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主义

我没有看过《大秦赋》，当然也不打算看——那张秦王抱着孩子站在群众中的剧照就已经告诉我这剧是什么套路。如果编剧再称职一点的话，还应该安排一个秦王深入百姓家中促膝谈心，揭揭锅盖的细节。 需要打个问号的是：两千年来在二十四史中都没有翻过身来的秦朝，为什么而今悍然逆转，被塑造成战国时代的“灯塔国”了？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我的老读者之前应该看过我专门写商鞅变法和秦国统一的文章，我的核心观点是，商鞅变法是世界史上最早也最成功的军国主义改革，秦国统一是中国历史的退步。 如果你有心比对一下商鞅变法后秦国和20世纪法西斯国家崛起和灭亡的历史，就会发现军国主义的内核，除了名字有所不同，其实操作的手法并无二致。“钳制思想、高度集权、内杀强民、外战强敌、举国为战、骤兴骤灭”是他们普遍的、基本的规律。 至今成语里面还有两个词和秦国息息相关，代表了战国时代对秦国的普遍认知：仲连蹈海、义不帝秦。这两个词来源于记录战国时代风云际会的《战国策》，说的是齐国辩士鲁仲连，为了拯救被秦兵围困的赵国，仅仅是出于道义，在没有任何利益驱使的情况下，就单枪匹马去说服诸侯出兵。为了表达对秦国本质的认识，鲁仲连说了这么一段话：“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 这句话翻译成白话就是：秦国是一个不讲仁义专事杀伐的野蛮国家，以权术驾驭臣下，视百姓如奴隶。如果让秦国统一称了帝，把秦制推广到天下，那么我鲁仲连就算是跳东海自杀，也绝不会苟且做它的顺民。 这两个成语后来都成了中国人心目中反抗强权、绝不苟且的代称。实际上《战国策》里面关于“虎狼之邦”“天下苦秦久矣”“不乐为秦民”之类的表述数不胜数。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长平之战，根本起因就是被韩国割让给秦国的上党郡百姓，宁可降赵也不愿意降秦，史记中的原话是“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结果引发了秦赵之间的大战。 众所周知，战国时代不仅思想自由，行为也很自由。民众是可以自由迁徙的，用今天的话说叫做移民。话有可能乱说，路却不会乱走。民众愿意往哪里迁徙定居最能说明实际好恶。在主要记录秦国人言论的《商君书·徕民篇》中，秦王感慨自己的国土广袤，但是却地广人稀，而韩赵魏三国国土狭小，却百姓众多，百思不得其解。大臣回答说：“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大家看不上秦国户口，不愿意移民，宁愿挤在三晋，就是因为秦国人无论是士还是民，活的都没有尊严、很辛苦。 这些史籍中的言论，在其后的考古中屡屡得到印证。无论是《里耶秦简》、《岳麓秦简》、《睡虎地秦简》都有对秦严刑苛法的实证，也包括多个秦民为了躲避暴政，逃亡他国的实际判例。 关于商鞅变法“强国弱民、战争机器”的军国主义本质，在战国时代就被山东各国看得很清楚，所以尽管商鞅变法让秦国强大了，却没有人愿意效法。我在这里不再重复之前文章的论证，我今天想探讨的是，为什么现代的中国人，在两千年后，会从骨子里歌颂商鞅变法和秦国统一？ 在秦之后，长期的大一统集权历史，不仅消灭了贵族，也顺带消灭了立足于地方自治的贵族精神。让先秦时期中国人自由奔放、重义轻利的民族性丧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对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实际上是建立在暴力者话事的丛林逻辑之上。 这种对于赤裸裸的权力决定论的服从、美化甚至迷恋，使得中国人脱离了人之为人追求自由、平等、道义等可贵的正常价值观，演绎出了“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的生存逻辑，把大一统当做不可置疑的政治正确。虽然大一统的时代生活可能更困苦、死掉的人可能更多。但在强权的迷幻下，主子的荣光俨然成了奴隶的追求，谁最终干掉了对手，抢到了天下，谁就代表正义和方向，不管他是泗水亭的流氓、皇觉寺的和尚，还是蒙古草原来的野蛮人。 而今的中国人，不要说赞美暴秦，就是屠戮了超过两千万中原人的蒙元，不一样有人歌颂吗。还有人把成吉思汗当做自己的骄傲——但凡脑子正常一点，都不会如此认贼作父。更有甚者，专门把曾经的苦难拿出来当做光荣历史细细咀嚼——比如最近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就把“知青上山下乡”说成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壮举”。这种颠倒黑白的逻辑你不服不行。因为他不是正常人类的逻辑。 这里我要强调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冷兵器时代，历史的进程是曲折的，经常性的进一步退两步，野蛮战胜文明是常事，但并不代表野蛮就具备了正当性，成了历史的选择或者方向。 蒙古人不事生产、专事杀伐，铁蹄横扫全世界，无人能敌。这种情况下，比蒙古人更为文明的国家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包括令人惋惜的南宋。但这绝不说明，蒙古人的统一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相反，在火药、大炮、火器这类的热兵器发明之后，蒙古帝国很快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与此类似的还有盛极一时的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如今他们的后裔都龟缩在祖先的荣光中，再也起不来。 如果今天我们可以歌颂大秦，一样可以歌颂蒙元，歌颂满清……他们实际上干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最终成了主子。如果二战日本获胜了，那估计今天也会有人争着拍《大东亚赋》。 受害者拼命为加害者唱赞歌，这是比受害本身更可悲的人类惨剧。就像苏联大清洗时代，很多人被拖上刑场的时候，还不忘记高呼“斯大林万岁”一样。如果两千年后我们的觉悟都还没有赶上《战国策》中的那些祖先，那这两千年的苦难和荣光，只是笑话，不提也罢。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