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女性选民中首次弃工党转向一国党
2026 年 6 月 4 日
就在作家龙应台于《纽约时报》刊出《在台湾，朋友间开始反目》 一文，讲述北京政府未对台湾开出一枪一弹，却已经造成台湾社会内部的矛盾分裂之际，传出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富察延贺（李延贺）在今年3月返中探亲后，至今音讯全无，可能在上海遭中共国安单位秘密拘捕。两件事同时发生，当然告诉台湾人某些事情。 富察延贺，中国沈阳人，文学博士，曾在上海从事图书与媒体工作。他认识台籍妻子后，2009年依亲移居台湾，并担任《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下辖的《八旗文化》总编辑。过去10多年来，《八旗文化》在富察的主导下做得有声有色，其推出“中国观察”“另眼看历史”“世界史”等书系，重新解构历史，也颠覆了传统的中国史观，其中包括史学家刘仲敬的《中国洼地》、《逆转的东亚史》；裴敏欣的《出卖中国》；日本法学博士熊仓润的《新疆》；何清涟的《红色渗透》、《中国：溃而不崩》等等，多是不见容于共产党当局的出版品。 据闻，富察原有中国籍，不过，来台十数年之后，他已经成功申请到中华民国国籍，此次回到中国，就是要完成最后一道程序，放弃他的中国国籍。不料，他3月回到中国后在上海遭到中国警方拘捕，随即下落不明，直到美籍中国流亡作家贝岭在脸书揭露此事，才引发台湾社会广泛关注。 富察遭拘禁，但到底身犯何罪？要关多久？外界一无所悉，所以第一时间家属希望能够低调营救。如今事情在台湾爆开，但到底是低调营救好，或是高调累积政治压力为佳，由于不了解中共企图，没人说得准。特别是，台湾的出版人出版了批评中共的书而身系囹圄，这形同对台湾言论出版自由的一次重击，最近许多主张“台湾不挑衅，战争就不会来”的反战人士，会怎么评论“富察事件”呢？ 回到近年来屡屡在台湾疾呼“反战”的龙应台。2006年元月，创刊于10多年前北京《中国青年报》旗下的《冰点》周刊经常发表和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的文章，攻击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因此遭共产党宣布停刊。停刊事件触动了台湾作家龙应台心中的警铃，她当时在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一篇〈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长文，严厉抨击《冰点》事件，兹摘录若干片段于下： “我这样的台湾人可真在乎《冰点》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个被逮捕的记者的安危。如果中国的‘价值认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钥匙的奴才在垄断它的解释和执行，而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击、戒律、监控的物件，请问，我们谈统一的起点理由究竟是什么呢？而我对中国的情感还是有条件的，台湾还有很多热爱、深爱、无条件地执著地爱中国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么东西去跟他谈统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骂呢？ “重点就在《冰点》这样具体而微的事情上，因为，说穿了，锦涛先生，您容不容许媒体独立，您尊不尊重知识份子，您用什么态度面对自己的历史，以什么手段去对待人民，每一个最细小的决定，都系在‘文明’这两个字上头。经历过野蛮，我们不得不在乎文明。” 当时的龙应台以“文明”为引，抨击共产党停刊《冰点》周刊的决定，字字句句掷地有声。而“文明”必是放诸四海皆准，《冰点》因言获罪被勒令停刊，本质上与一位在台湾的出版人出版了不见容于共产党史观的丛书而遭到拘禁毫无二致。17年前龙应台为了《冰点》停刊事件勃然而怒、为文声援；如今，一位自我期许捍卫台湾出版自由，做出小型市场与在地化可能的出版人在返回中国竟遭到羁押，其对台湾文化圈出版界的寒蝉效应不问可知，也让人好奇17年后的龙应台如何看待这样一场“文明”的危机？ 事实上，回望过去20年的共产党领导，出身共青团的胡锦涛任内虽然发生若干查封报刊，打压民间社会的作法，但其领导风格较之于现今的习近平共产党还相对宽松。如果17年前的龙应台认为“胡锦涛三个字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历史里，代表一种逆流”；那，17年后再面对一个言论更为收紧、权力更为集中，以及一个已经是万马齐喑、不容任何异见的中国社会，习近平这三个字又代表什么？在“价值认同”（龙应台用语）完全相悖的情况下，两岸何来坦诚交流，更遑论所谓的融合统一。 所谓的“北京未发一枪一弹，但已经为台湾社会带来裂痕”的说法，不但将共产党去责任化，还将台湾之于两岸关系简化为“战争”与“和平”的抉择，当然不是事情的全貌。事实上，从外交打压、军机绕台、网军入侵到如今拘捕富察，北京随时随地都在向台湾“开枪”。而台湾人深爱和平，只是努力追求有尊严有价值的和平；台湾人更在意“文明”，文明保障身而为人的基本权力，所以看到富察未经公开审讯随即失去人身自由，心中格外地愤怒。台湾人在乎“价值认同”远甚于“家国认同”，这一切写就于17年前那篇给胡锦涛的公开信，但却没有一字一句见于龙应台这篇《纽约时报》投书里。 这一次，也请用文明说服我。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一周前就有朋友告知：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富察先生（又名李延贺）清明回大陆为其亡父扫墓被“留置”，不能返回台湾家中。未来是否会被正式逮捕，谁也不清楚。尊重其家人的意愿，朋友间虽然广为流传这条令人郁闷焦急的消息，但谁也不想挑破。直至4月20日，不少媒体登了这条消息，尤其是李戡（台湾李敖家公子）指名道姓谈了与我有涉的“事实”，我决定写篇文章，以正视听。 “小八旗”出了位大视野的掌舵者 这些天我反复在想，富察的被捕是否与出版我那本《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有关？因为距离出版之时已有四年，期间富察亦回过大陆，希望不是完全因为我那本书。但从八旗出版的所有书来看，惹祸之由少不了这本书。所有媒体消息都谈及：富察在台创立八旗文化逾十年，曾出版《红色渗透》、《重返天安门》、《被隐藏的中国》、《曾经以为中国最幸福》、《人民解放军的真相》等书。今年二月台北国际书展，发表日本学者新著《新疆》。 看了这个书单，会以为八旗文化出版社的导向是偏政治化，而且是偏向批判中国现状的政治，但其实这只是规模不大的“小八旗”出版者的大视野的部分成绩。这家出版社出过的好书不计其数，比如谈美国社会衰变的《西方的自杀》、《国父的真相》，前苏联崩溃前后的《列宁的坟场》、中国历史的《大清帝国与中华的混迷》。尤其是多达21卷的《兴亡的世界史》，以八旗规模之小，甘冒市场风险出版，如果不是出版者独具慧眼，基本不会考虑。我曾在脸书上写过，在中国，最好的出版社曾经是三联书店，最“自由化”的鼎盛时期是1990年代，出版的好书数量上也无法与八旗相比。 在言论自由的国度里，或者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那些向往自由民主的人士眼中，这些书标识的是出版者的眼界与专业精神。我由衷地认为，富察是个非常优秀的出版专家。如今专家可以自封的年代，“专家”的份量已经变得轻飘飘的。但我很少这样评价过他人，在我眼中，出版专家与合格的媒体专家应该具备两大基本素质： 一、眼界与文化包容性。包容二字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太难。如今的媒体，遑论中国这个“言论自由”的修罗场，即使在美国这个言论自由的国度也不能包容异见，只要不合主流媒体政治正确的标准观点，绝无发表可能。但作为出版者的富察具有特别的包容性，与他观点接近的书，他出版；与他观点相左的书，只要有价值，他也愿意出版。有些书的观点比较另类，但他认为是种探索，哪怕无利可图他也愿意出版。现在的出版者与媒体不少已经忘记一条： 出版业与媒体类似，都是社会公器，如果只接受观点趣味相同者，最后只能办成同人平台或者成为某党派宣传机器。 二、市场定位要准确，这是出版者生存之道，优秀者才能胜出。如今互联网时代，偏好纸本阅读者越来越少。美国的企鹅与蓝登书屋曾是美国出版业的两大翘楚，都因面临压力经营日艰，于2013年合并，2020年中国大陆共有1573家书店关门。但富察却在台湾为八旗文化出版撑出了一片只属于他的蓝天。在各种介绍富察与八旗的文字中，我认为他自己写的《两岸出版比较的尺度陷阱》写得最好，里面他谈了自己走过的路、曾经的思考，最后告诉读者：“我们要做的，就只是要坚信自己的2300万读者，并不输给北京和上海的2300万。我们要放弃图书业的代工思维，考虑打造自己的牌子。我们不必陷在无谓的‘对等’思维（政治场域里，这套思维更可怕），而应强调合理的平衡。我们不是中心，而是必要的节点”；“如果我们希望台湾出版可以对中国有影响力的话，除了对出版自由的坚守和捍卫，也要做出小型市场的示范，凸显在大一统的市场之外，还有各种在地化的可能。而，假如整体华文出版市场是件大衣，台湾应是关键的钮扣，而不只是布料。” 富察先生是位真正的出版人，不以政治为导向，传播知识与思想是其志业，这样一位出版人，在本世纪以前，虽是少数，但不算稀缺；如今这年代，是稀缺之宝。任何社会都应该珍惜。出版《红色渗透》这本书，就我而言，是将被搁置了整整八年的大外宣研究报告增补修订出版。在富察而言，就我所知，他几乎没考虑政治方面影响，只是觉得这本书为他开启了一扇知识之门，在此之前，他并不了解有关中国大外宣的来龙去脉。 李戡所谓“诡异的官司”之真相 李敖公子李戡早就盯上了富察，在《李延贺，你到底是谁？》一文中提到这次诉讼，其中专列【诡异的官司】一节，原文说：“李延贺说他自己和何清涟被旺中告，之后双方和解，而旺中承认有这起官司，也承认告了何清涟、出版社和总编辑，但强调没告李延贺，一场官司，居然能发生这种“被告各表”、“总编辑各表”的情况，实在是诡异至极！”并说台湾媒体人多引用我的书谈旺中集团，导致被告。 李戡对事件的叙述与事实出入太大。 富察本人没列为被告的原因非常简单：八旗文化出版社只是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的一个下属机构，不是独立法人。因此对方律师以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为诉讼主体。《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真相》一书出版后，遭遇中时集团的诉讼，律师诉状中所提四处“诽谤”，来自于该书第五章“中共政府对台湾媒体的红色渗透”，书中都列有引文出处，均来自于台湾媒体历年报导，最早的见于媒体有十年之久。这种情况下蔡衍明提告，无论如何让人觉得奇怪。但后来对方律师提出一条件，要求富察提供我在台湾一个月的行程表，我才明白这是重点所在。 出于对出版者负责，我将四条资料重新核查后并将全部连结再次提供给富察，说这些文章发表已经多年，看的人没有十万也有数万，远比我的书发行量大，如果说本书对他造成了伤害，那他在文章发表后数年内没有反应，非得等我出版了这本书之后才意识到这是“诽谤”？我在台湾一个月的行程，你只安排了其中几次有关书的演讲，其馀与你无关，更与诽谤无关，为什么作为诉讼条件提出？请贵出版集团的律师驳回这条。过了几个月，富察来信，说对方要求和解，并附上旺中律师代拟的和解书，以下是富察来信： 何老师，上封邮件提及，对方律师提出我方发出声明，即可撤告，并提供声明范本（但可修改），如下： 声明书 声明人何清涟所著“红色渗透：中国媒体全球扩张的真相”(2019.03)书籍，承诺于书籍改版时，其刊物文字内容针对“蔡衍明”及“中国时报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造成困扰处，改以其他中性词汇代替，往后亦与蔡衍明及中国时报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间，保持良好互动关系。 此致 蔡衍明 中国时报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声明人：何清涟 你意下如何？ 富察 我的回答极简单： “同意和解。拒绝此和解书。蔡衍明霸道惯了。台湾人惯的。” 我不认识李戡，作为他文中所言“诡异的官司”之当事人，写出这段事实，只是为了以正视听。也希望他今后论人与事时，以事实为基础。 就富察而言，他重视的是这本书的开创性，因为台湾只是其中一章，也非全书重点。当时无论是我这位作者还是出版者，都没想到出版后在台湾竟然会有风生雷动之效应。我对富察说，对2020台湾选情的影响，其实不是这本书，而是“红色渗透”这头在台湾存在已久的“房间里的大象”，人人皆知其存在，但却不说破。我的书只是让台湾人不能再假装看不见罢了。岂有文章倾社稷，北京当局如果要为这本书迁怒富察，实在太牵强。 关于我在台湾24天的行程，其中有五天左右我要求不要安排任何活动，因为去过台湾两次，每次都被会议、活动挤得满满，连台湾风光都未能好好领略，这次我想要几天“自由行”。另外，老友张清溪与张锦华教授也有他们的一些安排，必须尽量考虑。但还有一种临时性的安排，与富察及两位张教授毫无关系，是在演讲现场有机构派人听会，在会场上与我们联系，我们挤出时间安排的，我们并未告知富察。还有一场到美国驻台办事处、民进党中央总部的会面，我因没有时间、太累而婉谢了。旺中集团要求提供我的行程表当然不是他们集团有此需要。这次当局留置富察，就算多方逼问，富察也不知道。我这人不从事政治活动，在那些会面、演讲中所言，其实尽在文章当中。 崛起的中国政府胸怀依旧狭窄 富察是位优秀的出版人，在中国多年，泯然众人。但到台湾这个与中国相比狭窄得多的图书市场，经历过初期的困顿与失败之后，不仅立足其中，而且获得台湾出版界的高度认可，成为台湾出版业的重镇。其中原因，除了他自身素质之外，应该说台湾保护出版及言论自由的环境成就了他。我相信还有无数优秀的人才，都在中国这个压抑人性的环境中泯灭。 世道有如沧海桑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我与我的母国中国一样，命运跌宕起伏。因为出版《现代化的陷阱》等书而被迫辞国，但我观察评论中国，从不以个人得失为标准。我被江泽民政权迫害而远走美国，但在他去世之后，我能写出不带任何偏见的《江泽民时代的三个关键字》这个系列，用腐败、开放、相对宽松来概括。但是中共政府显然没有从这个“凡与我党不同意见者皆为异类，虽远必诛”的陷阱里爬出来，尽管GDP总量已跻身“世界第二”多年，但并没养成世界第二大国应该有的包容气度。 惩罚富察，中国政府当然是想造成“寒蝉效应”，吓阻台湾出版界。但北京当局显然没考虑到，在中国主席习近平判定世界“东升西降”、要与美国一争雄长，通过国民党问鼎台湾总统宝座促成“和统”大业正在进行时，抓捕富察所起到的反作用将是致命的。国民党的“和统”之所以有台湾人愿意接受，乃因距离产生美感，总觉得中国不那么可怕。但富察先生居然因为出版了几本疑似违禁大陆之书而被逮捕惩罚，此情此境，难免不让台湾文化界、出版界与学术界产生联想：和平统一后，台湾人将失去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进而是现在的生活方式。共产主义祖宗马克思说过，“一步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中共支持国民党为竞选总统而做的所有努力与文宣将因富察事件而化为乌有。 中共掌门人习近平的运气不错，国内诸事不顺之事，正逢美国政治严重衰变，俄乌战争成了俄罗斯与北约集团消耗僵持之局，中国成了得利的渔翁，中俄关系易位。 一鲸落，万物生，单极世界终成多极，习近平自己也知道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崛起之良机。但要真想抓住机会，中国也得拿出大国气度才能让他国景从。在台湾问题上，与其让台湾铁了心倒向美国，不如让台湾保持中立——俄乌战争缘起乌克兰不再中立，这是俄乌战争给北约带来的教训，北约出于面子不肯承认，一直在仔细观战并小心行动的北京，应该早就悟出这点。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