是好的时候，一直也没有变。” 他进一步分析说，所有人感觉到的一点点变化，不过都是“鸟笼经济”。“不管是经济自由也好，政治自由也好，毛泽东时代连个笼子也没有，每个人该干什么、该说什么、该想什么，都是规定死的；但是到了八十年代，给了人民一个笼子，感觉好像多了一些自由，实质上并没有变过。” 对邓小平的历史评价是否过高？ 站在今天的中国，回望邓及其主政的八十年代，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对其判断似乎都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1997年邓小平逝世时，《纽约时报》在讣告中将其称为“改变中国历史轨迹的邓小平”，2008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美国《时代》杂志总编辑发表文章，称其为“不曾谋面却最难忘的当代领导人”，认为中国经济在30年高速发展后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邓小平的成就仍然非常辉煌(《时代》肯定持这样的看法，邓小平两次被评为《时代》年度人物，获得这一荣誉的人士中只有四人是非美国籍人士。)” 十年之后的2018年，英国BBC中文网站在纪念文章中引用了一位前省委书记的对邓在自由民主方面的评价：“邓小平对民主的看法就像‘叶公好龙’一样，如果龙真的出现，他就害怕了。” 文章还说：自1979年西单民主墙事件后，四项基本原则为之后四十年的言论管制划定“红线”，乃至今时今日，还在影响中国。 当时习近平刚开始履行其第二个任期，言论管控措施渐渐出现，民间组织生存空间缩减，通过修宪取肖了国家主席任期，许多人感到，习近平似乎正在走向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反面。但《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对BBC中文表示，“他（习近平）的政策与邓小平在1978年推行的一系列发展政策的主线保持一致。” “之前对邓小平的历史评价确实过高。”著名异议人士胡平说，粉碎“四人帮”与邓并没有什么关系，平反文革冤假错案、真理标准大讨论等纠正毛时代最大错误的动议，邓也不是第一推动者。 他特别指出，“现在人们都把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视为改革开放的起点，但是三中全会前，中共开了将近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是这个工作会议确定了三中全会的基调。在工作会议的前一段，邓小平出国访问去了，没参加；出国之前他委托胡乔木写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稿，调子还是比较保守的，等他回国后发现中央工作会议的整个调门比他预想的高得多，这才扔下胡乔木起草的发言稿，让胡耀邦临时找了几个人，连夜赶出了新的讲话稿。后来人们都说是邓小平的发言给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了调，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主持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据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张显扬撰文回忆，会议的第一阶段，批判了“两个凡是”，批判了1949年以后的极左路线，批判了历次政治运动，并从制度上反思了党和国家一再遭受灾难的根源，主张对现行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但是，会议刚开了上半截，就被邓小平公然腰斩，并以提出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告终。 在蔡霞看来，六四前的80年代，邓小平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顺水推舟，虽然没有主动发起任何改革，但也没有阻拦；二是为中共在当时道路的合法性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当于给老百姓自发的一些新的经济现象盖了一个合法的印章。” 曾在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过的严家祺，在书面回应本台采访时说：“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最好的年代还是 ‘六四’前的八十年代。”而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还是有些可圈点的政治遗产，如：1979 年主导改善中美关系和中美建交；改革开放，在中国普遍实行市场经济；1982 年宪法中明文规定“国家主席和总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中英联合声明中的中国各项承诺，包括“香港五十年不变”；放弃武力统一台湾，保持台海和平。 但他特别强调，“邓小平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可又远不及赫鲁晓夫，他只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只做了‘局部的非毛化’，而没有‘全面非毛化’，使得改革开放遇到重大阻力，就为习近平今天倒行逆施开辟了道路。” 但胡平不想用“高”与“低”来评价邓。他说，对人的评价涉及一条道德底线，就像一个医生，一辈子治好了很多病人，但他也借行医之名蓄意害死了一些病人，那他就是杀人犯。 “那么对邓小平来说，不管他在之前、之后还做了什么事，不管那些事情我们做怎么样的评价，哪一件好，哪一件不好，都无所谓。就凭六四屠杀这一件事情，他就是历史的罪人。”胡平说，“六四之后，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获得迅速发展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它必然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普适价值更加蔑视、更加敌视、更加恐惧，从而不但对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危害，而且也对全世界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 当年的学生领袖陈破空则从个人层面来思考。 1986年底，陈破空带领上海同济大学声援合肥中科大学生的抗议活动。他的感觉是：“也没做什么，就是街上走一走，有时候在市政府门前坐一坐。我们也没提出要推翻政府，就是要求政府走得快一点，多满足大家的一些民主、平等的诉求。后来我们是自发结束的，因为天冷了，而且要放寒假了，很多同学要回家过年，很和平地就结束了。” 但没过多久，他突然听说，胡耀邦需要为八六学潮负“领导不力和姑息”责任，被迫辞职，随后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等人被开除党籍，大吃一惊。校领导还告诉他，内部文件里提到了“不怕流血”。 “我之前对邓小平没什么印象，他有一些自由民主的想法，但在中共那些老人里，也只能算矮子里拔大个儿。但这次突然有这么大的举动，我开始思考为什么。”陈破空对本台回忆说，“当时我的感觉是，他不了解我们年轻人的想法，我们其实没想要怎么样，就是表达一下自己而已。但那时他已经八十二岁了，和我们之间有两代人的代沟。如果他再年轻十岁二十岁，他会这样处理我们吗？” 陈破空说他想到了一句古话：自古英雄出少年。“那时候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有道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想什么？是安度晚年，打打牌，带带孙子，就这些事儿。但年轻人只要开始经济改革，就会想到政治改革；只要打开和西方的交往，就会想到自由、民主。年轻人只要跑起来就不会想要停下来；而这个老人只想悠闲地散散步。他已经落后时代了，他不适合执政了，他应该让位给更年轻的人。” 历史的假设 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会怎么样？ 自由亚洲电台X上发起针对这个问题的投票，截至9月30日，共有1385位网友参与了投票。其中，17.4%的网友认为中国会“没有改革开放”；有19.4%的网友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会更加保守”；但投票者中也有29.9%认为，“会有另外的领导人推动类似的改革”，更有33.4%的投票者认为“中国会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 胡平说，改革和开放当然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毛时代犯下滔天罪错，旧体制已经面临全面失败，人民群众一定会自发地向相反的方向寻找机会，必然会形成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的强大动力，如果没有六四，中国一定继续向民主自由迈进，直至完成和平的民主转型。“我们能看到苏联、东欧包括蒙古，都是这样完成了转型，而且转型转得那么顺利，完全不需要流血。” 王军涛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苏联、东欧甚至朝鲜，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曾在巨大社会灾难后选择过改革开放，有的国家还启动过不只一次，“只是他们都没有成功”。 为什么只有中国在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成功？ 王军涛为此请教过他在哈佛大学的教授。教授回答说：因为中国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海外华人。“他说，被苏联赶出去白俄，非常痛恨苏联，苏联怎么改革，他们仍然是痛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被共产党赶出去的中国人，尤其是台湾、香港这些已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地方，对中国还有那么深的感情，回乡投资，然后非常努力地帮助中国把产品卖出去，这让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第一年就吃到红利，赚到了钱，所以改革开放才能够继续下去。” 蔡霞却不那么乐观。“如果没有邓小平，靠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资历，不一定能把改革开放推进下去，毕竟当时党内的反对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华国锋虽然打倒了四人帮，但打倒四人帮只是为了自保，从视野和思想上，他仍然是保守的，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中国的状态。” 蔡霞甚至认为，不能乐观地相像中国会像东欧那样完成和平转变。“因为中共这种极权统治，用暴力做了那么多血腥的事情，只要是暴力就会结下血仇，一旦把权力放掉，这个党马上就要遭到清算，民众起来是要砍你头的，共产党这帮人是经不起的。“ 她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自文明程度。”中国从骨子里还不是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几千年历史中就是一个农民国家，都是通过暴力完成政权交替，他们只相信暴力。而只有现代文明才是通过谈判、通过法律解决矛盾，这些在他们的认识中是不存在的，他们无法想象：我把权力交了，还可以得到和平。” 当我们怀念八十年代 人们习惯用“百废待兴”来形容八十年代。但在八十年代初便自费出国的著名画家陈丹青看来，这只是与外面世界疏离后的一种自我美化罢了。 与查建英对谈八十年代时，他说过：“八十年代的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惨，还说什么文艺复兴！那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他形容八十年代为“暴病初愈”，是整个国家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文化断层和人才断层后，刚刚“半醒过来”。 但每个人记忆中的八十年代，又是由不同片断组成的。 王军涛如今已年过六旬。再回想四十年前的经历，有一个细节他至今难忘。八九入狱之后，他的父亲到秦城监狱探视时对他说：你应该感谢党，过去共产党杀人，哪还花那么多钱给你开个庭？都是直接拉出去毙了就完了。 “我当时听了觉得真的是非常荒唐。”他回忆说，“我活到这份上，国家那点事，我觉得都是命运，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在个人层面，留下的只有一些青春的梦和青春的冲动。” 在胡平的回忆里，八十年代的中国，最可爱的是人民。“当时的中国人，普遍对真理热烈的追求 ，而且一旦接受了，就能够立刻化作自己的理念。那种热情非常的纯洁、纯真、热烈。不像现在的人，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绝不会因为这是对的他就去坚持，整个社会都变得犬儒主义，或者什么事都不当真，好也好，坏也好，他觉得都无所谓。” 他至今还记得一件事：军旅诗人叶文福，坐电车时突然有了写诗的灵感，就从兜里往外掏笔和纸。人很多，周围的人被挤到了，本来还在抱怨，但一听他是因为要写诗，一个小伙子马上就把后背面向他说：就在我背上写吧。叶文福就这样写下了引发巨大风波的《将军，不能那样做》，写就后大声朗诵，全车为之鼓掌。“这就是那时的风气，大家对反抗不公平现象那么尊重，对反映这种社会情绪的一首诗都那么热爱，这是现在的中国是不可能遇见的。” 陈破空的八十年代，是意气风发、无所畏惧和“极度天真”的。 1985年，他和十名同济大学同学写信给胡耀邦，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四个月后，胡耀邦真的派人到学校来，与他们进行了座谈。“根本没想到，四个月，都忘记了，但当时觉得特别温暖，感觉受到了尊重”。 他后来搞民主启蒙，带领上海高校学生上街游行，“也没想过要害怕”。他二十三岁生日那天，刚好是上海八六学潮人数最多的一天。一个同学和他开玩笑说：你看，有七万人帮你过生日。 “我印象里，那时真的是每天都有新东西，新的衣服，新的书、音乐、舞蹈……”他回忆说，“那种感觉就是，不论发生什么，能感到这个国家还是向前走的，而且未来也一定会向前走的，从没想过居然还会倒退，没想过他们完全是反动的，还可以反攻倒算，还可以专制复辟。” “那时大家对中国的制度还没有今天这么深刻的认识。”蔡霞解释说，“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共产党是极权统治，当时大家以为是什么呢？是四人帮坏。但已经把四人帮打倒了，毛泽东也死了，也平反冤假错案了，也让大家讲话了，尤其是普通人的生活确实得到了改善，穷了那么久之后开始涨工资，农村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老百姓手里开始有钱了，这时候几乎没有人去往制度层面想，往共产党的本质想，大家理所当然地觉得一切都在变好。” 她当时在苏州郊区工作，比许多人又多了另一层个人体会。“中国的政治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八十年代的北京上海，和中国的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蔡霞说，“当时我对北京和上海发生了什么，几乎一无所知，北京八十年代的那种改革开放的氛围，思想那么活跃，包括80年代中国党内的很多老人的名字，我都是后来到了北京以后才听说。” 在王军涛看来，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所怀念的八十年代，但不论是个人生活，还是国家层面，“大家都觉得还有希望”，因为那时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一切都没有结论”。 直至1989年6月4日，当局用天安门广场的枪声告诉世界：结论在此。 那天晚上，陈破空在广州，躺在宿舍里，突然有学生敲门，惊呼“天安门开枪了”。陈破空不信，马上打开收音机听香港电台，听着听着，眼泪夺眶而出。他没有想到，两年前听到的“邓小平说不怕流血”，竟能成真。 第二天，他拼命去贴大字报，把自己的团员证扔在中山大学校园孙中山铜像前，号召大家退党退团。大字报上，“民主自由”的字眼儿变成了“打倒反动政府”“打倒邓小平”。“我当时的感受就是：一个老独裁者，葬送了一代年轻人的民主梦想。” 早在几个月前，陈奎德就接受了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短期访学邀请，由于时间冲突，他将机票改签到了6月5日。6月4日晚上，朋友们正在家中为他送行，一个同事突然拿着一个录像带跑了进来：北京开枪了。 录像带是香港电视台的新闻内容。看过后，所有人都沉默了。 第二天一早，陈奎德坐着学校的车去机场。一路上，公交停运，路障遍地，有人正骑着自行车往机场赶。 这一幕，就定格成了他对中国最后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