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谓

作者：拜怀德 国人的社会称谓恰似一面棱镜，折射着五千年宗法制度的余晖。身边往来的老少朋友除过老师、医生、工友、发小、乡亲外还有许多曾在不同官场里任职与卸任的朋友。对于普通朋友按我目前的年龄辈分则随意称其名呼其姓名则可，而对于有官员身份的人，则按社风与对方习惯性的心理要求必须称其官名，如：杨主席、秦处长、刘县长、王书记等。我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遵循这一原则。长此以往，许多人已经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字，有的误认为官名就是他们的真名字。如果真有人喊他们的真名字，他们反倒会从心里感到不适，产生一种逆反不悦心理。尤其像皇帝一样显赫的大人物，普通老百姓胆敢当面直呼其姓名，必然视为大逆不道，估计气得毛都要炸起来，必遭心理报复。可见，每个称谓都暗藏着一套社会密码，这些密码的变化在人际交往中构筑起隐形的金字塔，让每个国人都深陷称谓的迷宫里。 这种官场称谓的异化最令人玩味。如，某位杨姓官员在任时，“杨主席”的称谓如影随形，久而久之竟成了他的第二张身份证。当乡音未改的发小在街头偶然碰见，唤其真名“杨建国”时，那双习惯于接受恭维的耳朵竟生出刺痛的错觉，脸色骤变，怒冲冲拂袖而去。这让我想起《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荒诞，原来官衔加身真能重塑人的声带与耳膜。更吊诡的是，某些卸任官员依然沉溺于往昔的称谓幻影中，恰似退位的君王一样，仍要百姓行三跪九叩之礼。 市井间的称谓生态则呈现出另一种生存智慧。菜场小贩的“叔叔阿姨”的语调里裹着甜蜜的蜂蜜，百姓之间的“老张老李”里酿造着世事人情。这些看似随意的称呼，实则是民间自发生长的平衡术——既维持体面又不失亲切。临潼人懂礼貌，相互见面，以年龄论辈分，叔长叔短，大哥贤弟，爷爷奶奶，姐姐妹妹，一声称谓马上拉近了距离。我到电信局查话费，营业员小崔姑娘以孙女的方式用电话与上级管理人员交涉，纠正了多收费的错误，真叫人舒心。尤其到了小吃市与菜市场，销售者深谙和气生财之道，看见来客，好像碰见熟人一样，老远打招呼，笑嘻嘻叔叔阿姨叫个不停，教人不买都不好意思，不由自主打开钱包，这既是人情也是本能。 知识界的称谓游戏更具黑色幽默。工程师被尊为“X工”，医生称”X大夫”，这些职业标签在异化中又保持着某种纯粹，倒是一些顶着“教授”头衔却腹中空空的学阀，他们的称谓犹如皇帝的新衣，在学术殿堂里上演着称谓的通货膨胀。这让我想起钱钟书《围城》中的克莱登大学博士，原来称谓的泡沫自古有之。 传统称谓文化的断层更值得深思。昔年士绅阶层的“仁兄台鉴”，“令堂高寿”，“令爱年方几何”等词汇基本消失，即便见面躬身之礼至今仅在东瀛犹存，而我们这里却早被斗争哲学碾作尘泥。 称谓本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而今却异化为身份政治的晴雨表。当我们用“黄县长”替代“黄卫东”时，失去的不仅是语言的温度，更是对人性本真的敬畏。如果有一天，工程师与保洁员都能坦然互称“师傅”，退休省长与市井老叟互称“老哥”时，也许这就是真正文明开始的征兆。 当然，人应该相互尊重，对于年龄大的长辈应礼貌性地对应称呼，对于德高望重的学者应该根据身份礼貌性的尊称，不可直呼其姓名，这是一个人受教育的良知与本分，但原本肉体凡胎的人因各种机遇因素当了个官，则忘乎所以，自视为老子天下第一，斤斤计较自己的爵位，甚至一起长大的发小也要献媚尊称其官名，这实在是一种文化的陈腐堕落。 我不是什么“长”也不是什么“书记”更不是什么“主席”，是个自食其力的工程师，八十多岁的人了，大家习惯地称呼我为“拜工”，这个称谓很实在也很受用，既是对我的尊敬，也是证明我是个凭手工技术吃饭的劳动者，此生不虚。 社会众生相，受良好教育的人不分身份贵贱总和颜悦色以对方年龄身份相称谓，而浅薄的人则瞪着眼“喂！喂！”，喂来喂去不，一副没教养的样子，真叫人心生厌恶。尤其一些所谓权贵者目空一切，高高在上，对一般人则冷冰冰直呼其名，连对父辈以上老人也是傲慢地“老吴，老田”相称呼，似乎这样才能显示自己高贵与伟大。与之相反，一些小人物，为了巴结大人物，见有身份的领导，有事没事，赶快靠拢，低头哈腰，油腻腻地称“X主席，X书记”，摇尾乞怜的样子形成荒诞的对仗，共同谱写着称谓失序的变奏曲，真叫人不适。 称谓的表象清晰地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不同的阶层，人群中，明眼人一看形象和人们对其称谓与目光，就基本可以判断不同的身份和阶层。通过称谓，基本可以判断这个人是吃什么饭超度余生的，判断生命的虚与实及人生经历。 人应不分贵贱，相互尊重，一视同仁，礼貌待人，看来，这一目标非一时可以实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