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人口普查将至 姓名、收入和健康资料会去哪里？
2026 年 8 月 4 日
在全澳陷入住房危机之际，总理阿尔巴尼斯以及全澳的首席部长周三（15日）举行内阁会议，并共同达成协议，提出了一系列改变租户现状，以及加快建设急需的负担得起的住房目标。 据悉尼晨峰报报道，国家内阁支持住房协议，设定新目标，在五年内建造120万套住宅，并承诺为帮助实现更高目标的各州和地区提供30亿澳元的联邦奖励。 这次内阁会议讨论探讨了医疗资金，但重点是对住房短缺和租金上涨的担忧。 虽然会议还同意在租户权利方面制定国家原则，但没有设定计划的截止日期，而是让每个州和地区协调法律，使房东只能每年提高租金一次，并且不能强制进行“无理由”的驱逐。 报道称，这项新的激励政策改革了去年同意的国家住房协议，将目标从100万套增加到120万套，并承诺对那些做出最多贡献的各州和地区进行“奖励”。 这项新的30亿澳元奖励，名为“新住宅奖励”，是以堪培拉对每个州和地区带来的每套住宅计算的15,000澳元支付，超过早期目标的住宅协议，希望增加20万个居所。 但该付款将于2028年开始，这意味著它将作为奖励而不是预付款。由于各州和地区已经承诺实现100万套住宅的初步协议，因此这项奖励不是按人均支付给各州，而是支付给那些将20万套住宅纳入总数的人。 维州州长安德鲁斯（Daniel Andrews）指出，该州53亿澳元的大型住房建设保证选民，他有一个增加住房供应的计划，同时承诺为区域住房基金提供10亿澳元。 新州州长克里斯•明斯（Chris Minns）也承诺更快地建造更多住房，包括在悉尼计划的新地铁站附近建造更高密度和更高建筑的雄心。 国家内阁会议同意了一项促进邻近交通的中密度和高密度住房的全国规划改革蓝图，同时承诺简化新项目的批准途径。 该协议还承诺所有政府解决住房设计和认证中的缺陷，以提高新建设的质量，特别是公寓。 在有关租户权利原则的问题上，以及澳洲是否需要更严格的法律保护时，阿尔巴尼斯表示，国家内阁无法立即“切换”并改变全国的法律。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供应，这就是为甚么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供应上，”阿尔巴尼斯说。 在被问及新的租户原则何时会得以实施时，阿尔巴尼斯表示：“尽快”。 阿尔巴尼斯补充说，联邦政府在租金控制方面“完全”无权，因为租金管制是各州和地区的事情。 据报道，各地受房源影响，租金不断上涨，而悉尼租金正逐步逼近每周$1,000元，但政府不同意为租金设上限，此举令澳洲绿党极为不满。 绿党的住房发言人马克斯（Max Chandler-Mather）抨击国家内阁的协议“虚有其表”，只是在巩固现状。 绿党一直呼吁将租金冻结两年，然后对每年的租金上涨设定上限。 马克斯表示：“工党只是确定了每年昂贵的租金上涨，并试图将解决住房危机的沉重负担交给首先在这个危机中创造危机的房地产开发商。” 马克斯说，本周三宣布的方案不足以说服绿党打破僵局，支持政府的100亿美元的澳大利亚未来住房基金（HAFF），该基金在参议院陷入僵局。 当被问及是否确信自己在投票上已经做足够的努力让绿党支持时，阿尔巴尼斯表示，他没有整天想著绿党，但这一宣布显示各州和地区政府对供应问题的严重关切。 “这是对租金施加下行压力并帮助租户的关键，除了我们已经同意的明智租户权利外，”阿尔巴尼斯说。 绿党在六月份与联盟一起否决住房法案后，政府在八月初将HAFF法案重新提交众议院，并计划在十月份将其提交上议院。 马克斯表示，尽管对本周三的宣布感到失望，但该党仍然愿意就HAFF进行谈判。 如果参议院在十月份未能通过HAFF法案，该法案可能成为解散议会的导火索线。
导读 1.李建是中部省份一开发区财政部门的负责人，他今年干的一件事情是清理区内的空壳企业。 2.一年下来，不少时间都拿来应付各项检查，而且这些机构来检查的时候存在交叉，每次来都要准备很多材料。 3.今年田然的一项主要工作是争取上级的支持，从原来的不愿意、不会干、不想干，到现在必须主动干。 8月2日，上午7点30分，陈康（化名）赶到了自己办公室，办公室外已经排起了一队人，陈康扫了一眼，都是县区平行部门和乡镇来要钱的，对陈康而言，如此景况，已是常态，有时候他一上午都出不了办公室。 “来要钱的部门都是有理由、有需求的，但是没钱，只能多沟通多交流，”陈康说，“以前还可以从基金预算（土地出让收入）安排资金，现在哪有资金去安排”。 陈康是中部一县的财政局局长，年初的时候，县领导还要求财政出钱投资项目，陈康以没钱为理由硬顶了回去，现在领导已经不催投资了，对财政就一个要求：保证三保，保证工资。 “大发改小财政”，这是中国行政体系中的一句俗语，意思是在省级及省级以上，发改在政府职能部委中更具份量，而在省级以下，一地的财政局则更关乎体系的运作，财政局局长也是每个地区行政体系和经济运行中的关键角色。 在2023年上半年，这个关键角色却迎来了一些挑战，首当其冲的是维持财政正常运行的挑战。 陈康说，财政收入不及预期，尽管从已经公布的数据来看，各地财力得到了持续恢复，但陈康也解释，这种恢复一方面是因为去年的基数低，其次也有一些技术调整手段的原因，比如，其所在地区上半年的耕地占用税，基本是用政府投资或者城投项目开工缴纳的，而且是财政给资金代缴，等于左手倒右手。 支出方面，陈康面临的挑战是：财政供养人员保障压力大；机关事业退休人员不断增多，导致在职缴费人数和退休人数的供养比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供给压力大；落实上级惠企纾困、稳增长系列政策产生的增支；政府债券还本付息进入高峰期。 为了应付这些收入和支出方面的变化，陈康认为下半年的工作，首先就是要“应收尽收”；其次就是多跑上级部门，争取资金支持；再次便是多储备专项债项目；最后继续盘盘家底，看看还有什么可以盘活的资产。 平衡收支外，一些地方财政局局长在各种巡查和检查中度过了上半年，一位中部地区的财政局局长认为他有“四分之三的精力都在应付检查”，其中包括PPP项目清理，本级政府和上级政府的巡查。 另一位地方财政部门负责人提到了目前财政局长甚至开始成了一个“烫手山药”，成为一个“令人嫌弃”的职务，他的分析是一方面财政需要专业性的干部，另一方面是因为财政工作现在不好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财政局长的三件大事 李建（化名）是中部省份一开发区财政部门的负责人，他今年干的一件事情是清理区内的空壳企业。 所谓空壳企业是指在当地没有实际业务，只走账交税赚取当地财政返还的企业，这些企业此前能够起到做大财政收入数据的作用。“财政压力太大了，而且在财政支出的大盘子里，财政返还支出排序比较靠后，到了这个时候，甚至可能没钱返还”，李建说。 李建说，每年空壳公司大约带来3亿元税收，按照事先协定好的返还比例，财政应有部分资金来返还企业的，毕竟每级财政有一定财力分成，但是库款调度后，实际到账资金不一定会有那么多，而且按照支出的轻重缓急，就轮不到给空壳公司返还。因此，李建在今年上半年取消了和辖区内多家空壳公司税收返还方面的合作。 李建所在的开发区以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主要税源，今年上半年税收维持了正增长，主要因为去年留底退税的低基数，但企业所得税并未出现显著增长。 李建今年上半年的另一项重大工作是在上级部门的指导下，将辖区内的隐形债务清零。隐性债务清零的地区，上级部门将给予资金奖励。 李建介绍，他们并没有按照去年多省市以专项债置换的形式实现债务清零，而是用“表外并表内，上级并下级”的方式，比如其所在辖区的债务实际上是让上级的城投并走了。 李建干的第三件事情是包装专项债项目，所谓包装专项债项目是指，将一些并不完全达标的项目包装为符合专项债申请要求的项目，这一工作一般都是交给专业的第三方来做。“现在包装专项债项目非常‘卷’，虽然很多地区都会包装专项债项目，但依然担心将来被追责，不过也没办法，当前财政压力太大，需要时间换空间。资金下来，可以弥补其他各项支出的不足。” 在上述三件事外，除了日常的调度库款，财源建设等工作，李建还有一件大事：应付检查。“四分之三的精力在应付检查”，李建称，这些检查、巡查包括PPP项目清理、本地政府巡查、省委巡视和领导的经济责任审计等。 写材料 晚上9点半，郑庄（化名）回到了办公室，再次回到办公室是因为和上级检查部门人员进行交流沟通后需要准备材料。 郑庄说，每年省级的审计部门，审计署的特派办，市里的审计，县区里的审计，财政部的监管局，还有巡视组……一年下来，不少时间都拿来应付各项检查，而且这些机构来检查的时候存在交叉，每次来都要准备很多材料。 郑庄是某县级市财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每天上午8点到办公室，基本上每天到家都得晚上10点后，主要工作就是写材料以及应付上访要账。“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这半年，有意义的事情一项没干，除了应付检查，就是搞专项债项目、做预算，”郑庄说。 郑庄发现目前上级部门要求越来越细了。郑庄是一个有20年烟龄的老烟枪，他以烟为例形容上级部门对文件资料要求的细化程度：以前资料就是需要写清楚一根烟是怎么组成的，现在就要求详细到烟嘴什么味道？烟丝产地是哪里？烟丝烟嘴是否合格？甚至会细化到诸如一根烟有多少根烟丝这样的问题。“现在上级要求的材料细化了最少30倍，这也导致下面很多单位在增加人数，增加的也不是纯粹的业务人员“，郑庄说。 郑庄所在地，以前档案管理部门有2人，现在扩充到30人。 最多的时候，郑庄一天给上级报表加材料10份。“很多材料都是为了应付而应付，”郑庄说，相比起应付检查准备资料这些事情，他的主业反而做的更简单了，用的精力更少了，写材料排在了财政主业前面。 谈起本地最主要的工作收支情况，郑庄说，因为去年留抵退税的原因，税收增幅较高，若是去掉留抵退税因素，税收只是略有增幅，但是非税收入下滑得很厉害。“现在的非税收入是一年不如一年，土地收入也下滑得厉害，本地的资产资源早就给本地国企了，罚没收入也没增长。” 财政局长不好干 作为一位地级市财政部门的负责人，田然（化名）觉得今年是他从事财政工作20多年来最困难的一年。“今年财政工作难干，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很多地方财政局长成了一个‘令人嫌弃’的职位，没人愿意去。一个原因可能是财政需要专业性干部，其次现在财政工作不好做了，收入上不来，但是刚性支出还不断增加，”田然感叹道，“这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其所在的地区，“三保”还没有出问题，但据他了解，同省的不少地区“三保”已经出现了问题。 2022年底，田然对第二年做了较好的预期，但现实并未如田然的预测。田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主体并未如预期般活跃，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信心也不足。“前阵子去政协开会，跟一个实体产业老板聊天，这个老板对经济形势有些担忧，对投资也没有信心，只打算勉强维持。” 田然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财政状况不太乐观，主要是因为各种主体预期变差了，无论是百姓还是企业，都在存钱。 田然对2023年下半年的预算更没底。他开始对比去年预算执行的情况，判断哪些项目可以叫停，哪些项目可以调整。 田然告诉记者，经过三年疫情之后，很多县区的财政已经很脆弱，收支矛盾尖锐，面临较大的收支平衡问题。现在要做的就是调整预判，确定明年的预算盘子。 今年田然的一项主要工作是争取上级的支持，从原来的不愿意、不会干、不想干，到现在必须主动干。“以前的土地出让收入比较多，对上级的资金不够重视”，田然称。 （全文转自新浪财经）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日益加深的经济萎靡进入了一个可能较为危险的新阶段。政策制定制定者面临的最终挑战是如何防止价格下跌导致生产减少、工资降低和需求受抑的螺旋式自我强化。 该报道称，这是中国两年来首次陷入通缩。 据周三（9日）公布的数据描绘出更加黯淡的中国经济前景。由于面对一系列问题，中国经济复苏势头正在减弱。出口加速下滑，青年失业率屡创新高，房地产市场陷入长期低迷。 现在，从钢铁和煤炭等大宗商品到蔬菜和家用电器等日常必需品及消费品，中国正经一场不同寻常的商品价格下跌。这与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在放宽抗疫限制时的情况恰恰相反，目前许多国家仍在努力抑制通货膨胀。 7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0.3%。不过，这可能只是暂时的。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通胀率从6月份的0.4%升至7月份的0.8%，为1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 危险在于，如果价格下降的预期变得根深蒂固，就会进一步削弱需求，加重债务负担，甚至使经济陷入一个使中国政策制定者惯用的刺激措施难以摆脱困境的陷阱。 通缩对于中国这样债务负担沉重的国家来说尤其危险，因为这会增加借款人的偿债成本，并可能促使他们减少消费和投资。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数据，中国的债务总额在2022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三倍，这一比例高于美国。 据该报道，目前，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表示，他们对物价下跌持乐观态度，反驳了有关通缩将持续下去的说法。 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师董丽娟周三对CPI数据进行了解读，认为随著上年同期高基数影响逐步消除，CPI有望逐步回升。 中国的困境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西方国家，通胀飙升促使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多国央行提高利率，试图在不引发经济衰退的情况下给经济增长降温。 美国6月份CPI同比上涨3%，为两年多来最慢升速，欧盟6月份同比通胀率为6.4%，低于5月份的7.1%。 据华日报道称，中国物价的下降可能有助于缓解全球其他地区的通胀压力，因为中国出口商品会变得更便宜。但这也带来了风险：大量中国制造的低价商品或将冲击外国竞争对手，并导致发达国家的人失业。 对于中国来说，没有出现通胀反映出国内经济的失衡，其特点是供应充足而内需低迷，经济学家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政府为家庭提供的社会保障支持太少。
澳大利亚商业理事会（BCA）在周三（8月9日）发布的一份关于移民改革的报告中表示，住房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糟糕的政策，而非移民数量。 该报告警告称，澳洲“缓慢或复杂的移民体系”正在阻碍国家的发展。 该报告试图否定后疫情时期移民激增导致国家住房危机的说法，声称问题实际上是政策和规划不善所致。 报告强调，“政府必须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将移民作为不善规划的替罪羊。” 据澳洲新闻网报道，这一报告受到澳大利亚执政党联盟的批评，反对党内政事务发言人、自由党参议员詹姆斯．帕特森（James Paterson）将该团体的干预称为“不合时宜”。 帕特森参议员表示：“移民的步伐和速度绝对是公众辩论的合理问题；以及这对社区服务的影响也是非常合理的，尤其是住房问题。” 帕特森继续表示：“商界仅仅对人们的租金、抵押贷款以及他们进入住房市场的能力所造成的影响置之不理，这是极其脱离实际的。” “我认为他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没有为澳大利亚人提供足够的住房，如果我们想确保我们能够欢迎移民，我们就必须继续完成这项任务。”帕特森说。 商业理事会的报告指出，移民数量的预测，预计到2026年中期将有额外124万名移民抵达澳大利亚，反映了澳大利亚在COVID-19疫情期间关闭国际边境后的“重新平衡”。 报告还指出，创纪录的住房短缺不是由移民引起的，减少移民也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自2016-17年以来，新的住房供应增长一直在下降，特别是新的公寓和其他中密度住宅方面，”报告写道。 近几周来，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因为政府在推动“澳大利亚住房未来基金”（Housing Australia Future Fund，简称HAFF）立法过程中卡在了参议院。 如果该法案获得立法，价值100亿澳元的HAFF将每年至少投入5亿澳元用于建设新的可负担房屋，政府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建设3万个住宅。 然而，绿党反对该法案，他们表示，政府必须更进一步，加倍提供租金补贴，十年内建设22.5万个低租金的公共住房，并与各州和地区协调全国性的租金冻结。 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建模，绿党的提案预计在未来十年内将花费690亿澳元。 据报道，内阁将于下周三在布里斯本举行会议，推进有关住房供应和租户权利的讨论。 澳洲总理在星期三的议会质询时表示：“国家住房协议非常重要。这涉及土地出让、分区，确保我们增加供应，因为这将产生重大影响。”他希望下周的会议能取得满意的结果。 然而，关于租金冻结的协调，在新南威尔士州和西澳州的工党政府拒绝了绿党的要求后似乎已经注定失败。
据澳洲人报报道，数百万房主和投资者将迎来市政费的剧烈上涨，上涨幅度高达98%，这势必加剧生活成本和住房危机的问题。 在脱离新冠疫情、步入通胀飙升时期后，澳洲地方政府在2023-24财年的第一季度提出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市政费上调幅度，许多市政府正陷入财政存续困境。 受到通货膨胀、新冠疫情干扰、劳动力短缺以及不断攀升的燃油和道路桥梁建设成本的影响，地方政府正面临严重赤字压力，不得不申请超过法定上限的市政费调整。 然而，一些缴费者，包括房主、房东和企业，纷纷抱怨称，在利率上升和通货膨胀背景下，拟议的市政费上调将迫使他们停业，甚至被迫离开家园。 各个州和城市的市政费上调幅度各不相同，其中有上限、挂钩、不同评估水平和独立商业计划等因素，但总体而言，市政费普遍上涨，新州的涨幅最为显著。 在维州，立法规定市政费上限为一般费率的涨幅限制在3.5%，而珀斯、布里斯本、阿德莱德和霍巴特等城市的市政府，针对自住业主的一般费率都有所上涨，但涨幅低于悉尼。 珀斯、布里斯本、阿德莱德和霍巴特市政府都因为居民面临生活成本和住房压力，试图压制一般费率的涨幅，但其他费用却在上涨，非住宅费率的缴费者面临较大的涨幅。 尽管新州和维州有州政府立法规定的费率上限，但新州各市政府，包括悉尼西区、南海岸、中西部、西北部和雪山地区，均获得特别许可，将费率和收费提高至创纪录的水平，达到全国之最。 例如，悉尼西区Strathfield市政府计划在四年内将费率上调98.2%；堪培拉的邻市Queanbeyan市政府在三年内获准将费率上调64.3%；Armidale地区和Walcha地区分别在三年内将费率上调58%和57%；Bega Valley Shire则计划在两年内将费率上调48.3%。 这意味著Strathfield的缴费者将从最低的580澳元上涨至2023-24年的1,040澳元，再上涨至2024-25年的1,200澳元。 蓝山（Blue Mountains）地区的Lithgow市政府在短短一年内实施了高达45.78%的涨幅，其中还包括对该地区采矿公司的涨幅高达134%，这是新州独立定价与监管法庭有史以来批准的一年内最高涨幅。 联邦地方政府部长克里斯蒂．麦克贝恩（Kristy McBain）曾任Bega Valley市长，她表示阿尔巴尼斯政府意识到市府面临压力。她表示：“这就是为甚么我们要推出创纪录的资金，以确保市府能够优先处理地方事务，包括道路和社区基础设施。”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的财务危机受到关注，过去一周股票和债券价格大跌，并遭国际信评机构下调评级，新股配售计画传出喊停。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房地产业问题，距真正解决仍遥不可及。 自从中国官方强力监管房地产开发产业以来，不动产企业面临财务困境已不是什么新闻。然而过去一周，中国房地产巨头碧桂园面临的动荡仍令市场感到不安与担忧，显示不动产业的危机仍然是如此根深蒂固。 据华尔街日报、香港经济日报报导，过去一周，碧桂园的股票和债券价格大幅下跌，同时市场传出，碧桂园取消了一项配股计画。更有传言称，佛山副市长带队的工作组已经进驻。 诸多传言迫使桂碧园出面澄清，强调工作组进驻纯属不实消息。至于新股配售，目前并未就建议交易订立最终协议，现阶段也不考虑建议交易。然而，这些说法显然无法安抚投资人的担忧，桂碧园连日走跌显示出市场信心逐渐丧失。 报导提到，7月底时，中国政府宣布要推出一系列更加宽松的政策振兴房地产市场，一度鼓舞投资人信心，并反映在股价上，然而庆祝行情持续不了太久便被打还原型。 报导引述不动产分析机构克而瑞的数据指出，今年7月，中国百大房地产开发商的合约销售额年减33%，仅碧桂园，销售额年减高达60%；今年前7个月，百大开发商的销售总额年减5%。单就7月，已经抹去了中国松绑疫情管制以来的进展。 报导指出，销售额骤降代表可以用于偿还债务和完成建案的现金减少，碧桂园今年预计将有近20亿美元（约新台币636亿元）的债券到期，或有资格提前赎回。 同时，国际金融评级机构穆迪（Moody’s）于3日调整碧桂园的信评由Ba3降至B1。根据穆迪的评定标准，Ba3与B1都属于“非投资等级”的风险债券，然而B1的信用风险较Ba3更高。 报导指出，过去碧桂园曾被认为是屹立不摇、实力坚强的民营开发商之一。然而，当一片低迷垄罩房地产市场时，象征没有哪家开发商是真正安全的。“对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来说，这轮楼市热潮犹如一波云霄飞车的行情，馀波将持续很长时间，或许最痛苦的时候还没有到”。
最新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加息措施已将工薪家庭的通货膨胀率推高至近10%。面对生活成本的紧缩，创纪录数量的澳大利亚人正在通过承担多份工作来缓解危机。目前有95万澳大利亚人从事一份以上的工作，在过去的12个月中增加了8.9万人，其中在餐饮、社区、教育和行政部门工作的人数大幅增加。 据悉尼晨锋报报道，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有六分之一从事多份工作的人或超过15.5万人在卫生和社会援助领域工作，这个数字自2011年以来几乎翻了一番。纳塔莎．皮科洛（Natasha Piccolo）就是其中之一，除了担任朝九晚五的语言病理学家外，她还有两份额外的“副业”工作——分别是《平衡理论》（The Balance Theory）的作者和 Pina Piccolina 公司的小老板，为悉尼一些活动提供意大利冰淇淋。 数据显示，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拥有一份以上的工作，青少年和20岁出头的人也是如此。同时，担任多份工作的人的工作周长往往比只有一份工作的人多出5个小时。 然而，伴随著多份工作的激增，通货膨胀率也在上升。统计局本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有抵押贷款的人受到的冲击最大。传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追踪的是新建房屋的成本，而统计局的另一项通胀指标包括抵押贷款利息。它还考虑到社区中不同群体的具体支出模式，包括领取养老金的人、自筹资金的退休人员和领取所有福利金的人。 对于工薪家庭来说，利率的大幅上升——在截至6月份的12个月里上升了近4个百分点——将实际通货膨胀率推高至9.6%。同期，官方消费者价格指数攀升了6%。过去12个月，工薪家庭的抵押贷款成本攀升了91.1%。9.6%的通货膨胀率是自1986年以来所有通胀指标中的最高值。尽管自筹资金退休人员（6.3%）和领取老年金者（6.7%）的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但所有群体的通货膨胀率都高于官方消费者价格指数。 在此背景下，皮科洛和丈夫购买的西悉尼房子让他们面临生活成本危机和为人父母的双重压力。皮科洛表示：“如果没有这些副业，我们只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灵活性，是因为我们有多种收入来源，但这并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 尽管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连续第二个月维持官方利率不变，但澳洲国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阿兰．奥斯特（Alan Oster）仍预计，储备银行将在年底时再次加息，将利率提高至4.35%。然而，奥斯特认为，到明年下半年，储备银行将不得不开始降息，以应对预期中的经济增长减缓和失业率上升。他预测，利率的降息可能会在2024年8月开始，将现金利率恢复到3%左右。
中国亟欲扩大民众消费来提振经济，官媒经济日报今天报导，民众要有钱才敢消费，而要增加民众口袋里的钱，就要让民众能借由股票基金等管道赚钱，这便要优化投资环境及上市公司质素等。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7月31日公布“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围绕6方面提出20条政策，希望释放消费潜力，提振经济。 对此，经济日报今天的报导指出，民众要“有钱才能消费、才敢消费”，这要设法提高民众财产性收入，让民众能借由股票、基金等管道赚钱，从而增加消费意愿及消费能力。 报导指出，中国有2亿多股民，7亿多持有基金的民众，资本市场潜在购买力不可小觑。但当前资本市场权益类资产估值水平总体偏低，中小投资者获得感普遍不足。 报导认为要多措并举提升市场活跃度，推动股市走出“慢牛”格局，这包括要壮大理性成熟的专业投资力量，令各类中长期资金能畅通入市，不断放宽中长期资金入市比例和范围，引导“长钱长投”。 另一方面，要更大力度培育专业机构投资者，提升专业投研能力，增加投资者的收入。 报导又指，要持续提升上市公司的质量，支持上市公司借由并购重组等方式做大、做优、做强，创造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吸引消费者消费。 同时，还要引导上市公司建立常态化分红机制，提高现金分红比例，以真金白银回报投资者，并采取更多注销式回购维持股价稳定。 报导表示，要优化投资交易环境，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越稳定，后顾之忧越少，消费意愿越强；及要不断推进资本市场监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严从快打击操纵股价、内幕交易、欺诈上市等违法违规活动，减少赌博与投机，确保市场公平、公正、透明，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4日召开会议，宣示下半年经济政策方向，罕见提出了“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以及“适时调整房地产政策”，翌日A股全面大涨。
继宣布与小鹏合作后，德国大众汽车正与另一家中国电动车企零跑谈判，并预计将其技术用于旗下的捷达（Jetta）。 综合德国之声等媒体报导，与小鹏合作方式不同，这次大众（Volkswagen）可能会买断零跑的某一代平台技术，用于旗下的品牌捷达。 捷达是大众在中国市场经营多年的品牌，以较低的价格吸引年轻顾客。 零跑董事长朱江明表示，与外国企业建立伙伴关系的谈判已到较深入的阶段。其中一家电动车领域的企业可能将在海外生产零跑汽车研发的车款。 据报道，德国大众汽车 7月26日宣布，与小鹏汽车（XPENG）达成技术合作架构协议，将斥资7亿美元收购小鹏约4.99%的股权，共同开发两款针对中国市场的大众中型电动汽车。 同时，大众中国也宣布，旗下高级品牌奥迪（Audi）已与上海汽车集团签署战略备忘录，共同开发高阶电动汽车。奥迪将借此推出全新的电动车型，进入此前在中国尚未进入的细分市场。 据华尔街日报导，此前，大众等外国汽车制造商还要与中国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才能进入中国市场；外国车企则为中国带来技术专长与工程知识。 但是，随著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飞速发展，大众等老牌企业出于不同原因，开始不得不主动寻求中国同行的帮助。 报导指出，在补贴政策以及特斯拉带来投资和竞争的推动下，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已跃居全球最大。中国公司在电池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 小鹏在6月份推出的中型SUV小鹏G6，可能会在2023年下半年为业绩带来助益。在这场大战中，获得大众这个股东无疑是个加分项。
据《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澳大利亚储备银行（RBA）在本周二（8月1日）的会议上决定将现金利率保持在4.1%，但表示未来可能需要加息。新的预测显示，通胀率可能要等到2025年底才能回到澳储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行长Philip Lowe表示，暂停加息将给银行更多时间来评估到目前为止加息对经济的影响以及未来的经济前景。“更高的利率将有助于实现经济供需之间更加可持续的平衡。” 尽管暂停加息，Lowe称，未来几个月可能仍需要加息，以将通胀率拉低至2%至3%的目标区间。“货币政策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收紧，以确保通胀率在合理的时间内回到目标区间。” 据Lowe透露，通胀率可能要等到2025年底才能回到2%至3%的目标区间。此前，央行预测通胀率将在2025年6月回到这一区间。 9月5日的董事会将是Lowe的最后一次参加。澳洲财长Jim Chalmers在上月宣布，澳储行副行长Michele Bullock将于9月18日接替Lowe成为行长。 虽然通胀率依然处于较高水平，但Lowe表示，自2022年5月以来进行的连续12次加息还没有完全对经济产生影响。现金利率的变化需要12个月至18个月才能对家庭和商家产生影响。 在过去一年中，承担了房贷的320万家庭感受到了快速加息的影响。一些家庭的月供甚至增加了超过1,000澳元。对于贷款额度为50万澳元的家庭来说，现在的月供比2022年5月时增加了1,134澳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