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女性选民中首次弃工党转向一国党
2026 年 6 月 4 日
① 1957年9月21日夜晚，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历史讲师，被划为右派的胡思杜“畏罪自杀”。他给要好的堂兄胡思孟留下一封遗书： “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我留下的600多元钱……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 1948年12月，北平已被包围，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胡思杜曾经可以和父母一起去台湾，但是他却拒绝了，坚持要留在北平。他认为“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在其后的运动中，背负着家庭负担的胡思杜惶恐至极，积极向组织靠拢，努力改造思想。根据要求，他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和父亲划清界限、断绝关系的文章，他直接大骂父亲是国民党的“忠实走狗”、“甘心为美国服务”、“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 但和至亲割席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好处，反而包袱越加沉重。因为成分不好，他三十好几也结不了婚。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他为了积极表现，给所在的学校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几条建议。没想到转瞬就被打成了“右派”。整个学校贴满了骂他和他父亲的大字报。 终于认清了形势的胡思杜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幻灭。失去了一切赖以生活下去的信念，自杀成了唯一的解脱。 他的父亲，叫做胡适。 ② 1963年初，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郭世英，和几个志同道合、爱好文学的同学成立了一个叫做“Ｘ诗社”的文艺组织，郭世英对社名的解释是：“X表示未知数”。在当年高压的社会环境中，文学上的切磋成了这群年轻人唯一的寄托，当然也免不了一些对时局的非议。 很快这个组织就被人检举传播“反动思想”，忘记“阶级斗争”。所有成员皆受牵连，部分被定罪入狱，而郭世英则因为家庭背景被下放到河南西华农场劳动改造。他很不屑于自己的家庭，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1965年秋，在家人的疏通下，他终于回城，进入北京农业大学重续学业。1968年3月，随着新一轮批判狂潮的掀起，许多高校的造反派大揪“反动学生”。有“案底”的郭世英自然首当其冲。造反派绑架了郭世英，准备继续就当年的“Ｘ诗社事件”深挖余罪。 在持续三天的刑讯逼供中，郭世英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但坚持不认罪。他的母亲知道情况危急，请求郭世英身居高位、每日陪大人物看戏的父亲去求情，救救自己的儿子。但他父亲始终没有答应。 1968年4月22日，不堪受辱的郭世英趁看守不注意，从三楼的房间里面破窗而出，坠楼身亡。死时双手被反捆，全身多处骨折。 他的父亲，叫做郭沫若。 ③ 1956年，在风声鹤唳的政治氛围中，已经44岁的陈子美因为自己的家庭背景不妙，辞掉了上海的助产士工作，举家搬到广州避祸。她在居委会找了一个当扫盲老师的工作。 但是1966年文革开始后，陈子美的家庭背景还是被人得知，成了把柄。她作为“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孝子贤孙”，抄家批斗成了家常便饭，被关进牛棚长达14个月。无休无止的羞辱让这个年轻时代就独自艰难生活的坚强女性不堪重负，萌生了逃港的想法。 1970年9月，为了不造成拖累，已经58岁的她先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先行逃离，自己请人把5个装酱油的铁皮桶绑在身上，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毅然跳进了波涛汹涌的大鹏湾。经过10个小时的漂流，九死一生登陆香港。如此高龄冒死偷渡，连见到她的香港警察都忍不住要和她握手。 因害怕被港英当局遣送回内地，其后陈子美带着儿子千辛万苦前往加拿大，最后又移居美国，并于1989年入籍美国。 晚年她听过内地有关部门要给她的父亲修坟墓的时候，她并不乐意，认为“又在花百姓钱，说不准以后还要砸”。 她的父亲，叫做陈独秀。 ④ 1946年，国民政府建设的三家中央医院之一——贵州中央医院迁到广州，成了广州中央医院，钟世藩任副院长。他的妻子，同样是著名护理专家的廖月琴亦同往。夫妻二人作为北京协和的高材生，此前都有赴美留学的经历。 1949 年，国民党迁台前夕，时任院长的钟世藩拒绝了上级令其携带医院资金和人员迁台的命令，将医院的移交给新政权的军管会。 文革开始后，夫妇两因为曾经的为旧政府服务和留学的背景，双双被斗。钟世藩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只能去儿科洗奶瓶度日；而妻子廖月琴时任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境况更惨，因为不堪羞辱，1966 年7 月投珠江自杀死亡，时年56岁。 钟世藩将妻子的骨灰，一直存放在他的卧室里中，陪伴了自己整整12年。 他的儿子，叫做钟南山。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假如我不是中国人，我一定会活得敞亮，少很多纠结。我会看中国热闹，它又大又穷又折腾又没人缘，人多得像蚂蚁。它的发展更像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挣扎，是全世界优雅人士的笑料。可惜我就是中国人，生在国家和所有国民与命运抗争的激流中，看遍成功，也看遍失败和殊死般争执。我爱、恨、心疼这个国家。”——胡锡进。 这大概是胡锡进这辈子唯一公开说过的，还算对得起良知的心里话，以致于若没特别注明，常人根本难以相信这是出自胡叼盘之口。所以也常有人说，老胡其实是个明白人，叼盘只是工作需要而已。然而这些年，随着他逐渐掩藏内心的真实想法，逐渐地将良知埋葬，这个曾经一文不名的小记者，终于一步步成为最炙手可热的御用文人，以及时评圈的第一网红。 据不少媒体推测，如今胡锡进个人的自媒体平台年收入可能高达1200万。消息一出，就引发不少创作者的艳羡。光靠一张嘴叼叼盘就能打败全国90%以上的企业，确实令人羡慕。我也不例外，不过我羡慕的是这1200万，而不是胡锡进其人，如果让我以叼盘营生，那我倒宁愿不要这1200万。 我不喜欢赚有悖常理的钱，特违心，不踏实。所以有时就很难理解，一个从来不产生任何利民观点的媒体，究竟是如何立足于这片土地的？既不讨论社会的公正性，又不呼吁医疗教育等民生的福利化，甚至连腐败现象也鲜有批判，却竟混得这般风生水起！我想这真不是什么奇迹，而是奇葩，是对整个民族莫大的嘲讽。 无论是环Q时报，还是胡锡进本人的公号，随手一翻，基本上都是三篇不离美国（可以算上广告）。如果不是写着中文，你很可能误以为这是一家美国的媒体，监督起特朗普来这么带劲。所以，胡这1200万，首先得感谢美国，这世界上若是没有美国，他怕是早该失业了。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他没有被删帖封号。中国9亿多网民，如此之巨的流量经济，一年赚个1200万真不算什么。如果我的第一个公号至今都没有被封，我写过的数百篇原创文章若全部健在，那我也自信能成为年入千万的博主。也不单是我，只要思想有白由的空间，相信很多内容创作者都能做到。 另外，胡锡进是环Q的总编，这应该是众所周知的，那么从身份上来讲，他应该算是首席御用文人。若从这个角度来看，年收入1200万就更不算什么了。当年高尔基做御用文人期间，斯大林可是八抬大轿般将他从意大利连哄带骗地请回来，然后直接奉上一幢位于首都的花园式洋房，另附郊区和克里米亚的两幢豪华别墅，供其度假和采风。同时还给高安排了30多个佣人和助理的团队，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不仅如此，一般官员的交通特Q仅仅只是公车接送，而斯大林直接给高尔基专门改装了一节列车的车厢，保障他长途跋涉时的舒适性。 这些还都不算什么，最难得的是，斯大林甚至还照顾高尔基在良知方面的需求。他允许高去监狱或劳改营视察犯人，在犯人交代过所犯罪行的前因后果，以及重获自由后将如何诚实生活时，只要得到高尔基点头，狱方就立马启动释放程序。 良知，是一个作家最精华的成分，没有良知的作家，就如同没有芯的铅笔。当年在民国时期创作出《女神》，又痛斥过蒋介石的郭沫若，后来成了御用文人之后，他的才华就英年早逝，再无拿得出手的作品。最后竟沦落至喊斯大林爷爷，肉麻地令人鸡皮疙瘩掉一地。在4人帮得势时又舔江青的臭脚，称其为学习的好榜样。而4人帮垮台后，又立马痛批其罪该万死，大快人心。 这两面三刀的伎俩丝毫不输胡锡进的叼盘功夫，也最终让郭在动乱十年间得以保全，是文革时期少数没被“封号”的知识分子之一。作为代价，则是完完全全丢失了人格和尊严。 高尔基之所以收获斯大林的尊重，恰恰是因为高的人格是健全的，他的良知依然未泯，致死都不愿提笔给斯大林立传。而高尔基出殡之日，斯大林还是得恭恭敬敬地给他抬棺。人只可能对自己没有的东西肃然起敬，一个十恶不赦的暴君，也会对高尚的灵魂刮目相看。再看郭沫若，在他一味歌颂的系统内，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饱受酷刑折磨而死。晚年又时常伏在案头抄写爱子的日记，默默抄了一遍又一遍，就像寻找遗失的良知一般。 中国的御用文人，与高尚是不沾边的，历来奉行的都是“口粮文学”，只不过是建立在一种谋生的需求之上。所以精神层次低微，他们不怕说违心的话，就怕说违心话的机会都没有。就如今的时评圈，又有多少人正渴望成为胡锡进，贫着嘴去叼盘，谀媚强泉，昧着良心散播阴谋论，憋着劲儿煽动仇恨，却始终对凋敝的民生充耳不闻。 没错，这确实能让你们赚几个钱，但是你们死后，得花多少钱将墓碑筑高，以致不被后人的口水淹没！？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玉壶青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