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馬尼拉街頭驚現反中共棺木印習照片
2026 年 8 月 10 日
美中关系在2023年中经历了种种波折，可谓是跌宕起伏的一年。从年初巴厘岛峰会后众人对美中关系寄予种种期望，然而2月气球事件以后双边关系迅速降温，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几乎陷入冰点，6月初国务卿布林肯访华重新开启长达四个月的两国部长级官员沟通互访，最终11月的旧金山领导人峰会成行，为稳定双边关系打下基础。过去一年的经历再次向人们确认——美中关系已经跨过了卢比孔河，过去那个致力于接触和合作的时代真的结束了。 “稳定”而非“改善” 纵观2023年的美中关系，即便有11月中的旧金山峰会作为收官之笔，也很少有人用“改善”来形容峰会后的美中关系。拜登政府寻求的是双边关系的“稳定”，目的在于管控竞争、防止冲突，其底线之低、考量之实际发人深省。相比之下，“改善”美中关系则代表着更为积极和进取的政策目标，潜在含义是美中关系似乎仍有可能回到过去的黄金时代。在当前的对华政策表述中，“稳定”对美中关系的积极含义和预期是相当有限的。 “稳定”美中关系同过去几年中华盛顿一直强调的“护栏”似有异曲同工之处，根本目标都在于管控分歧，保证双边关系在激烈竞争的条件下不至于脱轨。中方一直不接受“护栏“这一提法，认为护栏只会给美方更多的信心和保证”在错误的轨道上一路狂奔“。但是随着旧金山峰会在双边关系问题上达成一些协议和心照不宣的安排，只要能够实现稳定，是不是仍然被称作”护栏“也许并不重要。 旧金山峰会 作为2023年美中关系的里程碑式事件，旧金山峰会对于未来一年的双边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有趣的是，同一年前的巴厘岛峰会相比，美中领导人在过去的12个月中都各自遭遇了不同的阻力和挫折。 2022年11月拜登刚刚从中期选举中获得了选民们对民主党的肯定；而习近平也在20大中确定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和权威。然而一年以后，拜登在民调中不断落败于共和党——尤其是特朗普，在摇摆州的民调中不断处于下风。在中国，之前所期待的新冠疫情放开以后外贸与外资的报复性增长并未出现。前三个季度中进出口总值30.8万亿人民币，不增反降。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199.7亿人民币，同比下降8.4%。中国经济面临长期未见的困难局面。 双方在2024年都有比美中竞争更重要的议题，拜登在2024年将集中精力寻求连任，而中国在未来的一年中需要着力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因此，在2023年将近年终这一关键节点寻求双边关系的稳定也就变得愈发顺理成章。 稳定的可持续性问题 美中在旧金山峰会上达成了一些积极的协议，例如重启两军交流、芬太尼合作、人工智能方向的对话等等。但是，究竟有多少协议能够切实得到执行仍然未尝可知。观察人士普遍看到中国在两国执法合作方面已经展现出一些合作的意愿，但是两军交流在旧金山峰会一个多月以后仍然尚未重启。中方在旧金山峰会后的通稿中强调双方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恢复两军高层沟通、美中国防部工作会晤、美中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开展美中两军战区领导通话。考虑到美中以及菲律宾近期在黄岩岛和仁爱礁展开的博弈，以及美国近期宣布的新一轮对台军售，中方大概率认为目前双方既不平等也无尊重。恢复两军交流仍然任重道远。 经过了两国工作部门长达一年的努力和经营，美中关系似乎终于在经历了5、6年的下滑后呈现出一些积极起色。2024年美国财政部将领衔处理对中国的经贸协调和协商，金融界和商界对此抱有相当的期望。虽然拜登政府到目前为止未能撤销特朗普时期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但是美中之间除了关税之外仍有很多丰富的领域可资商讨。 然而达摩克里斯剑依然高悬，但是没有人能够确定这种积极的势头能够持续多久，尤其是考虑到明年台湾的大选和美国的总统选举，很难令人不担心双边关系未来的走向。 两次大选 目前，大部分中国观察人士都对台湾明年1月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并不抱有太大的幻想。民进党候选人在民调中长期占有领先地位，这早已使得中国大陆的主要目标集中在如何应对民进党第三任期即将带来的挑战。考虑到美国的立场以及压力，民进党采取重大步骤改变现状的可能性也许比观察人士之前预估的要小。但是尽管如此，中国采取武力威慑“先发制人”震慑民进党的可能性几乎是板上钉钉。因此，美中由此可能产生的博弈、危机升级，乃至斗争的前景仍然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但是同美国总统选举相比，台湾大选对美中关系产生的影响则是小巫见大巫。拜登政府加强同盟孤立中国的政策固然让中国头痛，其高科技产业对华脱钩的战略也让中国大受损失，但是在拜登治下，美中关系至少是有底线的。经历过2020年特朗普最后一年美中关系“自由落体”式的下滑，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过去四年中形成的美中关系”竞争+稳定”的格局势必推倒重来。北京又要重新面临特朗普不可确定、不可预知的对华政策。对于北京来说，虽然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策会给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以及同盟体系带来严重破坏，但是同他可能给中国国家统一、政权安全带来的挑战相比，哪怕中国乐见前者，这些简单收益也并不能弥补他可能给中国带来的损害。 2023 年渐行渐远，2024年美中关系或许更加风高浪急。 编者按：作者孙韵是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布鲁金斯客座研究员。以上文章来自美国之音）
地震之后，那些候鸟似的打工者赶回了甘肃省积石山县陈家村。从南到北几千公里，从温润繁华到满目疮痍。 对于这片在四年前才摘帽脱贫的地区，一场突如其来的强震，显得是那么“不公平”。面对赶来救援、采访的外来者们，陈家村人毫不避讳地讲述着，从前的贫苦以及眼下的困境。 这里曾经的生计是种田、养牛羊，很多人没读完小学，甚至不识字。日子因为外出打工有了起色，村里人这几年越走越远，一直到了东南沿海的电子厂。县里还出台了鼓励外出务工的政策，提供交通补助、给稳定务工的代表发奖金。在一个经济不发达地区谋求改变，“走出去”是自上而下为数不多的选择。 当陈家村大半人外出务工之后，一场地震提醒了年轻人对这里的重要。从搬运物资、安葬遇难者，再到将来的定损重建，都离不开赶回来的青壮年操持。以后怎么办？去留两难。一户户贴着“危房”的院子里，塌落的是打工攒下的十几万积蓄，“家里没钱了啊”，还是得走出去。 一场地震之后，这里依然是那个需要更多关注、帮助的地方。 “我要回去” 今年9月，29岁的绽玉娟第一次出远门，她和丈夫离开大河家镇陈家村，到了2500公里外的厦门，最后站在了一台“和麦子收割机一般大”的机器前。夫妻俩都有些发怵，“这我怎么能干得了？” 他们在一家生产儿童扭扭车、溜冰鞋的工厂打工，绽玉娟的工作是给扭扭车装上按钮，然后送检、填写报表。老员工讲了半个小时，就让她自己上手。她从没填过报表，遇到不会的地方，就跑去拽拽别人的袖子请教。到第三天，她已经像个熟练工，还可以帮帮没太学会的丈夫。 三个月过去，她已经适应了这份每天工作11小时、每月收入四千多元的工作。12月19日这天是绽玉娟的夜班，零点后，刚放下手里的活儿，她看到丈夫发来的消息：村里有房子塌了。几分钟后，又有同村工友打来电话，家里地震了。 她立即拨通了家里的号码，女儿告诉她，一家人都平安，但婆婆40多岁的外甥被压在房子下，家里人正在帮忙救援。 陈家村正在经历慌乱一夜。地震来临时，有村民在睡梦中被晃醒，来不及穿衣服就往外跑；有老人和小孩还没反应过来，被倒塌的墙面和屋顶埋在了下面。 跑出来的人们聚在广场上，陈家村微信通知群里，消息不停弹出：谁家房子塌了，谁家的人被压在下面了……村民们相互帮忙，在一堆堆砖块和木头中间，寻找着他们的亲人或是邻居。 救援力量到达时，村内大部分遇难者的尸体已经被抬出来，放在空地上。四社一位村民说，陈家村共有七个社，遇难者有二十余人，其中四社有八人遇难。 婆婆告诉绽玉娟，大家跑出来以后没有地方去，在村里空地上点燃玉米秆，围着坐了一夜。一整晚，绽玉娟和同在厦门的亲友们都盯着网上的直播，讨论着要不要回家。有人说，回去也帮不上忙。“我要回去”，她对丈夫说，“把孩子抱在怀里面，跟他们睡一会儿、玩一会儿也是好的。” 这天，光她知道的，至少有14个在厦门打工的老乡要赶回去。其中，一位和绽玉娟同村的朋友被告知，母亲压在屋子里已经确认遇难，他急匆匆搭上了最早一班飞机。 绽玉娟和另外四个人结伴往回赶，路上，他们讨论着村里的救援情况、可能收到的经济补偿，没有人提起和死亡有关的事。晚上八点多，在从兰州机场到陈家村的路上，绽玉娟收到朋友发来的视频，孩子们和奶奶坐在帐篷里，身上没看到明显的伤痕。 绽玉娟他们五个人赶到陈家村安置点，已经是20日凌晨一点，村民们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歇下。夜里气温降到了零下16度，五个人站在帐篷外围着火炉取暖，因为回来太匆忙，他们的身上都只穿着单衣。绽玉娟急着见孩子们，可电话打不通了。 夜深了，帐篷内慢慢安静下来，只有救援人员还在忙着安置刚回来的人、给没有厚衣服的村民找棉大衣。被安排在一顶帐篷落脚后，绽玉娟盯着一个睡去的女孩看了好一会儿，走到女孩脚边问，“这是？”孩子掀开被角，露出全脸，她有些失望——不是大女儿。 震后的第二晚，她又是一夜没睡。早上七点半，夫妻俩挨个掀开帐篷门帘，叫着孩子们的名字。在同排最里面的一个帐篷，终于有人应声，小儿子见到绽玉娟，抱着她亲个不停。 “不让冬天闲着” 19日零点30分左右，已经睡下的马木海麦接到了堂弟的电话，“你快来”，堂弟语气急促，“两个小孩被压着了，没了”，说完，便匆匆挂掉了电话。 回家路上，马木海麦的脑子一团乱。一个月前，他通过劳务介绍到广州工作，这是近二十年来，他头一次出远门打工。过去，他总念着孩子还小，不想离家太远。如今，四个孩子中，大女儿和二儿子已经成家，最小的老四也已经九岁。他想，该出去赚点钱了。 地震的前一天，他和家里打视频，儿媳说两个弟弟太过调皮，他叮嘱两个孩子，“爸爸走了，你们要把嫂子的话好好听。”视频里，孩子笑着问他什么时候回家，“两到三个月，爸爸就回来了”，他说，那时候春天来了，临夏暖和点，就在家附近打点零工，能多陪陪家人。 19日下午2点多，马木海麦赶到陈家村，看到两个儿子躺在空地上，“没办法，送（下葬）掉吧”。 在这场地震中失去孩子的，还有同村另一位打工者佘满素。他原本计划着，等来年三月回家的时候，从惠州买一辆小自行车，那是19号晚上打视频电话时，他答应女儿的。作出承诺几个小时后，就传来了女儿去世、母亲和老婆受伤的消息。 一年365天，佘满素像候鸟一样，在南北方辗转，哪里有活儿就去哪里。西北的冬天太过寒冷，工地没法开工，为了不让冬天闲着，村里大部分务工者会去到南方城市——那里的厂子一年四季都招人，流水线工作，不需要太高的学历。 夏天，佘满素在新疆的工地上做杂活，十月底，他回到积石山待了十几天，便又和同村的两人结伴去到广东惠州，到一家电视机工厂打工。 他的任务是给电视机配件打上螺丝，每天工作约10小时，时薪是19元，这是经过几手劳务公司“层层抽成”后的价格。佘满素只读到小学一年级，这对他来说算是份不错的待遇，比在工地上搬砖轻松许多。他说，如果文化程度高点，就可以找到时薪30元的岗位。 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佘满素还是无法习惯没有孩子在身边的生活。只要一有休息时间，他就通过视频看看屏幕另一端的老婆孩子，常常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今年，他18岁的儿子第一次出远门，开启了家里又一代人的打工生活。 外出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佘满素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陈家村，无工可打的时段从十一月开始，持续到来年二月底，如果不出去，四个月的收入为零；以厂里每月五千元的工资为例，外出一个冬天，可以多赚两万元。 出于同样的原因，绽玉娟和丈夫在今年九月离家，坐上了去厦门的动车。在这之前，她的丈夫在积石山周边的工地上打零工，一天收入120到180元，疫情的三年间，一个月可能只有十几天有活干。绽玉娟一家7口人，“根本养不活”。 “这里一年四季都这样吗？”刚到厦门时，绽玉娟对这座南方城市充满好奇：冬天路上也能看到花花草草，气候不像西北那样干冷，闲暇时，坐两三站公交就可以到海边，脚踩在沙子上面，软软的。 一天24小时里，她无数次会想起孩子，最放心不下的是三岁的小儿子：“不知道这个时候他有没有哭，有没有闹？” 下班后到公园散步，看到别的父母带着孩子在沙滩上玩，绽玉娟总会心生羡慕，“要是把我的孩子带过来，也在这里玩，应该会很好。”她想起以前的夏天，他们一家人常带着零食到黄河边玩耍，看河里的人游泳。 第一次到海边，绽玉娟给孩子们打视频，女儿却没有想象中的兴奋，反而有些嗔怪，“你们去哪里玩了，都不带我。”这让她心里过意不去，再到景区时，她只敢拍张照片发过去，配上一句：好好学习，等你放寒假了，我带你来这里。 她喜欢厦门的生活，自由、湿润，与之相对的，陈家村则代表了封闭、落后与枯燥，除了回娘家和到亲戚家串门，她几乎很少出村，到了冬天，没事干，也没有钱赚。 “被迫离开”的无奈 一位77岁的低保户说，“如果不是这（地震），没人会知道我们这里有多穷。”他和老伴、孙女住的没抹外立面的水泥砖房，是四年前政府给低保户建的安置房，和村里那些老旧的土房子相比，算是不错的。 积石山县曾是国列省列扶贫开发重点县，也是甘肃省23个深度贫困县之一，2019年，全县2989户13546人脱贫，53个贫困村退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15%，实现整县脱贫摘帽目标。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全县630户2821人剩余未脱贫人口全部脱贫，1389户5989人边缘易致贫人口消除返贫致贫风险，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2014年，厦门市海沧区与积石山县建立结对关系，厦门也成了当地外出务工的首选城市之一。记者采访到的村民大部分只有小学文化，他们就职的岗位集中在电子产品加工、健身器材加工、餐饮服务等行业。 找到小儿子的那天早晨，小儿子问绽玉娟，“你还要不要走？” “我要走。”她说。 “能不能不走？” “不走，在家里没钱呀。” 大女儿没有说话，站在一边流眼泪。 三个月前，她和丈夫去厦门那天，女儿也是这样哭，小儿子紧紧抱着她，不让她离开。 对于这种“被迫外出”的无奈，在积石山县从事多年劳务中介的马元深有体会。每年8月份开始，来向他咨询招工的人就多起来。他说，大部分找工作的人都更愿意在离家近的地方打工，“哪怕一个月只能赚三千，我们也愿意守着家里。” 近几年，县里为了鼓励大家外出打工，出台了很多务工奖补政策，比如发放交通补助、对稳定务工3个月以上的代表发放3000-10000元的补助。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22年10月底，县里共输转农村富余劳动力8.124万人。2023年以来，县劳务部门对接厦门、济南、中山、南京等30多家省外用工企业，动员有就业意愿的劳动力外出务工。 一位陈家村村民讲述了自己的打工史，13岁那年，他先是去了邻近的青海化隆县，15岁时从西北远赴上海，在电子厂干了14个月，因为是没到法定年龄的“黑工”，总被克扣工资。在近20年的打工生涯后半段，他的落脚点已经远至广东惠州，但他最怀念的还是开始在化隆那段时间：“都是家乡的人，说话、吃饭都是一样的。” 在陈家村四社村长韩志刚的记忆里，打工潮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村民们先是到新疆、青海从事建筑、修路等工作。大约是2018年，村里的青壮年开始去到广东、厦门和南昌等地务工，“以前去的都是男人，后来进电子厂的机会多了，很多女人也去了。” 四社一共有97户家庭，现在将近80%的人都在外地。打工的好处是经济状况终于有了起色，以前家家户户靠种植玉米、养牛羊维持生计，一年挣不到一万块，现在年轻人一个月在厂里就能挣到三四千。 随着外出务工的人越来越多，村里整体经济情况得到改善，韩志刚明显感觉到，近两年有钱了，读高中、上大学的孩子变多了。“像村里五六十岁的人，很多都是不识字的”，韩志刚说，自己只读到了小学二年级，如今他的孩子上小学一年至少要花费四五千。 让他犯难的是，村里也离不开年轻人。就像这次地震发生时，很多人家只有老人和孩子，“如果年轻人在，说不定能带着他们一起逃出来。”即使现在，搬运物资、安葬遇难者这些事情，也都需要从外地赶回来的年轻后生们操持。 一个19岁就离家打工、把父母也接去湖北定居的村民，这几天特意开车赶回了陈家村，他说，就是希望能给亲戚邻居帮上些忙。 钱、房子、生计 沿着陈家村的路，随处可见掉落的砖块、瓦片和木头，甚至是被震掉的大铁门。道路两旁的院门被贴上了“可以入住”或是“不得入住”的字样。村里的屋院结构大体类似，三间主屋正对着大门，左右是两间侧屋。 散落在地的砖块里，有不少是空心砖。和绽玉娟一起从厦门赶回来的马文祥说，一块空心砖六毛钱，一块实心红砖则要一块多钱，为了节省成本，一些村民在建房时，会把空心砖和实心砖混着用。 倒塌的房子中，受损最严重的是土房和木头房。一位村民介绍，相较于水泥房，木房子除了成本低，保暖性和透气性也更好，房龄超过十年的房子，多采用砖加木头的结构。近几年新修的房子则以水泥砖房为主。 去年，马文祥夫妻俩用外出打工攒下的钱，在老旧木房旁边主屋的位置上，建起更稳固、牢靠的水泥新房，地基被垫得很高，从院子走上屋里，要踏上四级水泥台阶。在抵御自然灾害时，这样的房子显然更有优势，除了台阶和墙面有裂缝外，看不出太严重的破损。 这三间主屋的建造和装修花了大约18万，夫妻俩努着劲儿攒了一年多，政府可以补贴25000元，款项暂时还没下来。今年九月份，新房完成装修，两人还没有入住，就再次去往厦门打工，“不出去打工坐在家里没钱啊”，他说。 和马文祥夫妻俩一样，外出打工者们的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了盖房和装修上。 21日下午，绽玉娟推开自家院门，离家三个月，她仔细打量着屋子，地板砖裂开了一米多长的缝隙，原本贴墙站的衣柜移了位，离墙有十公分的距离，柜门齐刷刷开着把衣服“吐出来”，梳妆台上的瓶瓶罐罐掉落在地上。 家里主屋和侧屋都是三年前重新翻修的，今年刚装修完，总计花了30多万，包括公婆的“赞助”，以及借别人的10多万。夫妻俩计划，边打工边还。心疼损失的同时，绽玉娟又有点庆幸，新修的房子结实，如果是之前的土房子，大概率无法逃脱坍塌的命运，“要是家人没了，挣再多钱也没有用。” 因为不知道怎么开口安慰，绽玉娟一直没敢去同村马海林家里看看。马海林是她婆婆的亲外甥，40多岁，在地震中遇难。 马海林家三间主屋和三间侧屋结构类似，墙面用的自制泥巴和成土砖，木棒和木板作屋顶，再盖上一层瓦片，几乎是当地“最低廉”的房子。主屋是十七八年以前修建的，墙体贴上了瓷砖，侧屋建的更早些。按当地风俗，公婆住进相对较新的主屋，马海林和妻子分别住在两间侧屋。他家日子不宽裕，马海林在乡里工作，妻子在家照顾老人和两个读初中的孩子，一家六口人全指着他五千多元的工资。 地震时，屋顶塌落的木板砸在马海林妻子身上，好在墙面是往屋外的方向坍塌，她扒开木板，从临近屋门的位置爬了出去。主屋损毁不严重，公婆也跑了出来。但马海林住的侧屋外面堆了一排玉米秆，压着墙面向屋内倒塌，砖和木头一起砸了下来。妻子叫了几声他的名字，没有人应。邻居过来一起帮着挖人，半小时后，马海林被抬出来，已经没了呼吸。 震后几天，外界的救援物资一批批送达陈家村安置点，但帐篷仍是紧缺，几家几户合住在一个帐篷里，一顶12平米的蓝色帐篷里，最多同时住着八九个人，想翻个身都困难。 走还是留，成了陈家村打工者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低温天气下，房屋重建工作无法进行，村民们可能要在帐篷或是活动板房中度过这个冬天。 绽玉娟还是决定要走，“在家这样待着，也没有什么事做”，她和老板请了十天假，延期不回，可能会被扣工资。 “这个工一年之内是打不了了”，马文祥夫妻俩商量着，老婆先出去打工，他留在家里。因为担心之后房屋定损、重修一类的事务，家里要留个主事的人。这天马文祥到凌晨三点都没能睡着，他在朋友圈写下：好多熟悉面空（孔）已隔离两世。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北青深一度
摘要：为了阻止妹妹再婚，今年9月，29岁的小满不惜以和家族决裂的代价，带妹妹逃离了生活二十余年的村庄。妹妹小敏是二级心智障碍者，28岁，结过一次婚，生过一个孩子，婚后不到两年便被退回娘家。家人决定再次将她外嫁时，她的离婚手续甚至都没办妥。姐妹俩逃到广州，以“最低生活需求”标准相依为命。如今新生活开展三个多月，许多变化在小敏身上发生，最显著的，是她尝试开口讲述。而借助这场逃离，小满也开始重新审视和父母、妹妹，以及故乡的关系。 姐妹 小敏28年来有三次机会走出家乡，都是依靠姐姐。 第一次她20岁，被家里安排嫁给一个病怏怏的男人，上大学的姐姐领她去校园散心；第二次她生完孩子，被退婚回娘家，姐姐带她去了更远的城市旅游。 今年9月，是她走得最远的一次——再婚前夕，趁家人不注意，她收拾出一个小背包，钻进一辆汽车后座，汽车带她驶离大山，换上前往广州的动车，陪伴在身边的，还是姐姐小满。 小敏和姐姐只相差一岁。李家四女一子，小满老大，小敏老二，两个名字用当地土话念来是一个音，按父亲的说法，当年为逃避超生罚款，他给姐妹俩起了相似的名字。 姐姐小满是村里的第一个女大学生。19岁考上大学，李家家贫，仍大摆筵席。小满大学毕业后，出钱给母亲做手术，供弟弟读完高中，活成了父亲之外家里的第二个经济支柱。 妹妹小敏生来便是智力二级残疾，三岁才会走，小学三年级还不会写名字，便退学在家务农。她20岁结婚生子，此后遭遇了退婚、意外怀孕、堕胎，如今又被家里安排了另一桩婚事。母亲说，一个人若生来命贱，也就只能这么贱地活下去了。 姐妹俩的命运截然不同，但9月的这次出走，让两个女孩的轨迹再度紧密相连。为了阻止妹妹再婚，小满和父亲发生了激烈争吵、不惜以断绝父女关系作为要挟，最终在婚礼前夕，瞒着所有家人带妹妹逃离了老家。逃婚的经历被多家媒体报道，引起舆论关注。 现在，她们的容身之所是广州城中村一套月租900元的套间，卧室不到10平米，厨房和厕所狭小只容一人通过。小满工作在广州，此前已经在这里住了半年多，屋里原本只有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妹妹接到身边之后，她又在自己的书桌旁添上一套小桌椅。每天结束工作回到家，小满在大书桌前休息，小敏就趴在小书桌上看动画片、听儿歌，桌角还有几本公主画册和有声书。 安静的氛围有时一个电话就会打破。从逃离路上开始，小满的手机就没消停，“妹妹是不是你带走了？”妈妈劝她把妹妹带回去。父亲的语气最严厉，微信消息一条接一条，“明天就要带回来”“不回来也可以，你们俩姐妹每个月要给我九千块钱”“这个钱除非我死了就不会问你们要了！” 老家每次来电，妹妹小敏就会把自己藏进窗帘背后。在广州，她仍处于极度不安中，走在路上时不时回头，担心爸爸跟来；在外吃饭，有陌生男人的位置她绕着走；听到“回家”两个字，她表情惊慌，“回哪个家？” 小敏身高只有1米4左右，光看身形，很容易把她当成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晒得黝黑的脸庞上，只有那双眼睛里能找到一些28岁的痕迹——遇见陌生人，她习惯从上到下扫一眼，然后迅速撇开。一紧张，本就微驼的身子瑟缩得更厉害了，“像一只受惊的小老鼠”。 白天小满上班，小敏就被送去广州一家托养机构做能力培训。这是小满跑了三家机构，才找到愿意接受妹妹的地方，她不想总把妹妹锁在出租屋里。小满29岁，戴一副圆框眼镜，说起话来不紧不慢，声音很轻，神色中有种挥之不去的疲倦。 妹妹学费五千，再去掉房租，小满的工资几乎没有盈余，她计划以“最低生活需求”跟妹妹相依为命，缩减开支过了近三个月，没成想12月中旬突然被裁，经济状况直接滑向谷底，日常花销目前就指着花呗和信用卡。 失业了，小满也只是跟妹妹借口说，“最近在家里上班”。每到周末还像往常那样领着妹妹四处逛，图书馆免费，她们去得最多，小敏不识字，便在姐姐旁边安静翻图画书；偶尔也能借着赠票去趟海洋馆；商场的娃娃机前，小敏喜欢得挪不开眼，姐妹俩“哇哇”尖叫大半天，背走的玩偶足足撑满了半人高的袋子。 最后她们总会回到这间小屋来。晚上，一米三的单人床上除了姐妹俩，小敏依次安置好她的毛绒兔子、夜光小鸡。她们很久没有睡在一起了，这个场景像极了八年前，小满第一次带妹妹离开老家，大学宿舍里，姐妹俩也像这样紧挨着挤在一张窄床上。 出走的人 “我刷了牙牙，洗了脚脚。” “那个娃娃看我干嘛，它喜欢我？我是女的。” “奶奶叫我跟着你，说你不结婚，跟着你去，老爸这么老了，养不起我……” 小满的手机里保存了很多关于妹妹的记录，有些是妹妹的“金句”，过去妹妹不爱说话，到广州后的点滴变化，小满都会记录下来。不过，手机中关于妹妹最多的内容，是多年来散落在各个社交平台上的寻人启事。妹妹频繁出走的20岁到24岁，小满总在寻找妹妹。 小敏喜欢把自己藏起来。小时候她溜去邻居家，躲进稻草堆、牛栏猪圈。15岁开始，她越走越远，山里、医院、公路上、ATM机旁、公园躺椅上，被找回来时，经常饿得说不出话，浑身脏兮兮的。 频繁出走的原因，家人猜测是为了逃避干活。辍学后小敏在家帮妈妈做农活和家务，不仅要洗全家的衣服，还得生火做饭、喂鸭子、种菜，遇上收稻子的季节，在田里更是忙得直不起腰。 之前小满不了解小敏，或者直接点，这个家里不会有人想了解她。小敏不爱说话，一次吐几个字，声音如蚊子般细小。家人那时候不知道这样的人叫“心智障碍者”，他们只是觉得她笨，不会读书，干活也不利落。大家习惯忽视她，朝她大吼大叫。她的房间在最暗的角落，剩饭剩菜也总是留给她的。 直到小敏结婚的消息传来。2015年，小敏20岁，家里定下一桩婚事，正在读大二的小满被叫回老家帮忙筹办婚礼。那次她带上了相机，她在大学刚接触纪录片，妹妹被这样仓促外嫁，小满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这场婚礼成了她拍摄和了解妹妹的起点。 婚礼前几天，小敏坐在她黑乎乎的房间里，不停地抠手、抠捡来的树枝。姑姑已经陪住好几天，她安慰小敏，“他们不会虐待你”，同时也是看住小敏——一个月前她又离家出走了，一周后才被找回。 那是小敏第一次穿上这样漂亮的裙子，她身量太小了，一件白色的抹胸裙被当作婚纱。新郎住在县城，比小敏大四岁，有神经纤维瘤病，左臂长满瘤体，他用西装遮得严严实实的，额头渗出了汗。 镜头里，小敏杂乱的碎发被归拢梳齐，露出清晰的脸庞来。镜头也放大了很多情绪——后来小满无数次回顾这个片段——那是一张明显不开心的脸，眼皮耷拉，嘴角下沉，如果不是化妆师要求，她甚至不愿抬头看镜子里的自己一眼。 “当时就觉得有些残忍和荒唐了”，八年后小满说。但那时的她只是个学生，没有勇气也没能力做更多。她把妹妹的照片发在朋友圈，配文，“忧伤的新娘”。 后来是小满亲手把妹妹送上了婚车，她看着妹妹像个任人摆弄的娃娃，他们怎么说她就怎么做。婚礼结束，也是小满坚持要陪妹妹在婆家多住几天。夜里她躺在陌生的床铺上，闭上眼，全是小敏的惊恐表情，她无法入睡。 事后看来，就在这场婚礼后，一些变化悄然发生了。小敏的出走变得更频繁，从过去一年一两次，变成隔几个月、甚至三五天就出走，有时摸黑回父母家，有时宁愿在街上流浪。母亲身体不好，作为长姐，几乎每次都是小满从学校回来帮忙寻人。 妹妹是好奇外面的世界吗？小满把小敏带出了县城，进入城市，来到自己的大学。大学门口，妹妹犹豫不前，小满拉起妹妹的手，她注意到妹妹的肚子隆起，觉得有点奇怪，但没往其他方面想。 小满还给妹妹买了蕾丝裙、玩具，她尽可能地关注和满足妹妹的需求，只有这样，心里的愧疚才能减轻些。就像后来寻找妹妹的路上她告诉自己的：“上辈子我们（家人）一定都欠了她的，现在，必须还。” 几个月后，小满接到妈妈电话，妹妹怀孕了，检查出的怀孕时间比她到夫家要早近一个月。孩子是谁的？她被谁欺负了？妈妈让小满回家弄清楚。 性侵，小满以前觉得这种事只会出现在电视上、新闻里，总之离自己很遥远。她那年21岁，对性“没有概念”，听见同寝女生讨论卫生棉条，都不知道“（用了）要怎么上厕所呢？” 现在她却要找出可能性侵妹妹的那个人。她想问小敏是不是被“欺负”了？不对，这么问妹妹听不明白，她必须更细节，更具体，更设身处地：有人脱过你衣服吗？比如脱你裤子？有人压在过你身上吗？ 妹妹断断续续的回答中，小满拼凑出了一段模糊经历：乡村公路上一个骑摩托的男人把她拉进一间破屋“欺负”了她。 妹妹身体被侵犯了，小满觉得自己精神上被强奸了。好像被拉进破屋的不仅是妹妹，还有自己。 她要找到那间破屋，骑车带妹妹沿乡村公路一路停一路问，是这吗？他是从这儿把你带走的吗？她们顶着烈日从白天找到黑夜，没有更清楚的线索了，更别提报警。更糟糕的，小敏腹中的孩子已经成形，只能生下他。 为规避这类风险，小满先后给妹妹买了4个电话手表、2部手机。事后证明都是徒劳，没多久小敏就会丢掉。不管是挺着大肚子、生下孩子，她都没停止出走。 2017年，小敏消失最久的一次，小满整整找了半个月。她去派出所报案，在那里哭得浑身发抖，说妹妹智力障碍，不会保护自己，她害怕妹妹身上再次发生可怕的事。她在那里看了一晚上监控录像。 对小满来说，失踪的妹妹命运不定，连同自己也一次次被拽入黑暗中。她想知道妹妹为什么出走，也痛恨妹妹的出走，这些年她不论是考高中到镇上，考大学到外地，还是工作去了更远的城市，只要家里一个电话，“妹妹不见了”，她就得回来，和父母一起找。 2017年，小敏在走失半个月后终于被找回，没多久，妈妈发现她又没来月经。 脐带 小满见过一次小敏腹部的妊娠纹，姐妹俩到广州后，有次她本想为妹妹整理衣裤，撩起衣服，那些翻卷的纹路一不小心露出来，她被吓住了，还想看清楚些，小敏用力挣脱了她。 那是小敏第一次生育留下的痕迹，她小心掩藏，不让外人看到。至于那个孩子，她更少提起，逃婚前她有一次问姐姐的朋友：“你有孩子吗？我有……9岁了……他现在不是我儿子，是别人的了。” 结婚第二年，频繁的出走让婆家把她送回李家，但留下了那个非婚生的儿子。在小满看来，那桩婚姻里，妹妹其实就是“被当成生育工具”。 村里的玉玲妈就是这样，智力障碍的玉玲妈被人捡到，以1万多元介绍费“嫁”到村里来，和同样智力残疾的丈夫生了两儿一女。她也经常离家出走，最后一次走失，没人再去找她回来。 除了身边的例子，小满看到母亲多年来也沉陷在生育困境中。 小满出生后，十多年来，妈妈一个接一个又生了四个孩子。在那个江西大山深处的农村，几乎每家都想要一个儿子，如果头胎不是，很多人会一个接一个生到儿子为止。连续生下第三个女儿后，计划生育严查，小满爸妈就带着三女儿，一边在外地打工一边备孕继续生儿子。 六岁的小满和小敏被留在老家，很多年没有见过爸爸妈妈。上学路上看到和妈妈着装相似的女人，小满都会想起母亲，恍惚中把她当成了母亲。她偶尔会从大人那里听到妈妈流产的消息。直到小学五年级，妈妈怀了弟弟，才回来。 童年时期的小满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理解母亲。她怪母亲对弟弟太偏爱，不关注自己，以至于自己冬天的裤筒都遮不到脚踝。她为此跟妈妈吵架，妈妈骂她短命囡，拽她到门外，小满站在墙脚边骂边哭。 她也觉得母亲很“没用”，她坐完月子下田干活，使不上劲，遭人笑话；她种的稻子总是长满杂草；别人家的妈妈一年四季都能种出各种瓜果，自己家连吃菜都不够。母亲生下弟弟后，她在心里指责母亲，“你就是个生孩子的工具！除了生孩子你什么都不会！” 她决定用沉默来反抗，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跟妈妈讲话。 母亲从小缺位，作为长姐的小满很早开始就像家里的第二个母亲了。四个弟妹，她独自拉扯过三个，从小村里人就说她比她妈更会带小孩。 但她不想重复村里女人的命运。当她考上大学离开家乡，看到城市拔地而起的高楼和庞大校园，心里瞬间冒出的念头是，“我妈什么时候能来看一下就好了。”这些年她迟迟没有结婚，父亲不止一次托人催促，她始终坚持自己。 现在她快30岁，对婚姻留有期待，但恐惧生育。母亲身上虽然没有妊娠纹，但生育在她身上留下了更多、更苦痛的印记，她经常会头痛，胸口痛，后来又得了妇科病，枕边常年不离风油精和滴眼液。 其实母亲不是逆来顺受的女人，家务分工方面，她曾跟父亲抗议，“我又不是你的保姆，（天天）给你做饭洗衣，你发工资了吗？”但对于生育，她没能从宗族和观念的束缚中逃脱，也指望用男孩为家庭稳固面子和地位。 看到母亲的伤痛、也意识到母亲的局限性后，小满越来越能理解母亲，理解她的“无知”，也理解她的“无用”。她看母亲的眼光有时更像看一个孩子，倔强要强却不懂保护自己的身体。 但在母亲眼里，生育是身为女人的命运。“你的苦别人替不了，谁叫你生下来是个女孩，是个男孩就不用受这苦了。”8年前妹妹小敏第一次怀孕时，母亲就是这样说的。小满听了忍不住落泪，她知道这话背后藏了母亲多少煎熬和无奈。 2015年，妹妹生产，小满第二天从大学赶回县城，看到大红色盖毯下露出两张脸，一边是粉色的、嗷嗷啼哭的小家伙；另一边，是额头布满汗珠、不知所措的小敏。小满被刺痛了，妹妹心智上就像个孩子，这个孩子要如何抚育另一个孩子？ 没想到生育半年后小敏就被婆家放弃。2017年，离家出走被找回的她被发现第二次怀孕。在学校准备毕业论文的小满被叫回老家，复盘，带妹妹做检查，医院确认怀孕一个多月，又是一个未知身份的孩子。这次，妈妈给了小满几百块钱，让她带小敏去堕胎。 小满忘不了那天，她一个人站在冰冷的手术室门外守候。她23岁，没生过孩子，没谈过恋爱，却要第二次被迫面对妹妹的意外怀孕。 手术结束，小敏被推出来时，还未从麻醉药效中醒来，小满以为妹妹要死了，吓得慌忙摇晃她，小敏虚弱地睁开眼，两个人你看着我看着你，都没有说话。 妈妈叮嘱姐妹俩当天另找地方住，老家有传统，女人打完胎后不能回娘家，否则会招来煞气。小满没有理会，带妹妹径直回了家。她知道妥协不会换来安宁，只会孕育更多的荒唐，往后她不会再隐忍。 主位 在小满的坚持下，小敏流产手术后一直住在娘家。小满毕业后也没急着工作，而是在老家住了半年。晚上，小满一边泡脚一边看书，妹妹就坐在自己身旁，她们一起做家务，一起跟母亲种菜。离家上学以后，她们少有这样的亲密。 后来小满去了外地工作，一边为妹妹咨询特教学校，一边防范她可能受到的伤害。听奶奶说，村里有男人曾招待妹妹去家里吃饭，她去警告对方不要有坏心眼；又听小敏说，有男人偷偷摸自己的手，她干脆去本村的微信群里喊话：如果有人敢伤害妹妹，她必定追责到底。 接近五六年时间，妹妹很少再离家出走。 安静的状态在今年3月被打破，妈妈在电话里告诉小满，小敏又要结婚了，女人终究不能留在娘家养老，会坏了风水，影响弟弟结婚。 “她嫁过去就是当生育工具！”这一次小满坚决反对，她说妹妹的智力只相当于一个几岁的小女孩，让她跟一个陌生男人结婚太残忍了，而且她担心妹妹会再次出走。为了阻止家人，她找了村干部去家里劝说，给亲戚、媒婆轮番打电话，甚至以断绝父女、母女关系相要挟。 穷尽办法也只是让婚期延缓了几个月。9月初，妹妹的婚事基本敲定，两家人商定不办婚礼酒席，男方直接把人接走，离婚、结婚手续后续补上。 被逼无奈，小满跟公司请了长假，回家阻止妹妹结婚，朋友王惠也前往帮忙，她的镜头记录下那些天父女之间的战争： 父亲李洪兵56岁，在镇上家具厂打工，那几天连日加班，晚饭他虽然不在场，但堂屋那张四方桌的主位总是为他留着。通常过了晚上9点，摩托车“轰”地一下停在院子，李洪兵板着脸一言不发走进屋里。父女俩素来交流很少，李洪兵在外人眼里勤勉老实，面对家人也不善言辞。 短短几天父女俩爆发了多轮争吵。“别说你妹妹，你这么大不结婚，丢我的脸！”李洪兵开始数落小满忤逆自己的桩桩件件：不考公、不结婚，最后撂下狠话，小敏的婚事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谁家女儿都要结婚！” 小满又去提亲的赵家做工作。准新郎35岁，四肢健全，离过一次婚，家里在镇上开理发店，看中小敏老实、干活勤快。男人说，自己和小敏是真心相爱，依据是他端午来家里做客，小敏一直摆弄他的手机。 父女俩的矛盾惊动了乡里和村里的政府工作人员上门调解，他们对小敏的婚事“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最后强调，这样重大的事项，决定权还是在父母。 事情越闹越大。9月14日，赵家终于来李家退婚。一张白纸上列下李家全部要退的钱：定金6万多，此前的礼品、节日红包、路费一样都不能少。 大红袋子装着的一包现金，妈妈从里屋拿了出来，不想被李洪兵一把按在桌上，众人面前他伸手指向小满，“全部她来付”。气氛接近冰点。 李洪兵始终坐在堂屋主位上，面色铁青。另一侧椅子上，小满脸色同样凝重，“家里其他事我没管过，唯独我妹妹这件事我要管。”她一字一句，语气坚定。 僵持状态持续一上午，谁也不让步。最后母亲一把夺过4万多定金退还给了男方，剩下的缺口，她说服小满补上。看在妈妈的份上，小满同意了，那2万块，她得攒半年。 事情还没完，李洪兵怒意难平，他要求女儿在白纸上写下保证书，往后如果没有媒人敢上门、其他兄弟姐妹到了28岁没结婚，她就得赔自己60-100万。小满一口回绝，父女俩越吵越凶，李洪兵拿着茶杯就要冲上前，幸亏母亲及时把他推开。“那不是我应该给的！叫我还是没道理的！把我杀了我都不给你！”小满彻底崩溃，母亲把她抱在怀里，不停擦去她的眼泪。 堂屋的角落，小敏瑟缩着旁观了这场战争。另外两个妹妹都不在家，弟弟虽然站在姐姐这边，却不敢直接忤逆父亲，全程躲在楼上。 赵家一张张数完钱，带着捆扎好的现金离开了，李家重新陷入沉默。 这门婚事如此收场，李洪兵很沮丧。但他没有松口。9月16日，李洪兵去家具厂上班，堂屋的四方桌上，他在白纸上留下一行字，“这事还没完，我还有点事要说，你们等我下班回来再说。” 这时小满已经决定要带妹妹逃走。她担心相同的情况以后会卷土重来。 前一天晚上她就告诉了妹妹这个想法，第二天早上六点多，小敏背着包跑到房间把姐姐摇醒：衣服拣好了，什么时候出发？ 小敏 她注意到了爸爸留下的那张字条，她不识字，来来回回地看，假装能看懂的样子，然后一字一句念出来，“小满……你别走……你要赔钱给我”。 她问了姐姐的朋友王惠好多遍，“是不是我爸说不让我跟你们走，你们两个走就行了？” 二十多年了，身边很多人都把她当成笨蛋。比如上学时的同伴，他们给她起外号。比如邻居，总是笑话她，“又考了鸭蛋？”还有妈妈，衣服没洗干净、柴火没捡够，妈妈就骂她是猪。 “不是鸭蛋，是零分！”小时候被邻居嘲笑，她会反驳。妈妈骂她她有时也会生气，“我才不是猪！” 但很少有人会认真听她讲话。家里两层半的房子，其他人都住在新装修的二楼，只有她被安排在一楼，光线最暗的那间。家人经常抱怨她脾气古怪，妹妹的新衣服她偷偷藏起来，第二天穿到自己身上。即便这样也没有人想到要给她买新衣服，除了姐姐小满。 她知道妈妈不喜欢自己，因此更喜欢爸爸——爸爸对所有孩子都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沉默。她也说，妈妈从不叫自己的名字，而爸爸，喊她“敏”。爸爸换下来的衣服她立马就洗了，他一到家她就帮他烧洗澡水，她总跟小满说，“妈妈爱你，爸爸爱我”。 被忽视和被斥责的二十多年，她越来越沉默，眼神也畏畏缩缩，在家里哪怕喝口水，她都要先回头观察，有谁在看自己，有没有人会说自己。到了晚上，她总是把身子在床上缩成小小一团。 今年她又要结婚了，家里一下子来了好多人。他们问她：你想结婚么？ 她说，“想”。姐姐，还有姐姐带来的朋友们脸上露出诧异的表情。 她又补充一句，“如果不结婚，老爸会生气。” 被追着问了好多遍，她慢慢说出了更多原因：如果不结婚，将来老了没人给自己养老。而且奶奶也告诉她，不结婚的人会被关到敬老院，“那里很多没老婆的男人，门关不住……把你按到墙上撞。” 七年前她结过一次婚。她害怕前夫生病的左手，她有时在家里倒水手都会发抖。 现在他们安排她结第二次婚。她是怎么想的？她说想去那人家里看电视；但一听说那人开理发店，来来往往很多陌生男人，她又改了主意，“我去他们村里的老房子一个人过。” “我怕男人，我怕我爸”，她不断重复。 她害怕爸爸发脾气，他在的时候她吃饭不敢上桌，一听到他的骂声，她就躲去门外、墙角、或楼顶。 复杂的情况她搞不懂，但她至少清楚两件事：爸爸要把她嫁出去，小满不想让她嫁出去。镜头里，这些日子她的脸不像以往那样呆滞了，一双眼睛总是滴溜溜转个没停。 小满和朋友们在房间商谈，她躲在角落偷听。等人群散去，她才拉着王惠问： “小满是不是要走？” “我没有结成婚，我爸是不是问小满要钱？” 家里争吵最凶的那天，晚上她被小满和王惠拉进了房里，愿不愿意跟姐姐去广州？ 她说愿意，家里的孩子都离开大山了，“他们上班的上班，读书的读书，就剩我一个在家里”，乡村小道上，她曾撇着嘴跟王惠抱怨，“我要洗衣服、砍柴、烧火、扫地，我妈打稻子，我一个人割稻子，我割了好多稻子给我爸，我好累，腰好痛，受不了。” 出发去广州那天她早早就收拾好了行李。但依旧不安，“要先离婚我才能走”，房门关着，她把声音压到最低，生怕别人听见似的，用只有彼此能听到音量悄悄说，“老爸不会让我走”。 眼看爸爸下班时间一点点逼近，她喂鸭子也没心思了，鸭圈里撒下一把饲料，立马转头问王惠，什么时候走？第二把饲料撒下，又转过身说：再不走，爸爸会来抓自己。 9月16日下午五点，她们终于出发，爸爸还没下班，她跳上小汽车，把身体藏进后座的视野死角，到了火车站她也没放松警惕，“我爸也知道买车票”。 车厢门关闭，动车轰隆向前，她扒着窗户朝外打量，爸爸没有出现，她捂着脸不住地偷笑。 新世界，旧伤痛 三小时的火车，带小敏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姐姐的房间很亮堂，窗帘是粉色的，琳琅的摆件占了半张桌。“你的房子好漂亮呀”，刚到的第一天晚上她说。 城市里许多东西是她第一次见。她分不清高铁和地铁，上了地铁就害怕自己会被带回老家。 适应陌生环境的方式就是不断干活。到培训机构的第一天，杂乱的露天院子她一声不吭给收拾了。洗碗、扫地、抹桌子一天要干好几遍。 为了让妹妹更快适应环境，小满请假陪妹妹。后来每周末的烘焙课、培训讲座，她都会到场。清一色的父母孩子组合中，这对姐妹是最特殊的存在。 小敏进步很快。接送三天就能自己上下课，也学会了怎么用冰箱、开密码门，机构里很多心智障碍孩子三四个月才能会的操作，她一个月就能做到。 最显著的一个变化，话变多了。“以前她遇到了什么困难？要去哪里？要干什么？从不会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 […]
当大多数年轻人还在涌向大城市，李可离开了上海，回到老家临泉，没想到困在了一辆三轮摩托里。 12月，寒潮抵达临泉之前，白天气温20度，夜里会降到5度左右。24岁的李可没来得及换下那件漂了色的红色棉衣，开着三轮往废品回收站倒车。 人看起来有些臃肿笨拙，三轮车也是。 “往右，快点，笨嘞。” 母亲扯着嗓子喊，父亲忙着码废品，没空搭理这对母女。 5分钟过去，她才把车倒进几十米宽的装卸区。父母麻利地将车上的纸板、泡沫、铁皮卸下来称重。 收一车废品大概需要两三个小时，可以为李可家带来100多块钱的收入——在临泉，这算好营生。 今年6月，李可辞工离开上海，回到临泉。起初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但镇子不是上海，选择寥寥，最后只好跟着父母收废品。很快，她意识到废品站不如她甩掉的上海客服公司。 在临泉，像李可这样的故事开头有无数个。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去打工似乎成了临泉人的生命烙印。彼时深圳一家合资企业电子装配线的流水工人，因为多劳多得，收入已经是国营企业工人的三倍，这是当时就业市场里最时髦的事。 随着第一、二代的打工人把珠三角、长三角的城市建设起来，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了城市的主人，有房有车、过着体面的生活。可最近这些年，城市给外来打工人提供的机会越来越少。 从2021年开始，户籍人口达到230万的中国人口第一大县——安徽省临泉县出现人口回流。有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农民工，也有准备回乡颐养的将老之人。 与人口回流相悖的是，临泉因为出生人口下降，今年关停了50所幼儿园；回到县城的人失落地发现，老家也并非应许之地。 城市和乡村，各自朝临泉人心里射了一支箭，然后开始拉扯。 一、到不了的远方 出去、回来、再出去、再回来——好多临泉人用这几个简单的词给人生下了定义。 李可计划，在明年元宵节后再出发，可能回上海，也可能去东莞。总之，想摆脱那台和她一起被骂的三轮车。 她住的镇子叫长官镇，在临泉县南部的220国道旁，以杂技闻名。因为发展得还不赖，和杨桥镇、姜寨镇、鲖城镇一道从临泉县23个乡镇中脱颖而出，并称为“临泉四小龙”。 “某某四小龙”这种叫法，已经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了。 但“四小龙”还是撑起了临泉的发展，且各有所长。长官做杂技文旅、杨桥有工业园、姜寨务农、鲖城以皮革和养猪见长。 为了配得上称号，长官镇在几年前变了模样。先是在镇口立上了硕大的仿古牌楼，牌楼边开着一家彩票站，门口横幅写着：本站点喜中大乐透1800万、刮刮卡25万。这个数字不断挑逗当地人的神经。 穿过牌楼，是长约1公里的仿古老街。李可说，热闹的时候像上海城隍庙。 过了住宅区，长官镇才露出和临泉其他村镇一般的真面貌。 砖石路面消失，由灰土路续上，四周是田野、鱼塘和零星的农药化肥袋，甚至有城里人许久未见的油坊。废弃平房门口的旧对联掉了色：幸福生活、平安富贵。 厂区的招聘告示也在墙上张贴着，薪资：3500~4000元/月，现代工业可以精准捕获每个农村的劳动力。 李可在这里生活了19年。当她刚成了一名合格的劳动力，就被最近的镇子吸引走了。 作为家中老大，她留在家也不轻松。 成绩一般，高考落榜，在当地人眼里，她的未来就已定型——相夫教子，承担弟弟的学费。 所以她从家来到镇上，在服装厂做计件工，工资不超2000元；再后来又去了县里，但跟镇上一样，工资低、时间长。 当同龄人从镇上去了更远的地方，李可也总算说服父母放她走，代价是每月打回一半的工资。李可并不在乎这个，她离开是为了寻找机会改变命运，而不是困在并不耕作的土地上。 这一代外出打工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迁徙是一条追求更好生活的路。而且他们比上一辈更年轻、也受过更好的教育。更重要的是，镇里人认为出去的都是“精英”，比留下的人更上进。 2017年春天，当李可走进上海，她在临泉家里长女身份消失了，这里称她为“流动人口”。 也就是李可的离开的那几年，互联网狂飙突进。 网购、外卖、快递一下子铺满城市人的生活——临泉的人口流动比之前更快了。根据官方的说法，280万的户籍人口里，高峰期有80万~100万人外出务工，临泉也成为全国劳务输出人口最多的县。 出走的临泉人出现在全国各地，温州江南皮革厂、广东的电子厂、服装厂。除此之外，不少人还在江浙沪的产业园和外卖行业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但他们还有面前的现实。漂泊在城市的打工人，像是二等座的旅客，户口、子女教育，医疗都被一扇透明门隔开。他们只是大城市里的旅客。 李可没想这么多，她说自己很幸运，刚到上海就在张江找到了电商公司的客服工作，起薪7千，包住有提成。她在网线的这头一坐就是6年，用的手机从vivo变成了苹果。 上海的生活和县城完全不同。收废品是纸壳、塑料、铜线，几角和几块钱一斤；在上海，一切都是数字：单量、金额、回扣，在键盘上敲打的频率越快，收入越高。 当身体困在网线这头，灵魂却开始寻找一些无法量化的东西。她喜欢时不时地和几个同乡女生见面，为了能说几句家乡方言，排解心里举目无亲的孤独漂浮感。 这些年轻人在大城市里，也会轻易地就消失不见。李可说虽然离家700里，但家乡那股神秘的力量带来的积习坚不可摧，也必然会牵扯到这些漂浮的人。比如，25岁没结婚，肯定有问题，漂在大城市的许多“李可”们，都被这股力量扯回去解决问题了。 不过，6年让临泉发生了改变：高铁通了、工厂变多，还有大润发和即将开业的万达广场。父母把这种改变当作诱饵，哄着她赶紧回家；另一边是2022年李可所在的公司生意变得萧条，老板砍了所有人的提成。 她上钩了。 2023年6月，李可从上海虹桥站上了高铁。没想到，迎接她的会是一辆三轮小车。她说，县城与城市一样，都让人迷惘。 二、留不下的县城 迷惘不是共性，但在临泉似乎会传染与扩散。 徐笛少小离家，在大连干过水产，还在理发店当过学徒。在外奔波14年后，今年初，也就是他的而立之年，回到临泉，在解放路大润发边上的临街店面干起了麻辣烫生意，租金3万一年。 这是镇上人流量最大，商业氛围最浓的地方。按照大都市的说法，这里是临泉的中央商务区，是CBD。但徐笛还是觉得自己开店过于草率，草率得让自己不足一年就开始迷惘。 离乡多年，徐笛对县城的感知早已弱化，虽然说大城市的一天就像县里的一年，但在城市化的浪潮里，县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需要的时间比城里要短得多。这种改变不仅在外表上，原本作为精神故土的温情乡村，其价值观也越来越趋同，所谓的乡村爱情故事再难出现，人们眼里几乎只有一个标准——钱。 徐笛回忆年初回到老家，一出高铁站，小时候萧条的杨桥镇现在已经成了工业园，农田被厂房取代。县城中心的解放路和御园路周边，有了各种小吃店，有些甚至24小时营业。北边的临泉开发区，囊括了汽配厂、食品厂、服装厂等产业。 县里的生活也不像从前般无趣，酒吧、KTV、电影院一应俱全。平价的蜜雪冰城和喜茶相隔不到百米。总之，不论是县里还是村镇，看上去一切都很繁华。 繁华生活的度量衡离不开钱——那是徐笛暂时没有的。 他的账单也这么觉得：第一个月，日均营业额700元；第二个月：500元。现在则落到了每天300~400元左右。扣除成本，他觉得不如打工实在。 这几年返乡的人多，他只是众多创业者中的一个。 数据显示了临泉最近几年的创业热。2014年，临泉县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只有3万多户，但从2019年开始，这个数字翻了3倍，且新增工商户大多都集中在起点和成本都比较低的餐饮业。 但进入2023年，热度开始下降。按临泉县政府公布的2023年1~10月份全县经济运行情况简析中显示，临泉县第三产业完成投资下降21.0%——以餐饮为主的服务业悄然萎缩。 解放路上的奶茶店主张明说，街上店铺流转率很高，大约半年就得换一轮。 “县里人爱新鲜，新店头几个月生意都还可以，但只要某个瞬间，大家口味一变，生意立马冷清”。解放路待久了，张明的“领主”意识开始出现，对那些刚从外地回到家乡的创业者，他用“那些人”来形容。 “那些人，十个人里面得‘死’九个。”餐饮看起来就是一家店，但里面的门道不比其他行业少。他还说那些人最后的去向无非是两个，要么留在县里干配送，或是买一辆流动餐饮车，混迹在解放路后街；要么回到原本打工的城市。 徐笛刚把妻女在县城里安顿下来，不想又草率作出下一个决定，尽管他知道县里难混：收入低，消费高。 在临泉，房价要5000~6000元/平；网吧台费7元/小时起；台球、棋牌室也要28元/小时。以临泉县3000~4000元的月收入来看，徐笛不理解，人们的钱是哪来的？ 三、贫穷与富贵 人类进化史上，标志着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拐点日”并不多。比如，1765年纺纱机出现诱发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这是拐点。 在中国，拐点也存在：比如2003年1月5日，那天国务院发布了一项综合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 没过多久，广大乡村的砖墙上出现了为农民工说话的口号：出门去打工，回家谋发展；劳力流出去，财富带回来。再之后，中国的人口大流动与融合拉开序幕，临泉县是其中之一。 实际上人口流向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打工潮在改革开放之后就出现了。临泉人涌向工厂，然后在那些沿海城市定居，他们的收入一点一点地流向自己不动的故乡，最后变成老家的自建房，广大农村的面貌就是在那一刻开始出现变化，然后越变越快。 距离李可家的废品回收大概100米，在一家花圈店右附近的服装厂里，就能见到50多岁的周生。 改开之初，他听闻南方的收入高， 就去广州做服装批发，赚了第一桶金，之后又辗转温州、义乌。积累了资源后，看中了临泉便宜的劳动力，于是就把工厂办在家乡。 工厂看起来有300平，40多位女工在里面毫不拥挤，她们每月可以加工2~3万件服装。 办公室，茶几上放着几叠暂未下发的订单，其中有来自上海的大牌，订单数额显示11760件。以单件4~5元的加工价格来算，这份单子的利润有4万多。 周生说，这个单量不算多。他记得，2021年~2022年最高峰的时候，一个季度的订单有10万件，他的厂子消化不了，只能外发出去，赚点差价。 对周生而言，除去女工人均5~6千的工资，他留些利润就行。孩子已经在县里的机关单位工作，房子买的是县里最好的碧桂园。 提起临泉的穷，周生不置可否。 “人各有命而已”。 相同的话，在王营村村干部口中也出现过，他说，“早年出去的人有的都发了。现在出去也不好混，但好过留在家里。” 除了外出赚钱返乡归来的人之外，还有一些，则是赶上了好时代，是大家口中的拆迁户。 那是2014年，在时任县委书记治下：拉回来高铁站、修路、招商引资。短短几年间，临泉晴天泥土路、雨天“水泥路”的局面彻底改变，一举完成从半封闭到处处畅通，从没有铁路到进入高铁时代，从加工坊到厂房企业的大变革。 大兴基建背后，幸运的当地居民分得了不少拆迁款，成了其他人眼里的暴发户。 但幸运儿是少数，普通人是普通的命。 最近两年，临泉的农业、养殖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村里的农户说，2022年蔬菜能到7~8毛/斤，到了今年降到3毛/斤，化肥每袋却涨了3毛。 今年9月开始蔓延的猪瘟也让镇上养猪户亏损巨大…… 作为县城人，他们似乎并没有太多选择权——城里需求左右了他们的未来。更为重要的是，当县里的人决定要将城市的生活模式生搬硬套进来之时，又发现与县城的生态格格不入。 贫穷与富贵在临泉像是一堵墙，富裕的人是脸面，贫穷的人是里子——李可和徐笛生活的地方成了鲜活的解释。 四、艰难自救 经济发展得太快，未必人们的灵魂发展就能跟得上。 很长一段时间里，临泉是被遗忘的。尽管隶属安徽，但县域三面紧邻河南，跨省姻缘曾发生在临泉的不少家庭。因为接壤河南新蔡县，临泉也一度是种植罂粟的重灾区，被列为全国重点整治地区。直到现在，杨桥镇深处的墙面上仍旧贴着禁种罂粟的宣传纸。 直至2019年，临泉县的经济有了实质的变化。当年，临泉县的GDP是369.7亿元，但在2018年临泉的GDP还只有211.1亿元。其中主要的贡献来自第三产业，2018年第三产业产值82.4亿元，2019就升到了199.4亿元，增量是117亿元。 这或许与当年高铁通车有关，那一年开始临泉注册的个体工商翻了三倍，就是张明说“那些人”涌回临泉的时期。 高铁改变了临泉的产业结构，虽然吸引了漂泊在外的临泉人回家，但也让临泉的人更容易外出。 以今年的数据为例，截止2023年10月，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完成投资下降20.8%；但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完成投资增长140.3%；第三产业完成投资下降21.0%。 人口优势逐渐支撑起了临泉的工业发展。 只是在这背后，像徐笛、李可这样的90后很少。以徐笛的村子为例，村总人口大约300人左右，留在村里的90后只有3人。而散落在县城、村镇里的服装厂、屠宰厂、电子厂并不能覆盖当地多数人所需的工作机会——外出仍是多数人的必选项。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在《强城时代》中将中国的县城分为四大类：大城市周边县城、专业功能县城、保障型县城和人口流失县城。据他的调查统计，在中国类似临泉一样的人口流失县城有1870个。由于采访方式与时间不同，该数据在龙瀛团队的统计结果则是1506个（2010～2020年）。 陆铭书中曾提到，对于人口流出量较大的县城来说，需要从治理理念上进行调整，一方面在农业上进行现代化、规模化的运营模式调整。简而言之，县城需要进行自给自足，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但对于人口流失县城而言，背后的一系列发展问题几乎是类似的——囿于传统的产业结构与布局、不合理的财政资源分配、盲目的建设开发计划、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提供、受挤压的本土文化资源。 如今的临泉县，就像一个双手抱着膝盖的人，注视着那些没有解开的结——和其他1000多个县城一样都在路上艰难前进。 12月11日下午，当地气温骤降十几度，商业街的人少了一半。高铁站内，旅客稀少。 晚上10点左右，徐笛关了店门。他照例看了手机上的收入，不到200元。他在注视回乡的第一个春节。县里的人都说，一到过年，临泉县里和村镇都是人，到时候什么生意都好做。 徐笛想着，到时候店里会坐满人，那才是他想要的生意。 他或许忘记了在365天里，春节短得像个哈欠。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猛犸工作室
“有没有一个人,教会了你成长，却没有陪你到最后。”——漫画家·藤子F不二雄“逝于1996年9月23日”代表作品：《哆啦A梦》…… 编者荐语：今天的文章，再一次来自老朋友“8字路口”。这个早已消失在江湖上的公号，写过太多对我口味的文章。这篇属于童年回忆杀，符合8字一贯的以小见大，以某一个领域窥探一个时代的文风。 类似的选题，我也想过写一篇，未必能写得比这有意思。文章里提到的那些片子、那些角色，就和8字一样，虽然如今看不到了，但曾几何时，它们的陪伴，让我们的生活，多了许多滋味。我们不该忘了它们。 1984年工作日的一天，辽宁电视台录音棚。 几个东北人，正在给一部岛国来的动画片配音。 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翻译岛国片，大家对日语台词都没经验（不像现在），还特意请来了教日语的大学老师做指导。 就连这部片子的片头主题歌，第一句应该怎么翻译，都得好好想想： 各地各地各地各地各地各地，阿姨兮带路 录音棚里特意准备了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为的是能随时能把东北话拉回到蒲通话。 剧组还指派了一名台词监督，防止配音演员说到动情处，东北话脱口而出。比如把全片最后一句结束语说成： 就整到这，拉倒吧。 没错，这部片子，就是《聪明的一休》。 中国引进海外动画片的历史，已经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了。 不过，规模最大也最精彩的一次，还要数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在全国人民普及电视和对外睁眼的时候。 和一休一样远渡而来的海外动画片，陪一代人度过了整个童年。 01 《聪明的一休》，并不是从跟东北一衣带水的日本来的。 而是绕了半个中国，从广东来的。 那个年代的广东，有一个奇观：从高楼大厦到穷乡僻壤，房顶上都竖着一片片的天线。 这些天线都是违法的，它们都带着放大器，专门用来接收香港的电视节目。 隔壁的资本主义长啥样，一目了然。 这让广东省政府十分头疼。法不责众，别说明文禁止了，出动消防车都没用，只能用大功率干扰电台放干扰电波信号。 但香港来的老板又不干了： 连香港电视也不让看，还算什么经济特区？我们的生产怎么做？我们的信息哪里来？ 这样的特区，能让我们有信心投资吗？ 这最后一句话，非常能制造焦虑。于是，广东只好在有中央领导视察的时候才放干扰电波。 后来广东人民都习惯了，一看电视屏幕上出现雪花，就知道：噢，北京又来人了。 有一天，广东人民的电视上又出现了雪花，这次来的是一位姓胡的老人。 在佛山，胡老人问一个县委书记怎么评价香港电视台。这个耿直的县委书记说：您是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 胡老人说，那还用说，当然是想听真话。 县委书记等的就是这句话，马上开讲，还分了三个层次： 第一，香港电视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也不宣传社会主义。 第二，香港电视的市场信息来得快，看了抓经济有好处，就是广告太多，商业味太浓。 第三，香港节目也不是黄色，最多穿穿泳衣。 很快，办好广东台就以政治任务的身份被提上了日程。广东省特地给电视台划出一批外汇，去海外采购了一批电视节目。 其中就有《聪明的一休》。 《聪明的一休》原本轮不到广东电视台。如果它没有被央视先拒之门外的话。 央视的人看了样片后，觉得是个好片子，但要在央视播出还得考虑考虑。 我的同事朱十一追女生，天天晚上拎着两大瓶热水去。女生说：你是个好人。 真实的理由是： 一休僧侣的身份及该片或会引发唯心主义和消极避世思想之类的争议。 毕竟，改革开放的当口，怎么可以佛系呢？ 在此之前，央视引进的《铁臂阿童木》就让领导很满意。 当时正值国家卯足了劲要科技强国之时，这部由日本现代漫画之父手冢治虫创作的科幻动画片就十分应景。 比如阿童木的名字来自于英语单词“ATOM”，意思是“原子”。简直就是在给四个现代化高唱赞歌。 被央视放弃的一休，在这种情况下被广东电视台买了下来。 中央这边也觉得广东偷看香港电视的事丢面子，特地发文，要求全国电视台向广东台支援优秀电视节目，以加强与境外电视媒体竞争的能力。 然后，又召开了一次“支援闽、粤电视节目座谈会”。因为，胡建那边也面临一模一样的问题。 《聪明的一休》引进后的翻译和制作，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被外包给了辽宁电视台。 真接手了，东北老铁们才明白了央视的顾虑。 原来，这部片子很不好翻译，容易犯政治错误。 比如有一集，有个做豆腐的镜头，旁白说：豆腐是日本人发明的。 这简直就是随意歪曲篡改东亚历史嘛。你咋不说小提琴是鲁智深发明的泥？ 再比如另外一集，有一个情节：给新佑卫门相亲。这也太少儿不宜了。 要知道，东北人堂堂正正地相亲，还要等到6年以后，赵老蔫和马丫丫演的那个小品。 于是，在翻译的时候，相亲这个情节就改成了： 收女徒弟。 02 当东北老铁们还在冥思苦想怎么让一休符合中国国情的时候，一个美国鬼子已经瞄上了天真无邪的中国孩子。 这个鬼子叫迈克尔·艾斯纳。他有一句恶狠狠的名言： 所有给人们提供娱乐和信息的公司都是迪士尼的竞争对手。 刚上任迪士尼总裁没几天，他就特地飞到北京，直奔复兴路11号——央视。 当时，中国市场上已经有了一些盗版过来的美国动画片，有些地方台偷着播。但要正式引进还是个大事，没人敢做主，毕竟还在时刻警惕着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 艾斯纳这次带来的是看家法宝：《米老鼠和唐老鸭》。 米老鼠当时56岁，唐老鸭49岁。这对搭档已经去过100多个国家，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头号动画巨星。 在一些地方，它们也引发了很多文化上的冲突。比如70年代芬兰闹经济危机，有人建议停播唐老鸭。停播的理由是： 这只鸭子从来不穿裤子，而且总是和一只未婚的母鸭子在一起打打闹闹。 在中国，米老鼠和唐老鸭在上世纪30年代就以电影版的方式在上海、南京放映过。刚巧当时的央视少儿部主任徐家察是上海人，当年就是它的小观众。 于是，在她的力推下，央视一次购买了104集动画片的版权。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果然还是要警惕的。 迪士尼和央视的谈判一直持续了整整半年，带来的协议书厚厚一沓，什么播放权、播放时间、版权保护，都是当时的中国人民没见过的词儿。 比如，这104集的动画片只能在央视播出一次，不得重播，也不得复制、出版任何音像产品。而且，如果发现中国其他地方有人盗播，央视必须前往制止和问责。 迪士尼的版权意识绝对能说地表最强。他们发现中国有好多盗版的米老鼠，就把所有的商标都注册了一遍。 有家糖果公司，做奶糖的，本来从30年代起，就在奶糖包装上印米老鼠，很受欢迎。这下不得已改成了大白兔。 对，就是那个大白兔。 引进之后，就是配音。美帝的霸道一览无遗。 他们规定，配音演员必须海选，每个人要把自己配的片段录下来邮到美国，由美国人最后敲定。 尤其是唐老鸭，这个全片台词最多的角色。 其实，原先有个二十岁的小伙，模仿鸭子叫声很像，已经被钦定为中国版唐老鸭。不料，他刚配了十集，就被派到外地出差了，只能换人。这事成了他的终身遗憾。 22年以后，他主演一部战争大片，扮演一个中国军官，狠狠揍了美国人一顿。 最终确定的配音演员，是刚在央视86版《西游记》里，给六老师配过音的另一个年轻人，李扬。 李扬下了很大功夫，学习怎样做一只真正的鸭子。 为了多听鸭子叫，他故意在鸭子屁股后面追，吓唬它们。还用了很多民间偏方，比如学乌鸦叫。 刚刚说过了，徐家察主任小时候就是上海滩的小观众，是看过美国版唐老鸭的。懂行的当领导，这可把李扬坑惨了。 她亲自担任这部中美合拍动画片的首席观众。 经常，她因为觉得李扬的鸭子味不够，或者太重，让他再来一遍。 有时候一来就是20遍。 从1986年到1990年，每周日晚上六点半，央视一套都会播放一集《米老鼠和唐老鸭》。千万名中国孩子都坐在电视机前，眼巴巴地等着那二十几分钟。 被吸引的，还有数不清的大人。报纸刊登文章说： 《米老鼠和唐老鸭》提供了一个让成年人“合法”地大笑一场的园地。 不料，刚播出十几集时，央视突然收到了迪士尼的举报，说上海台把动画片录了下来偷播。 上海台当时和央视是平级，央视管不着，最后找到广电才摆平。 没几天，迪士尼又打电话过来，说厦门的渡海轮上又有人在偷播。折腾得央视疲于奔命。 1988年春晚，李扬被邀请参加，他的节目就叫《孙悟空和唐老鸭》。 在这个节目里，李扬一会儿装成孙悟空，一会儿装成唐老鸭，文体两开花。 之后这么多年里，他再也没吃过鸭子。 03 美帝国主义的风吹来了就不走了，还一阵更比一阵猛。 1984年，美国一个叫孩之宝的玩具公司，为了卖玩具，和漫威合作推出了一系列漫画。 没想到，他们打造出了一个跨越世纪的超级大IP：变形金刚。 主角是两伙会变形的机器人，一边是好人，老大哥叫擎天柱；一边是坏人，代表人物威震天。这两拨机器人从外太空打到了地球。 实际上，这两个名字都是翻译到中国来的时候特意取的。 擎天柱的原文是Optimus Prime，意思是“头号领导”；威震天的原文是Megatron，这个词干脆没法直接翻译，像香港就直接给他用了音译，“麦加登”。 中国的孩子们本来是会辨别好人坏人的。好人都是浓眉大眼，坏人都是贼眉鼠眼。这下不管用了，好人坏人都是一张铁脸，咋分辨呢？ 还好，另外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诞生了。分辨好人坏蛋，就看他是变成汽车还是飞机。好人叫汽车人，坏蛋叫霸天虎。 好多孩子都对坐飞机有阴影，就是因为怕它是坏蛋霸天虎变的。 孩之宝带着这部动画片，以及衍生出来的玩具，把160个国家的羊毛薅了个遍。1986年，他们终于盯上了中国。 结果，央视看完样片，冷冷的回了一句话： 太多战争和打斗的场面，不适合中国国情。 央视可能忘了，此时此刻，西南边境正在进行自卫反击战，两山轮战已经打了两年多了。 最后，孩之宝找到了上海电视台，本来上海台也在纠结，但对方说： 只要能播出，近百集的《变形金刚》就全部免费送给上海电视台，不要一分钱！ 随后，北京台、广州台也跟孩之宝签署了类似的协议，免费播出。 Freedom is not free，这些免费协议都有其附加条件。 广州台在播出时，必须附带一分半钟的变形金刚玩具广告； 广州台下属的广州电视节目复录中心拥有40多台复录设备，在全国首屈一指。该中心必须帮助孩之宝复制《变形金刚》录像带，提供给全国其他城市的电视台…… 没错，全国各地的电视台，都中了孩之宝的圈套，成了它的免费宣传工具。 […]
几乎凭一己之力把中国转基因主粮合法化的进程推迟了十年，让外资从中国多赚走数百亿美金，崔永元，如今终于可以功成身退，深藏骂名。 很多反对转基因的人都不了解的一个事实： 从2000年第一期进口转基因大豆抵达港口开始，中国人吃转基因玉米和大豆制品已经超过20年时间，只是这20多年里，所有的转基因玉米大豆都只能从国外进口。吃转基因食品的是中国人，赚钱的是美国和巴西、阿根廷的公司。 同样一种食品，进口的合法，国产的却非法，这样的魔幻现实持续了整整23年。何以如此？是中国公司开发不出转基因玉米还是中国农民种不来转基因大豆呢？都不是！ 中国的种子公司在十年前就已经拥有成熟的转基因品种，中国农民早在20年前就想要种植更高产更省心的转基因作物，但是在某些人的蓄意蛊惑误导之下，全社会反对转基因的舆论一再阻挠，使得国产转基因品种迟迟不能合法种植在中国的耕地上。 直到今天，随着农业部正式批准第一批转基因玉米和转基因大豆品种生产经营许可证，中国公司终于可以凭借科技实力去和国际巨头争夺转基因的市场份额，中国农民也终于可以合法地种植效益更高的转基因品种。 此次获批转基因农作物生产经营许可证的28家种子企业，全部是中资企业，获批上市的转基因品种，全部是国产知识产权品种。 这样的好消息，应该用扩音喇叭在崔永元耳边循环播放10086遍。 我知道看到这里的读者们会有很多疑问，作为生物工程专业毕业的资深农业记者，作为曾经连续一百天公开食用转基因食品的科普博主，我给大家解答一些关心的问题。 第一，转基因食品能吃吗？安全吗？ 这道题的标准回答是：经过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经批准上市的转基因农产品和传统农产品一样安全。 但是我知道，这样的回答没有鸟用，科学界、科普界反复唠叨了二三十年，不信的人仍然不信。不过从今天起，这个答案不重要了，爱信不信，随便。 中国人食用转基因农产品超过20年，美国人食用转基因食品超过30年，今后全世界人民还将继续食用转基因食品，以及更新技术的基因编辑农产品。反正我们人均寿命还在增长，中国人也没有断子绝孙。 不管你支持还是反对，现在合法了，尘埃落定了。 区别在于，以前所有的转基因玉米、大豆全都是外国开发与生产的，今后中国企业和中国农民也能参与其中了。我想，但凡对这个国家还稍微有点感情认同的人，很难不支持。 第二，今后我们会吃到哪些转基因食品？ 对于消费者来说，今后能够在中国市场上吃到的转基因食品主要有以下几类： 蔬菜水果其实只有一种，是转基因番木瓜。 粮油类有4种，分别是转基因大豆油和豆制品，转基因玉米油和玉米制品，转基因菜籽油，转基因棉籽油。其中转基因油菜籽还只能依靠进口，其他几种都可以国产了。其他的，没了。 传说中的转基因大米、番茄、辣椒、紫薯，统统都还没有合法上市，现实中也没有规模化种植，你想买也买不着。 第三，国产转基因大豆玉米合法化之后，会冲击中国的农业吗？ 恰恰相反，转基因国产化会显著强化中国的农业与种业竞争力。 一方面，当前批准的转基因大豆和玉米都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品种，农民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多的收成，无论是对粮食安全还是农业竞争力来说都是大好事。 另一方面，国产转基因品种的批准会加快中国种子产业的整合速度，有了庞大的国内市场作为支撑，国内种子企业也能有更多资金投入科技研发，进而把中国培育的转基因种子卖到全世界，尝尝用生物知识产权赚取外汇的滋味。 虽然迟到了10年，但总比不到要好。 第四，国产转基因大豆玉米合法了，以后是不是可以不用从国外进口粮食啦？ 呃，这就过于乐观了…… 中国现在每年从国外进口上亿吨粮食，主要是大豆、玉米、小麦等，其根本原因是中国耕地面积不足以支撑当前中国人口的食物结构。我们有18亿多亩耕地，完全自给自足还差4亿亩左右。 国产转基因玉米和大豆合法化之后，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耕地矛盾，可以预期在几年后能减少一些粮食进口，但要指望以后都停止进口，那不现实。转基因技术固然厉害，但也没厉害到这个程度。 这次国产转基因合法化的历史性突破，最大的意义是让中国种子企业和农民获得了平等的市场机会。 进口的合法国产的却非法，这种违背基本常识的事情终于拨乱反正了。 小崔啊，你听到没？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朱令的告别仪式定在了12月24日中午12点，这是一天中相对温暖的时段。而她离开的那天恰逢冬至，有着北半球最漫长的黑夜。 我们记录下了家人和朋友们与朱令告别的几个瞬间——爸爸用自己的额头贴了贴她的额头，脸上带着笑容；妈妈穿着毛衣和塑料拖鞋，在寒夜里目送女儿远去。 对于朱令案，我们会继续关注。和所有关注朱令案的网友一样，我们希望终有一日看到真相，以慰朱令的短暂人生。 朱令的告别仪式上，我们编辑部集体给朱令送了花圈和挽联： “朱颜逢劫，令人扼腕，当年谜案留追忆； 才女香消，举世悲叹，此生命运意难平”。 再见，朱令，人生中最艰难的仗你已经打过。 管子是一根根从朱令身上撤掉的，最后拿掉的是连着脖子和呼吸机的那根。她的气管自2011年切开后就没再合上，她因此没再说过话，伤口长期发炎。这是清华学妹赵婷（化名）第一次见到这根管子离开朱令的身体，“觉得她在那一刻终于得到了自由，不用再劳苦了。” 告别仪式定在了12月24日中午12时，八宝山。朱令的父亲吴承之解释说，更早的时段没能排上，只好定在了12点，“也挺好的，冬天了，12点蛮暖和的。” 这是一个80多人参加的小范围送别。发送邀请时，为了顺利、平静地送朱令最后一程，朱令家人特地加了一句，“恳请不要将此消息对外传播”。 哀乐选择了《广陵散》——1994年，朱令在北京音乐厅演奏过这首曲子。彼时，她已经中毒。遗像则是一张20岁左右时的照片。经过修复的黑白照片上，留着短发的朱令露齿笑着。原本有两张备选，另一张是头发长一些的侧脸照。最后大家选了短发这张，因为照片里的她“笑得开怀，满是青春活力”。赵婷觉得，“这张更像现在的她，笑起来脸上的肉会收起来，颧骨鼓得高高的。” 最后的告别 虽然早已做好准备，但最后的告别还是来得突然。 12月22日一早，赵婷接到护工电话，“昨晚就说可能不行了，应该就是这一两天了。” 12月21日中午，朱令出了各种状况——酸中毒，高压低到七八十上不去，体内二氧化碳含量超标，血抽不出来，脸色由红变成了红黑色……医生开始找家属谈话，“估计很快了，大概就在20-48小时之内”。 22日下午，亲友们陆续赶往医院，准备做最后的告别。那天是冬至，朱令父母先招呼大家吃了饺子，是朱令最爱的茴香馅。 情况真正紧张是在当天晚上八九点后。先是母亲朱明新从里屋跑出来，急着说夹在手指上的血氧仪测不出来数了。“没事，一会儿就能测出来。”一向乐观的父亲吴承之是大家的主心骨。赵婷和护工一起揉了揉朱令的手，搓热一些后，血氧仪出现了数字。 九点半左右，高压突然降到40多，医生和护士赶来推了一针，升上去一些。医生说，大家可以准备跟她说说话了，然后把病房留给了亲属。 接近11点时，被老人催着去休息的众人又被叫回朱令病房时，她已经平静地离开了，医院记录时间为22时59分。仪器显示屏出现了一条直线，医生拔掉了她身上的管子。 朱明新取下蒙在朱令眼睛和嘴巴上的纱布，帮她把脸擦干净，大家再一起小心地用纱布清理最近生出的褥疮，给她擦洗身体和穿衣服。自从9月插上大呼吸机急救后，朱令就没穿过衣服，“其实会觉得没有尊严，也总担心她冷”。这次大家给她从头到脚穿上了粉色、蓝色的新衣服，拉得平平的，一点褶子都没有，还戴了一顶蓝色毛线帽，暖暖和和、漂漂亮亮。 吴承之走进来，笑眯眯地看着穿戴好的朱令，说了句“还不错”，接着低下头，用自己的额头贴了贴朱令的额头，脸上带着笑容。在场的人全部屏住呼吸，看着这对父女额头贴在一起。“这种亲昵的动作他以前也做过。”在华霖救助基金会志愿者徐柏看来，这算是父亲对女儿的告别。 后来，吴承之告诉赵婷，自己当天血压一直不高，也没难受，但回房间休息时，突然有一瞬间觉得心脏不舒服，接着护工就进来说“令令不行了”。老人觉得“有感应”，赵婷说，也许这是女儿在跟他打招呼说，爸爸我走了。 整个晚上，朱明新的世界里仿佛只有朱令，一直跟着她、看着她。赵婷记得，晚上10点多，朱明新斜躺在朱令旁边的小床上，大家劝她躺平。“不行，躺平我就看不见了。”老人说。赵婷意识到，她必须要全程看着女儿才能安心。 23日凌晨1点左右，殡仪馆的车来接朱令，原本在里间的朱明新突然出现在棺木旁边，伸出两只手捧着朱令的脸颊，静静看了好一会儿。徐柏注意到，她的手在微微颤抖。 这个一年中最漫长的黑夜里，她穿着一件蓝色毛衣，站在门口，一句话没说，也没掉一滴泪，眼看着棺木抬上车。赵婷脱下羽绒服裹在她身上。“车上冷吗？”朱明新突然问了一句。大家这才发现她穿的还是塑料拖鞋，却只想着女儿在车上会不会冷。 凌晨两点左右，朱令被送到了八宝山殡仪馆。一直睡在朱令旁边小床的朱明新搬到了吴承之的病房，两位老人相伴度过了朱令离开后的第一个夜晚。 “朱令打完了她的仗” “医院一直到最后也没有放弃，我们也没有放弃。”12月23日，吴承之在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更疲惫也更沙哑了。自从朱令上次病危后，他的话就变少了，不说话的时候，时常闭着眼睛。 最后这段时间，家人和朋友们一直想办法医治她的脑瘤，寄希望于她能醒过来。但另一方面，处于深度昏迷中的朱令，随时状况不断。最近的状况始于12月20日前后。她突然胃出血，医生停掉了通过胃管输送的营养液，此后各项指标开始出现异常。 其实，自11月18日朱令因脑瘤发作陷入重度昏迷后，就“随时都有可能走”。“她的身体各方面已经破败不堪了，无法预料哪里会突然出现危机。”朱令的清华校友张黎利说。 而在此之前，她从9月底开始，就因为感冒引发的肺部感染，一直卧床，靠呼吸机维持。2013年以前，她因肺部感染，几乎每年都要被下一次病危通知，身体总是刚有起色，便又被打回原地。 朱明新一直心疼女儿。尤其是9月份以来，她看到朱令躺在床上不能动，任由大家折腾来折腾去，却还是乐呵呵的，她总觉得女儿太懂事了，也心疼这种懂事，“虽然是大家在照顾令令，但其实不能动的、疼的都是她，是她在受苦”。 也因为如此，赵婷觉得，最后在家人和朋友爱的怀抱里，朱令挣脱了各种管子的束缚，脱离了寄居的这具躯壳，像跳芭蕾一样，一个跨步跃出去，自由自在地去新的生命里撒欢去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赵婷说，“朱令真是把她当打的仗都打完了，是好顽强的一个勇士。” “让历史记录下来” 大家也从未遗忘朱令。 《朱令，人生五十》发出后，一些曾经和朱令有过交集的人主动找来，想要讲讲他们记忆中的朱令。 其中包括朱令早期的古琴老师李蓬蓬。朱令从16岁开始，跟她学了三四年古琴。这个学生在她眼里，会留很短的短发，简单善良，问一句说一句，对人情世故不太敏感，但很认真，进步也很快。上世纪90年代初，知道古琴的人极少，李蓬蓬觉得，一个16岁的少女愿意每周花时间去学习，还学得有模有样，本身就很难得。 还有朱令在汇文中学的同学陈杰浩，他和朱令做过一年同桌。他记忆中的朱令，短发，开朗，下课后会趴在书桌上跟同学开玩笑，聊当年大家沉迷的金庸小说。 他也还记得，初三那年夏天，快期末考试时，老师把朱令从课堂上喊了出去。等她再回来时，一句话没说，低头收好东西就走了，脸上明显有哭过的痕迹。 后来，大家得知是她的姐姐出了事。等到朱令再回来时，沉默寡言了好一阵，还把自己的名字从“朱令令”改成了“朱令”。同学们私下推测原因，有种说法是，这是为了跟姐姐吴今的笔划一样，都是11划。陈杰浩记得，朱令在学校主楼北边的彭雪枫像下，种下了一棵小小的桂花树苗，后来长到了半米高。 他再听到朱令的消息，是她中毒后。1999年左右，陈杰浩打听到朱令一家在方庄的住处，特地去探望了一次，当时朱令的智力已经受到影响，能讲一些话，但声音很小，基本听不清，需要靠父母翻译；视力也变得模糊，非说一只棕色的玩具熊是黄色的。 2023年11月朱令病危后，陈杰浩在朋友圈转发了相关的视频和文章，转发语是，“貌似俏黄蓉，又似王靖雯。王靖雯有盘磁带的封面简直就是我记忆里的朱令。” 陈杰浩说，朱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他的梦，直到梦碎了。 此前的采访中，朱明新告诉我们，“她（指朱令）在这儿，我们能照顾她，也等于生活全部的寄托都在这儿了。”这一家三口也总被外界评价为牢固的“铁三角”，现在属于朱令的那条边被拿走了。 朋友们则努力想要代替她成为那一条边，帮老人重新建立平衡。几乎每次通话，张黎利都会说起对两位老人的担忧，据他透露，老人希望在朱令走后继续住在疗养院，基金会的志愿者每个月会去探望4次。赵婷则说，“我们什么时候都是一家人，不会因为一个人离开就走散。” 两位老人已年过八旬。“朱令熬了将近30年，都没等到铊中毒案在法律上的真相，也没等来一句道歉，叔叔阿姨能不能等到？大家也不知道。但我觉得我能等来（道歉）。”张黎利说。 朱令50岁生日前，他说，“只要朱令活着，我们每年还能祝她生日快乐，就非常有意义。”现在朱令离开了，他觉得，“我们还在世的人，也不能遗忘。不光是为了朱令，也为了自己和后代。” 张黎利管理的“朱令我们在一起”公众号，在12月23日发了朱令离世的消息，连发了数十次“悲愤交集”。他决定，以后每年朱令的生日和忌日，都要继续记录，“没有证据了，法律上已经没办法了，只能让历史将这件事完全记录下来。”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冷杉RECORD
德国警方接到情报，指袭击者计划在元旦前夕袭击科隆大教堂。德国警方12月23日晚间进行了5个小时的仔细搜查。警方随后表示，在严格安保措施下，德国科隆大教堂圣诞夜依然如期举行弥撒活动并向信众开放。据悉，特别的安保措施将至少持续到12月31日除夕夜。 据路透社报导，德国政府此前收到了外国情报机关提供的线索，指出多个伊斯兰极端分子团伙正在策划于圣诞及新年期间对欧洲多地发动恐怖袭击，其中包括著名地标建筑科隆大教堂。 德国之声报导称，目前，欧洲各地警方正在就此对奥地利、西班牙、德国等地的嫌疑人加紧调查。据悉，这些团伙成员大多和恐怖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有关联。 德国内政部长费瑟(Nancy Faeser)表示，安全机关严密关注着伊斯兰极端组织，并会采取坚决措施。 德新社报导，奥地利内政部12月24日上午也通报称，已经抓获了4名疑为极端伊斯兰分子的嫌疑人，但同时也表示维也纳并没有”面临直接的恐袭威胁”。
2023年行将收尾，也到了媒体盘点年度新闻的时刻。今年，Z世代实验室做了一个过去很多年想做而没做的选题：盘点年度十大“烂尾”新闻——那些喧嚣一时的热搜事件，总有些还在等候结果出炉，也有些已经不了了之。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我们打捞起这份记忆，与你共同回望一同围观过的2023。 01 辽宁省绥中县的韩成（化名）是一名大货车司机。2022年初，韩成与妹夫贺某从黑龙江绥芬河返回辽宁绥中县的家中后，绥芬河出现疫情，不久绥中县也出现疫情，韩成也感染新冠病毒。由于韩成未向当地有关部门报备行程，当地检察机关认为，韩成及贺某造成绥中县范围内大量人员被感染，2022年10月31日，韩成与贺某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从2022年4月24日至今，韩成一直被监视居住，即使后面法院宣判，他也没有被收监。虽然没有在监狱，但他也不能再跑货车，失去了收入来源。 2023年1月8日国家卫健委宣布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后，韩成将申诉材料递交给绥中县法院，但法院让其等电话，对媒体表示已收到材料。此事未见后续的公开报道。 02 2023年1月，多名自称在河南雅圣思素质教育基地学习的网友在不同的网络平台相继曝出该基地存在体罚打骂学生的现象，引发众多网友关注和热议。据网络曝光，在该机构，教官用皮带抽打学生的屁股，用PVC管抽打学生的关节，还让学生背着轮胎进行跑步训练；教官和老师手持辣椒水，对学生实施随意惩罚；学校对外掩盖真实情况，甚至对学生进行监视，以防止他们通过信件或电话向外界求助。 舆论发酵后，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发布消息称，多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该公司进行调查。5月，中牟县教育体育局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该基地很早就停止训练，学生、相关人员已经清退，全部离开中牟县。但相关知情人士告诉回访记者，该教育机构并未关停，而是转移了新地址，继续正常教学。6月，有媒体查证，河南省雅圣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经营状态于6月6日由存续变更为注销，但其他后续处理未见相关报道。 无独有偶，2023年1月，一篇控诉衡水二中教学管理模式的文章《衡水二中学生的发声，救救我们》在网络流传，引发舆论关注。文章作者讲述了一些发生在衡水二中的“可怕故事”：包括对女生进行体罚、有些学生得了抑郁症等等。衡水二中相关人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回应，学校还在放假，并声称此前没有接到过有关体罚的投诉。衡水市教育局称已安排工作人员介入调查，但并无后续进展公开。 03 2023年5月，笑果文化旗下的脱口秀演员House（李昊石）在北京演出时，调侃自己领养的两条野狗追逐松鼠的场景让他想起“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随后有网民发微博指责House玩梗“辱军”。在引发强烈舆论震荡之后，House本人及笑果文化发表道歉声明，并宣布停止之后的一切演出活动。 随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宣布，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依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46条规定，没收此次“笑果脱口秀”的“违法所得”共计1325381.6元，同时处以罚款13353816元。笑果文化也宣布与House解约，并停止全国各地所属的线下演出，进行整改。同时，朝阳公安宣布对House展开立案调查。目前笑果文化及脱口秀行业依旧前途未卜。 04 2023年6月，BBC刊发报道《贩卖性暴力：揭露性侵影片网站的幕后主谋》。文章称，BBC卧底记者通过超1年的调查，扒出了一个主犯藏匿在日本、却以中国为主要犯罪基地的色情黑产团伙。该团伙拍摄了大量公共场合的性侵视频（多数拍摄于中国大陆），并贩卖到国外不良网站牟利，已然形成了一条成熟的产业链。 随后在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上，相关词条检索受到限制，该事件也并未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击起太大水花。对此事件的核实与调查，后续再无公开报道。 05 2023年7月底8月初，受台风杜苏芮影响，京津冀地区出现了极端降雨过程。洪汛期间，河北涿州市、北京门头沟房山区等地受灾严重。涿州市是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成为一座被洪水围困的孤岛。当地灾情应对能力不足受到舆论批评，如组织救援不力，要求民间救援队持“邀请函”进入，市民遭遇断水、断电、断粮等情况。 洪水问题引发涿州是否成为“力保北京和雄安之外的钦定受害者”的猜测，其间河北省领导表态 “要减轻北京防洪压力，坚决当好首都护城河”，相关专家则表示不存在“泄洪”等情况。最终关于水灾成因的讨论不了了之。 06 2023年7月、11月，黑龙江连续发生两起体育馆坍塌事故。7月23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三十四中学发生体育馆坍塌事故，共造成11人死亡。11名遇难者皆为女性，是该校女排成员，其中1人为教练，10人为学生。根据官方通报，事故原因为学校施工方违规在体育馆房顶堆砌的珍珠岩建材浸水后增重所致，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不过该事故背后也存在诸多疑问：过去半年内多次有人对楼顶堆放建材问题表示担忧；事故发生前三天宣布完成安全生产培训；承接三十四中的施工单位能力与承接项目不符，涉事工程招标公司与监理单位相同等多项疑点。根据《重大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办法》，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重大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目前尚未有最终调查结果。 11月7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悦城体育俱乐部发生屋顶坍塌事故。事故造成3人遇难，均为初中生。该场馆于2017年7月开始奠基，2018年7月竣工，项目开发商黑龙江省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于2022年5月注销。根据天眼查及裁判文书信息，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吴立迁为桦南县建筑局退休干部，其妻子杨巾力曾任桦南县环保局干部。根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悦城房地产开发公司曾承包桦南县棚改住房项目。事故发生后已有11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其中包括吴立迁夫妇，最终调查结果目前尚未公布。 07 2023年8月，国家统计局发言人付凌晖在记者发布会上宣布，自今年8月份开始，全国青年人等分年龄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将暂停发布。主要原因是：经济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统计工作需要不断完善，劳动力调查统计也需要进一步健全优化。比如，近年来，我国城镇青年人中，在校学生规模不断扩大。2022年，我国16-24岁城镇青年有9600多万人，其中在校学生达到6500多万人。在校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毕业前寻找工作的学生是否应纳入劳动力调查统计，社会各方面有不同的看法，需要进一步研究。再比如，随着我国居民受教育水平提高，青年人在校学习时间增加，在劳动力调查统计中，对于青年人年龄范围的界定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发言人表示，针对这些情况，国家统计局将深入研究，进一步完善劳动力调查统计，更好反映就业情况。不过目前尚未有研究结果出炉，青年年龄段的劳动力调查统计没有完善后再发布。 08 2023年9月，《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实施17年后迎来首次大修，公开征求民众意见。其中修订草案中的多个条款引发了舆论关注，争议最大的第34条规定：“在公共场合或强制他人在公共场合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准的可以最多被处以15日拘留，并处5000元罚款。” 修订草案将一个内涵模糊的概念作为法律上的处罚标准，可能会导致处罚范围的随意扩展或权力滥用，此事引发网民热烈讨论。修订草案征求意见至9月30日截止后，未见后续公开报道。 09 2023年10月，十一长假期间，河南南阳“迷笛音乐节”登上了热搜榜，因为就在音乐节结束之际，现场及露营区发生了集体盗窃案，乐迷们的手环、手机、电脑、帐篷、甚至内裤等财物丢失。从网传的大量照片及视频来看，现场的盗窃行为十分猖獗，甚至称得上是公开洗劫。 在南阳迷笛音乐节盗窃事件引发舆情之后，当地警方专门成立了指挥部，迅速抓获多名盗窃者，截至10月5日，已追回身份证79张、电脑3台、手机17部，并承诺对已登记受理的遗失和被盗物品将加大寻找、追缴力度。南阳部分爱心企业和人士已明确提出对受损乐迷给予补偿。对确实无法追回的损失，经核实后将予以弥补。此后未见媒体公开报道，不知物品被盗的乐迷是否得到了妥善处理。 另外，南阳方面称，对在网络上发布虚假谣言信息的行为将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对发布“好多帐篷谁需要过来拿”不实信息，煽动误导村民的陈某依法刑事拘留；对发布“碗口粗的电缆被偷了”谣言的张某某（微博网名“老talk”）依法开展调查。至于后续如何“加大打击力度”及相关调查结果，未见公开信息更新。 10 2023年11月，备受关注的吉林洮南浮桥案再审开庭。此案源于吉林省洮南县振林村村民黄德义因在洮儿河上私自搭建浮桥并收取过桥费，于2019年被当地法院以犯寻衅滋事罪为由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其为主犯，另有17名亲属获缓刑。黄德义不服判决，向洮南市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于2023年3月被驳回。同年6月，他再次向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11月13日，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再审此案。一名参与庭审人员表示，检察官当庭建议改判部分被告人无罪，建议对部分被告人定罪免罚，仍认为黄德义构成寻衅滋事罪。当日庭审结束，法院未当庭宣判，此后亦未见此案宣判消息。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Z世代实验室
所以我要说，明知道这会引来有些人的攻击，我依然要说——祝你圣诞快乐。 各位好，今天是圣诞节，祝所有我的读者朋友圣诞快乐。 当然，我知道我这样说，肯定有些人一定急得跳脚，最近这些年来，每到圣诞节前后，民间总会出现一股声音，要“抵制洋节”“抵制圣诞”，持有这种思想的人，你祝他一句圣诞快乐，他反而要骂你，什么“崇洋媚外”、“洋奴思维”之类的，这种人你跟他是很难讲清道理的，你若跟他说：“礼拜天休息这个习惯最早其实也是从西方传来的，甚至本身带有比圣诞节更强烈的宗教色彩，如果你真么诚心抵制外来文化，那干脆双休日都别休了吧！成天007为老板换新车而努力奋斗，岂不美哉？”他们多半只能详装没听见。 但是今年，“抵制圣诞”这个口号还是达到了一个有些魔幻的程度。你看前两天深圳某物业管理公司就给其业主下发了一份“倡议书”，打出“坚持文化自信”“不过圣诞节、平安夜等国外传统节日”的口号，要求业主们不能过圣诞。 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这家物业公司实在是太掂不清自己的身份了。通观这份文件，除了标题给业主留了点情面，叫“倡议书”之外，内文的口气透出一股浓的冲鼻子的爹味，感觉如果套个红，就可以直接当官方文件下发了。 我猜写这个文件的那位物业工作人员在写作过程当中一定是非常之爽，因为他走笔龙蛇之间，俨然把自己想象成一级官员，在“管”着业主与商户们。可问题恰恰在于——说句不好听的，你物业公司算个什么东西？也配管起业主的私生活来了。 物业不过就是业主们花钱请来伺候他们的服务者。他们的本职任务是服务业主，而不是管理业主！从法理上讲，物业公司根本没有任何权力，凭借自己的好恶，去规定业主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否则，如果今天物业公司有权要求业主不能过圣诞，明天会不会强制业主参加个什么活动，强制他们消费以牟利呢？ 要我说，这家物业公司，八成还在怀念前几年疫情期间他们所拥有的某些临时权力——那个时候很多小区的物业确实牛逼，把小区大门一锁，业主们的生活必需品买谁家的全由物业，甚至门口今天执勤的那位保安说了算。多少无良物业公司借此谋了多少不法的利益？这事儿业主们可都还记得。 好嘛此事未了，又有物业公司敢闹这么一出，幻想继续他们对业主的“管理”。我深刻建议聘请这家物业管理他们小区的业主们考虑一下炒他们的鱿鱼。如今有些小区的物业费挺贵的，动辄几千甚至上万，而物业行业其实竞争激烈。花这么多钱，却请一个爷来天天管着你，难道业主们真的有那么贱么？ 是的，如果我们对人性诚实，我们要承认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是把“管制他人”当做一种乐趣的。但当他们现实中的地位不支持他们日常满足这种乐趣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出各种大义名分来至少“小管”一下身边的人。传统宗法农村里长舌妇嚼舌根、伪道学先生逼着寡妇“饿死事小”、以及某些特殊年代的小将批斗他人，无非都是这种心态的呈现。而如今“抵制圣诞”大约又是这类思维的一种回潮。 可是“抵制洋节”这种名号真的有很多人想象中那么堂而皇之么？ 12月22日，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决议，将春节（农历新年）确定为联合国假日。这个消息传来之后，国内不少人对此欢呼雀跃，觉得“全世界都在过中国节”，我们的文化输出终于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 可是我知道，希望老外都过春节的人群当中，同样有大批人同时希望中国人最好一个都不要过圣诞节。你不觉得这两种想法，能在同一个头脑中共存，其实是件很奇葩的事情么？ 一方面，这些人希望老外们都能迅速地、不存任何心理芥蒂地过我们的节日、接受我们的文化输出。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对于一切西方来的文化输出，乃至一个普通的传统节日，都恨不得除之而后快。试问，假如我们中国人真的都以这样的心态与世界进行交流，我们的文化输出又能健康进行多久呢？ 都不谈什么高深的商业、外交理论，就用那家物业公司挂在嘴边的“民族传统文化”而论，你这也涉嫌严重违背我们的传统文化啊！ 孔夫子怎么教育我们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假如你不希望对中国文化稍有好奇或好感的老外在国外过个春节，就被骂成是x奸、媚华，那你也就不应该在自己的同胞想过个圣诞的时候对他们扣帽子。否则都不说什么全球共识，你连我们传统文化中最精髓、最宝贵的那部分忠恕之道都没学会啊！就这，你还好意思一口一个传统文化？ 咱能不逗了么？ 是的，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耶稣则讲：怜悯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被他人所怜悯。如果真的深入比较中西文化，你会发现它们在很多基层逻辑之上是有相通之处的。这一点早在明末“西学东渐”时期，就被徐光启和利玛窦等人发现了，所以他们当时曾经一起搞过“以儒释耶”“以耶解儒”，这种尝试的本质其实就是完成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互溶。只可惜随后满清入关，为稳固其统治搞起了闭关锁国。我们于是错失了最好的一次与西方文化、科技进行交流、学习并完成追赶的良机。而这又直接导致了我们在近代被迫重开国门时对西方的全面落后。 事实证明，想要追上世界潮流，想要不再在滚滚而来的世界之潮中落伍，就要秉持一种真正自信、开放、包容的心态，唯有坚定不移的保持开放，才能发展自己、造福世界。而时下民间一些极端的声音，同胞过个洋节他们都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我就想问两个问题： 第一，这帮人，连对待自己的同胞都如此苛刻，他们真的有自己标榜的那么爱国么？ 第二，假如让这帮人真占据了舆论的主流，那么我们离曾经无比惨痛的教训，究竟还有多远？ 洋节并不一定等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并不一定等于西方势力，就算是西方势力，也并不一定等于西方敌对势力。连这个逻辑链条都没搞清楚，看到别人过洋节就非要把对方打成汉奸的人，他们的智商不配参与文化讨论。 与其抵制圣诞，不如抵制蠢蛋。 更何况，圣诞节这种节日传入中国，对我们自身的传统节日其实是能构成良好的互补的。我虽非基督徒，但也挺喜欢在圣诞节时去教堂，因为那个氛围确实很好，当圣诞钟声敲响的时候，牧师会要求大家：请对你身边的人，无论你们相识与否，都祝福一句圣诞快乐。 于是很多陌生人就能在这种氛围下互相祝福，甚至彼此相识。很多平时不那么熟悉的同事、朋友，也可以借此拉近关系。我觉得这对于那些在大城市漂泊，举目无亲的年轻人来说，是种非常好的慰藉。 我不知你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没有，我们大部分的传统节日，无论春节、清明、中秋、还是重阳，几乎都是以“阖家团圆”作为底色的。阖家团圆吃年夜饭、阖家团圆上坟祭祖、阖家团圆吃月饼、阖家团圆登高处……就连七夕这种现在被改造为中国情人节（也是受了西方影响之后改的）的节日，原本的习俗也是家里的女眷聚在一起祭祀“乞巧”。 这种特点，除了儒家重视“亲亲之恩”的思想外，其实是与我们曾长期处于农业社会是很相关的。农业社会，尤其是小农经济，是以家庭生产为单位的，所以这种社会产生并成功保留下来、受到重视的节日，一定会优先协调亲属之间的关系。 可问题恰恰在于，当下的中国，恰恰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城市化社会的生产单位是社会属性的、而非家庭的。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人，存在客观上的需求，要与原本陌生的其他社会人借助节日完成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心灵的互相安慰。否则怎么办？你总不能指望所有在外漂泊、打工的年轻人，只在过年的时候回一趟家，完成传统节日阖家团圆的慰藉与朝圣。其他节日都只能搞什么“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吧？ 所以城市化的现代社会，需要社会公共社交属性更强的现代节日对人们完成心灵的安抚与慰藉。而在我们自身的传统节日没有或者难以完成这种现代化、公共化改造的时候，直接搞一点拿来主义，让年轻人过过圣诞节、万圣节，让他们有机会在外面玩一玩、闹一闹、互相送个祝福、彼此交个朋友，请问这有什么不好呢？ 何况中华文明在其最光辉、最自信的时代，从来都是兼收并蓄的，把洋节拿来自用自古就有，如今有多少人知道“腊八节”其实也是个洋节，它的原型是佛教中的“佛诞日”呢？ 当然我知道，虽然讲了这么多，对很多偏狭的人来说依然是无用的，毕竟如前文所述，很多人“抵制圣诞”本质上不是为了他们口称的大义名分，他们享受的其实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别人身上，非要别人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的那种快感。这种癖好与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甚至也有违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文化。你身为一个现代人，但凡有文明或者有文化一点，我都不建议你这样偏执。 法不禁止即许可，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我不强迫你接受我的想法，你也别逼着我非得按照你的思路行事。说到底，你谁啊你？我就过个节，你凭什么管我？ 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中庸》你总读过吧？ 没读过的话，请您先回家好好学习学习，再回来跟我讨论如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好吗？ 否则，说真的，你连讨论都还不够格。 圣诞节了，让我祝您圣诞快乐，无论您怎样对我，我都在这一天诚心的祝福您。 因为那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我祝您圣诞快乐，并不是想从您那里索求什么，而是为了至少在这一天，完成自己内心的纯净与净化。 子曰：“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当我们自己拥有一颗宽容、自由、对他人温柔的内心时，一个美好的世界，就正在到来的路上。 所以我要说，明知道这会引来有些人的攻击，我依然要说——祝你圣诞快乐。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