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冬奥运会将于2月4日登场，但过去几天来，抵达北京出席冬奥的人员检测出Covid-19阳性的人数大增，其中有数十人是运动员，他们能否如期参赛成为未知数。 北京冬奥组委会2月3日公布，冬奥相关人员新增55名Covid-19感染者，较前一天公布的数字又多了23人。北京冬奥医疗小组首席专家麦克洛斯基（Brian McCloskey）表示，新增感染者中有29人是在抵达北京机场时被验出阳性，另有26人是在冬奥人员与外界分隔的“闭环”管理中被验出阳性。 麦克洛斯基2日曾表示，大多数感染者都是无症状，即使入院治疗的感染者，症状也并不严重。 路透报导，北京将所有冬奥参赛者纳入“闭环”，所有人员须搭乘官方安排的运输系统在选手村与比赛场地之间移动，严格禁止与一般大众接触。即使所有相关人员在前往北京前都已在指定机构接受核酸检测，两次检测阴性才能放行并进入“闭环”，但“闭环”中所有人员仍须每天接受病毒检测，以迅即揪出感染者。 参加冬奥女子俯卧式雪橇项目的比利时选手梅尔曼丝（Kim Meylemans），上月底抵达北京时验出阳性，因此被送往隔离设施隔离3天，接受多次检测确认恢复阴性后才得以进入冬奥选手村。2月2日她取得检测阴性报告后，原以为可解除隔离，不料却被送上救护车载往另一处隔离设施，要再隔离7天。 路透报导，当天，25岁的梅尔曼丝在Instagram发布影片,她在隔离房间内痛哭诉说“这对我来说显然非常困难，所以我请求你们再给我一些时间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因为我不确定能否应付再隔离14天，然后再参加奥运”。 在 Instagram 查看这篇帖子 Kim Meylemans (@kimmeylemans) 分享的帖子 梅尔曼丝在先前隔离3天期间，也发文哀叹其他选手都已上场练习，她却只能在隔离房间内自主训练。 由众多奥运选手参与的倡议组织“全球运动员”（Global Athlete）抨击梅尔曼丝所受待遇“令人完全无法接受”。国际奥会（IOC）3日也发表声明，表示在该会及比利时奥会介入后，梅尔曼丝已解除隔离，进入位于北京延庆的选手村。 越来越多国家选择与Covid-19共存，但中国迄今仍采取“清零”政策，严格控管边境，几乎取消所有国际航班。 美国之音报导，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分子生物学家埃布赖特（Richard Ebright）认为，在Omicron肆虐下举办赛事风险很高。他认为，在Omicron这波疫情之下举办奥运，要维持参加者中不出现上千人感染，或阻止疫情向公众扩散，对中国来说具有挑战，“审慎的做法是延后或取消比赛”。 不过一些人士认为，中国无论如何都会让冬奥举行下去。得过八面冬奥奖牌的美国短道速滑运动员大野（Apolo Ohno）就对美国《滚石杂志》说：“中国已经做了决定，他们会强行去做。他们不会取消比赛。”
台湾烟酒股份有限公司购入遭中国拒收的产自立陶宛的2万400瓶深色朗姆酒，在台湾开卖后就被秒杀。2月1日大年初一，台酒12间观光酒厂上午9时30分开卖，不到1小时就完售。 中央社报导，台酒董事长丁彦哲表示，大年初一当天，12间观光酒厂一大早就吸引民众大排长龙，现场以发号码牌的方式，每人限量一瓶，上架开卖不到一小时，都已经完售，“台湾乡亲真的很可爱，说要用新台币给他下架”。 丁彦哲说，原本预计首批年前赶工出货6000瓶，配送到全省既有的各大通路，也已赶在年前配送完成，并且在包材厂全力支援下增加到9000多瓶；丁彦哲说，他也要求团体大宗订单延到年后交货，优先让民众购买，至于剩下的近万瓶将在年后配送到各大通路，民众届时可在各通路购买。 由于深色朗姆酒二波上架均造成热销，台酒将进一步评估长期合作的新商机，丁彦哲表示，原本就有在接洽，短期单批次的销售跟长期合作是不同的，市场反应度外也要进一步进行新品项及通路等的评估，已经请对方提供更多主力产品资讯。 立陶宛MV Group Production（MV公司）生产的2万400瓶深色朗姆酒成品酒，原订销往中国，后因立国与台湾深化关系并互设办事处，去年12月突遭中方拒收而漂流海上；台酒公司1月3日宣布义气相挺，全数转购入台湾，18日晚间运抵基隆港。
据法新社报导，人权观察”组织研究员、专研性别平权的美国法学学者索瑞逊2日表示，他于去年获香港大学法律学院聘用为助理教授，负责教授人权法。先前受到COVID-19疫情影响，他一直在通过线上远距授课，并于5个月前开始申请入港签证，但近日签证遭拒，他也失去港大的教职。 索瑞逊称，港府并未说明拒签原因，仅在入境事务处官网上公告申请遭拒。 香港入境处则回复称，不评论个别个案，入境处会按照相关法律和政策处理每宗申请。 索瑞逊曾在美国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任教，目前担任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性别平权研究员。该组织曾屡次批判中国的人权纪录，包括在香港镇压民运。 人权观察组织称，此举再度重创香港学术自由重镇的声望。人权观察中国分部表示：“香港当局拒发签证给学者之举，目的就是要将学术机构‘习近平化’，这实在非常可惜。” 在亚洲高等学府中，香港大学排名向来名列前茅，不过2019年爆发大规模民主示威运动后，香港各大学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波及。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与台湾大学机械系教授潘国隆1月30日于台北美福大饭店举办结婚典礼。台湾总统府秘书长李大维、外交部长吴钊燮、国安会副秘书长徐斯俭等官员，以及澳洲、欧洲等地驻台领事到场祝贺，但并未上台致词。 欧江安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潘国隆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机械与航太工程系博士，两人透过学校活动认识。证婚人透露，欧江安与潘国隆2019年首次见面，当时并不熟，直到2020年普林斯顿大学在台湾举办活动，欧江安以贵宾身分参加，校友潘国隆也与会；活动结束后，欧江安离开会场，随即更换比较轻便的鞋子，没想到后面有人叫她的名字。 “江安当时其实是想，怎么有个冒失鬼在这个场合叫我的名字。她往后看，没想到在她回头一看以及微笑，就融化了国隆的心。”证婚人说。据了解，两人那次有了散步、聊天的机会，才逐渐拉近距离，也发现共同兴趣，那就是打网球。 欧江安今年47岁，潘国隆比她年长2岁，但在欧江安口中，潘国隆却像是个大男孩，平时穿著相当随性、轻便；欧江安谈起先生时，总称赞他聪明、优秀、专业。两人已于去年七月登记结婚，因疫情延后举办婚宴。
台湾对是否派人出席北京冬奥会的开幕闭幕式一事态度不断转变。台湾的中华奥委会台北时间31日深夜发出新闻稿说，决定派员出席北京冬奥开闭幕式。几天前，台湾体育署还称不参加开幕式。 中华奥委会发布新闻稿表示，近日多次接获国际奥委会通知，要求所有 2022 年北京冬奥代表团都能配合派员出席开闭幕典礼。中华奥委会近日与体育署等相关单位磋商后，在兼顾防疫与团员健康前提下，决定调整规划，配合政策派员出席开闭幕典礼。 台湾教育部体育署上月28日表示，中华台北代表团成员未能在冬奥2月4日的开幕式当天全部飞抵北京，加上疫情管控措施、长途飞行、时差等等因素，基于保护选手的原则，将不参加开幕式。 中华奥委会解释称，国际奥委会表达理解因全球疫情带来的疑虑，以及保护选手和团员健康的用心，但也请中华奥委会了解，国际奥委会将全力协助，强调代表团可以在冬奥期间的闭环式赛事泡泡内安全运作，包含相关典礼活动。中华奥委会指出，基于国际奥委会于近日数度提供详尽的说明，在遵循奥林匹克团结的基本原则，以及双方良好沟通及相互理解下，中华奥委会允诺将再与代表团成员沟通，做好各项防疫准备，并尽力克服航班困难，在兼顾防疫与团员健康的最大化原则下，依国际奥会建议派员参加开闭幕式。 对于这次中华奥委会决定的“大转弯”，有台湾人权团体，包括西藏、香港与东突厥斯坦的人权倡议团体，表明要给予最严厉的谴责。团体的声明说，此举，形同台湾代表队为中国的人权侵害背书。中共政权持续且不知悔改的人权侵害之下，各国政府、国会、全球公民社会与人权组织，早已发起一波波抵制北京冬奥的行动，如今中共政权办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道德正当性，早已荡然无存。 声明还说，国际奥会口说“奥运团结精神”，但面临国际人权团体的质疑，面对西藏、新疆维吾尔、南蒙古、香港、中国与台湾团体长期对冬奥主办国中国侵害人权违背主办国承诺，国际奥会却总是回避回应、言词闪烁，甚至在中国网球选手彭帅因为公布自身遭受权势性侵经历，而遭到禁言、甚至下落不明期间，国际奥委会在网坛与国际社会的质疑声浪中，甘为中共擦脂抹粉，塑造彭帅没有受到国家公权力胁迫的假象。团体还要求台湾立法院与监察院应予监督与究责。
北京冬奥会4日开幕，台湾选手日前已经前往北京接受“闭环”检测及练习。近日，台湾竞速滑冰选手黄郁婷在IG上传一张身穿因有“china”字样的中国队服练习的照片，引发争议。黄郁婷随后下架影片并表示，“运动归运动，在运动界里，我们没有国籍之分，大家赛场下都是很要好的朋友，我也不想要模糊焦点”。 黄郁婷3日下午4点，再度贴出76字声明回应外界热议，她写道“感谢教育部潘部长来电转达 蔡总统以及行政院苏院长关怀之意及替我们加油，我们会努力奋斗为台湾争取最大的荣誉。也谢谢所有替我加油的人，我会谨守本心，不忘初衷！” 而针对网路上出现应该取消她国家代表队资格的声浪，体育署副署长林哲宏回应：“不会取消黄郁婷资格。”林哲宏表示黄郁婷“就是敏感度不足”，没有严重到要对她进行惩罚，而林哲宏也表示，将会和冬奥代表团的选手和教练再沟通，请他们注意在社群网路上的发言。 事件引发蓝绿营政要纷纷发表看法。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认为，黄郁婷事后却不认为这件事本身有问题，这种“背叛”的感受才是民众怒气来源；中广董事长赵少康也指出，国家花这么多钱派13个成员陪4名选手出征，不应只是让选手去结交朋友，黄郁婷的行为和言论伤害很多台湾人的情感。 国民党立委廖婉汝向中央社表示，中华代表队也有制服，黄郁婷会穿中国队服或许有一些因素，如果不是刻意的，只是选手间的活动，放上网难免会引发一些争议；既然台湾已经派员参加，希望黄郁婷能代表台湾好好表现、争取好成绩。
台北市警察局中山分局圆山派出所有12名警员集资3万多元，1月30日购买“200万超级红包”刮刮乐，当大家一张一张开始刮开后，没想到刮到其中一张“游戏2”时，6个奖区数字一一浮现，宾果，竟然刮中了100万元。 据苹果日报报导，参与集资的警员张雄俊表示，派出所每年都会集资买刮刮乐，今年一样12名同事，每人出资3000元集资3万6，30日晚9时许买回来并等所有人集合后，便开始刮开兑奖；刮中的张宏俊说，当时刮前两个奖区都没中奖，第三兑奖区时，前两个是100万，又再刮的时候，出现1接著逗号时，他就有中奖的感觉。 全部刮开后，确定刮中100万，所有同事都很开心。至于奖金分配，经一众警员协商后，他们决定给投注站老板封8,000元红包是，其馀警员每人分得6万元，剩馀款项则将用于公益用途。
1月31日，前香港立法局议员、香港圣公会的冯智活牧师，和一直关注人权的天主教甘浩望神父，一清早到香港政府总部正门递交来自全球14位天主教和基督教领袖的联署信，呼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释放黎智英和其他政治犯，特首办派代表接收。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冯智活牧师称，联署信由14位来自欧洲、北美和亚洲的基督教和天主教领袖组成的国际联盟向林郑特首发出，形容“现时行动只是开始”，港人和国际社会站出来声援香港政治犯。 冯智活说：他们所有人的付出，他们的受苦比我们多很多倍。如果我们都畏缩，是非常对不起他们。不合理的事，需要更多人出来发声、指出、纠正。每个人都要平衡风险，但我相信真理必胜。特别有信仰不需恐惧，因上帝会纠正所有错误。 联署信称，年届74岁的黎智英因多项《港区国安法》罪名被关押，恐于狱中渡过馀生。当中强调，黎智英致力争取民主，其创立的壹传媒和《苹果日报》为香港公民言论空间作出贡献，并相信黎智英正行使受《基本法》、《中英联合声明》和“一国两制”原则下保障的言论、思想和政治表达的自由权利，呼吁林郑和港府“及时纠正错误”。 甘浩望神父则对自称是天主教徒的林郑特首喊话，希望她能听见主的呼唤。对于是否担心日后受到打压， 甘神父则称，未来的事难以预料，表示“天主要我们勿为明天忧虑……若只为保护自己不发声并非有智慧的做法，现在就是为民主、自由发声的时候。” 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多案缠身，目前因3项非法集结罪成共被判囚20个月，正于赤柱监狱服刑。黎又与6名壹传媒及《苹果日报》高层被指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黎智英被控“勾结境外势力”、“串谋勾结境外势力”、“串谋妨碍司法公正”、“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等罪；另因“泛民初选案”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恐面临最高刑罚终身监禁。
北京清华大学法律学系教授劳东燕1月29在微信公众号“劳燕东飞”上发布题为《直面真实的世界》、长达6000字的文章。该文章仅存活了不到2个小时，就被微信平台删除。劳东燕曾在2016年荣获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第二届首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她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一直努力说真话，也曾声援过被当局打压的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以下是《直面真实的世界》全文。 一、引子 踌躇许久，仍不知道2021年的总结，要从哪里写起。 过去的一年于我而言，算是地过得平静，少了明眼可见的中伤，也不复求而不得的失望。然而，内心的郁结之处并未消散，同时迷茫之感与日俱增。 记得2019年曾读到一句话，大意是，2019年是过去十年中最糟糕的一年，同时也是未来十年里最美好的一年。当时只道是揶揄，如今回看，倒是颇有些洞察先机的意味。 疫情之下，岁月静好的想象终于难以维续，因为兵荒马乱的日子，距离每个人都几乎只有一步之遥。就在不久之前，又一个城市经历了围城之困。谁能保证，武汉与西安所经历的一切，就不会降临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即便没有围城之困，在经济下行和失业降薪的风潮之下，谁又知道前方会有什么遭遇在等着我们？ 在一个到处充斥正能量话语的社会，不安感却像潮水一样，迅速地在全社会蔓延。在不安感的支配下，对自由的追求时常成为被讥讽的对象，而人们对于权力的渐趋集中，对于以安全为名的各式管控，对于以大数据追踪为基础的技术统治，日益表现出无所谓甚至是欢迎的态度。 2020年的我，愤慨与感喟都主要围绕自身的遭遇，试着全面接纳在不期然中降临的中年心态；终究，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或迟或早地要步入中年，从生理到心理。2021年的我，似乎更多觉察到的是周遭的变化，对于周遭世界与很多事物，都被迫经历重新认识的过程。 二、在荒谬中生活 疫情的连锁反应，加上时局的变动，导致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此起彼伏。 发表一份记录疫情下日常生活之种种的日记，得做好被约谈的准备。声援一下因课堂言论被开除的同行，甚至要面临“被精神病”的遭遇；在自媒体的接力呼吁之下，好不容易从精神病院出来，最终却只能在年关来临之际，选择从此别离家乡。 冰天雪地里，怀胎八月的孕妇在医院门外坐等流产，而突发心脏病的老人，以必须核酸检测为由，在无情的等待中失去救治的机会。一位妈妈接到中学放假的女儿，在已通过十八轮核酸检测的情况下，仍被卡点拦着不让回家，在冬日的寒夜彷徨街头直到天明。 山东的某位镇委书记告诫上访人员，有一百种手段“刑事”对方；河南的某位县长更是杀气腾腾地喊话，春节期间要对恶意返乡者先隔离再拘留。 以上种种，多么希望只是个例，可惜不是。那位声称有一百种手段“刑事”上访人员的镇委书记，想必不会认为自己说的内容有错，而只会怪自己政治上幼稚，把不能说而一直在做的事说出了口，还不小心被录了音。的确，她道出的是现实。刑法中多的是手段来对付上访人员，包括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以及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等，都是实务中常用的罪名。 那位在冬日寒夜与女儿一起彷徨街头的妈妈，曾这样哭诉：“如果每一个教训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成为教训的时候，这样是不是太惨痛了？……你们是执法部门，但是天理人情呀，我们是不是把人放在了第一位？” 她的哭诉让人潸然泪下。然而，在这起事件中，究竟谁是为恶者，谁需要对结果负责呢？答案是没有。就像当地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回应的那样，我们无能为力，这个事情也不能说卡点人员做得不对。 一切都是以安全或稳定为名，宣称是为了民众的福祉。可悲的是，无论是医院的保安还是卡点的人员，每个人都在尽忠职守，犹如螺丝钉那样，认真贯彻来自上面的规定，同时却对具体个人的苦难视若无睹，甚至本身就是他人苦难的肇因。 单纯人性的恶，尽管看起来触目惊心，其实并不那么可怕，因为但凡有正常理性的人，都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就像重庆那位男子为实现再婚目的，不惜将一对亲生儿女从高楼抛下，谁都会发出恶魔在人间的斥责。然而，制度造成的恶，因其以日常化甚至是平庸的面目出现，导致人们普遍地不加提防，所以具有高度的传染性。纵观20世纪的浩劫，几乎都是由制度性的恶所造成，恶劣的制度加持人性的黑暗，一再地酿成难以想象的悲剧。 在恍惚中，我听到国家机器在那里嘎吱嘎吱转动的声音，反应敏捷，运作有序，却缺乏任何温情，显得理性而冷酷。在这样的国家机器眼中，抽象的群体至高无上，而具体的成员毫无价值。事实上，作为群体的民众被抬举得越高，作为个体的成员就愈发地无足轻重。两种理念竟能并行不悖地存在，世界就是如此的荒谬。 荒谬的不止于此。当初以自由为名而得以迅猛发展的网络与数据技术，正在成为新的统治工具，给作为社会成员的我们套上日益沉重的枷锁。技术本身以造福于社会为名而被大力倡导，但现实中它们经常被用于监控与操纵，包括进行愚弄。 就比如，个人在朋友圈发布的信息，不时会遇到只有自己可见的情况，而发布者往往还并不知情。同时，与主流不同的声音越来越难以发出，即便侥幸通过发布环节的审查，也会被技术迅速地捕捉。此外，在技术的统治之下，个人被大数据系统所误伤，也经常不知道找谁理论，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地陷入匿名的魔阵之中。 学生时代在王小波的书中读到花剌子模国信使的故事，觉得匪夷所思。怎么会有这样的制度安排呢？凡是给国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国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坏消息难道会因为信使的不传达而消失吗？然而，此种类似于寓言的故事，在现实中一再地上演。 当下的社会治理中，不管什么层级，重要的往往不是出现了相应的问题，而是相应问题是否成为了舆情事件。于是乎，不解决问题，而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成为治理中的惯常手段。把任何有影响力的事件都单纯地当作舆情问题，导致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多。本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最后变成天大的事。 更为荒谬的是，很多被套上枷锁的人，不仅不愤怒于自由的丧失，还颇为怡然自得，就像温水中被煮的青蛙。并且，虽然自己也是被统治者，却特别善于为统治者着想。一切都是为了大局嘛，限制自由算什么，牺牲他人的权益更是不值一提。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普通个人为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被迫承担越来越多的污名。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对于他人的不幸表现出不加掩饰的冷酷，甚至想方设法要从当事人的身上找出错处来。这种下意识的言行，折射出一种颇为微妙的内在心理：那些遭遇不幸的人们，完全（或至少部分）是由于自身的过错所导致，而我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是安全的，不幸不至于降临到我的身上。 可以说，正是真实世界中安全感与稳定预期的严重匮乏，酿生了此类扭曲的自我臆想。当全社会陷入这样的臆想，被害人有错论的泛滥成灾，也就变得容易理解。只有纯洁无辜的被害人才被认为值得同情，而这样的被害人少之又少，人们自然可以心安理得地拒绝施予同情。基本的同情心与同理心，在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稀缺，日渐地成为奢侈品。 三、在迷茫中忙碌 人到中年，突然发现需要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在反思自己是否有些矫情的同时，我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惘然。直面荒谬，又时常无能为力。所以，尽管早过了不惑之年，反而愈加地困惑与迷茫。 公众号停更一年，期间除因出版社的提议而发布过新书的讯息外，没有专门写过或推送过任何文章。偶尔有朋友或学生问起，多是以忙的理由来搪塞。但从内心来说，停更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迷茫。 迷茫首先表现在，但凡涉及社会性的问题，我已经完全不知道，言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也因此不知道自己可以写些什么。当202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揭晓，授予菲律宾记者玛丽亚·蕾莎与俄罗斯《新报》总编辑德米特里·穆拉托夫时，国内报道的是“以表彰二人做出的贡献“，而外媒的报道则是”以表彰二人为捍卫言论ZY做出的贡献“。不知从何时起，言论ZY竟成为讳莫如深的词汇。 迷茫还表现在，除了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之外，我不知道这样的公共写作有什么意义。在公知被普遍污名化的今天，无论是民众还是政府，包括这个时代的青年，都不怎么欢迎指摘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我看过一段视频，是一位年轻女孩挖苦讥讽公知的，被她点名道姓的那些人物，都曾是我们这一代年轻时颇为尊敬的知识界人物。看完之后，心里顿觉一阵寒意，不由地想起鲁迅先生的小说《药》中的人物夏瑜。夏瑜的牺牲有什么意义呢？大概只有作为人血馒头的意义。他为之付出生命的民众，就是那样对待他的。 实际上，不止是公号文章的写作，甚至于对学术写作，我也开始陷于意义的迷茫之中。观察近些年来的法律实践，发现学术性写作除了为个人的安身立命提供些许本钱，原以为的推进中国法治的意义，纯属一厢情愿。法学理论的研究，越来越像学界中人的自娱自乐，表面的繁盛掩盖不了内里的空虚与犬儒。在学术日益内卷化的今天，论文写作的意义往往只在于发表。说到底，在理论对法治的设想与实务对法制的践行日益背道而驰的今天，也不要奢望理论能对实务产生多少影响。 更为迷茫的是，在这一年中，我试着让自己收敛与合规，但终究发现，很多时候都会被逼到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地步。也许，是我的忍耐力不够吧。很多事情，但凡还有一点做人的血性，我都疑惑，怎么能忍得下来。无止境的忍耐，无原则的退让，最终会让自己都鄙视自己，那样苟且地活着，真是枉称为人。反之，不想忍耐的话，就要经常处于愤怒的状态，还可能被认为是麻烦人物，免不了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让人迷茫的还有，关于努力的意义。一直笃信越努力越幸运的我，突然间就陷入迷茫之中，不知道努力的意义何在。这些年来，努力前所未有地贬值，就像遭遇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所谓的“贬值”，不只意味着更多的努力换不来更高的收入，也意味着随着阶层提升渠道的收紧，拼命的努力也不见得能改变自身的命运；“贬值”还意味着，对很多社会问题所作的努力，难以获得真正有意义的改善。 就比如，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法界同行与媒体同仁，这两年在人脸识别的问题上做了不少的努力。两年之前北京地铁在准备推广人脸识别时，因遭遇舆论的反对而搁置；两年之后北京已有五个地铁站悄然推行人脸识别，预计很快就将全面铺开。不止如此，小区、商场、学校等各类公共场合，借疫情防控的东风，人脸识别技术的适用都有愈演愈烈之势。 如果所做的努力没有意义，那我们还要继续选择努力吗？然而，不努力又能如何？恐怕只会使处境更为糟糕。所以，就只能在迷茫中忙碌，在忙碌中迷茫。在努力遭遇断崖式贬值的今天，这样的迷茫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也无怪乎“内卷”与“躺平”，会成为具有时代标志性的关键词。 “内卷”的本意是不必要的复杂化或缺乏进步的自我重复，对于努力的贬值现象，用“马尔萨斯陷阱”来形容可能更为准确。不过，“内卷”的字面意思直白易懂，也比较形象：既然没法对外使力，那就只能卷入内部的过度竞争。在努力的作用微乎其微的情况下，“躺平”也相应成为一种不失明智的处世立场。不再接受打鸡血式的激励，也许是年轻一代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消极的抗争，以部分地消解外在环境对个体的规训吧。 四、在适应中反省 从年轻时候开始，我便认为法治在中国的实现，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只是时间的问题。然而，这种盲目的乐观遭到了现实的痛殴。眼见着依法治国日益地变成以刑治国，法家主义的法制卷土重来，有时会有悲从中来之感。我不算悲观的人，但仍难以完全消化外部环境的冲击带来的沮丧与失望。我很想兜售正能量，但在春节返乡也要被冠以恶意的年代，实在是说不出口。在程式化的政治话语漫天飞舞的时代，作为学者，至少应该保持起码的真诚。一味地回避现实中的种种，终不免沦为虚伪与投机。 我始终认为，与给予虚幻的希望相比，认清与直面现实是第一位的。就像在对女儿的教育上，我选择让她看到世界的真实面目，不会刻意掩饰其中的丑陋与残酷，给她一个修饰过后的美丽新世界。作为初一的学生，我推荐她看《那不勒斯四部曲》，让她自己去思考女性命运与两性平等的话题。前不久她主动提出要看《辛德勒的名单》，我也表示同意，陪她一起观看，并且在看完后与她探讨，为什么这样的影片会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所以，我的女儿虽然成绩平平，在他人看来可能毫不出彩，但在我眼里，她自有她的出色之处。她对优秀影视作品的鉴赏力与领悟力，远超同龄的孩子，对于一些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判断，也胜过许多脑袋空空的成年人。 直面现实，接受世界残酷的一面，是走向成熟必须要经历的过程，不然，心理上就永远只处于蒙昧的幼童时期。就像有句话说的，“凡是听不得残酷真相的人，一般都活在婴儿阶段。人的成熟，一半是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一半是对残酷真相的接纳。” 我始终不认为，将各种社会问题搁在那里，不让人说破，不让大家知晓，便是所谓的正能量。如果正能量要依靠掩饰而获得，连直面的勇气都没有，这样的正能量，未免透着一股掩耳盗铃式的虚弱。 只是，在直面现实的同时，如何让自己不至于变得愤世嫉俗或是随波逐流，是颇费思量的事。在外部环境变动的同时，对个人来说，势必面临如何调整与适应的命题。完全坚守原先的自我，会因为与外部环境格格不入而遭受痛苦；反过来，选择成为变色龙，也终究会由于迷失自我而陷于空虚。在两端之间怎样平衡，如何在适应外部环境变动的同时保持独立的自我，可能是很多人正面临的困扰。我也是如此。 年岁渐长，终究发现，对任何个人来说，时运都是第一位的。再生猛的人，也强不过时运，中国人喜欢讲天命，或许与此有关。但是，特定的时运之下，作为个人仍会有一些选择的空间。 所谓的适应，肯定不是通过一味地扭曲与改变自身而顺从于外部环境。单方面的顺从，只会造就苟且的自我。就像法律一样，作为个人，我们不仅必须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动，而且需要具备自我演进的能力，通过以我为主的选择不断地实现自我更新。这正是卢曼系统论所给予的启发。 相应地，在对外部环境的变动保持敏感并调整认知的同时，需要努力培养内在的生命力，以形成更为强大的自我。一个强健的、具有内在生命力的自我，会更有能力化约外部环境带来的冲击，同时拒绝犬儒与投机。 所以，在得知近几年国内位列TOP2的两所大学，70%以上的毕业生都选择公务员与教师等体制内职位时，我在表示理解的同时，也感到有些惋惜。表示理解是因为，我知道身边的这些年轻人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普遍都高度地焦虑；感到惋惜则是源于，选择体制内的职位意味着选择了安稳，而安稳的职位通常天花板很低，风险变小的同时自然收益也少。 我特别期望，无论身处哪个年龄层，都不要因为疫情的久拖不决与经济的低迷下滑，就放弃自己的梦想，降低自我的期待。我们需要做出调整，也需要适应外部环境，但不是通过放弃梦想与降低期待来实现。不应该让疫情偷走自己的梦想。 就像我的一个学生对我说的，在遇到眼高手低的批评时，为什么要让高处的眼睛去就低处的双手，而不是反过来努力抬高双手的位置呢？因此，在遇到眼高手低的批评时，或许值得庆幸的是，自己至少还有“眼高”的优势，比眼低手低总是要更胜一筹。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所能做的，就是努力让自己的内心安静下来，以一种“面壁十年图破壁”的耐心，在韬光养晦的同时积蓄实力。我对自己的期望也是如此。 回看过往的研究，我关注的命题一直是，如何使包括刑法在内的法律系统适应社会外部环境的变化。反思这种研究立场，不足之处在于只关注“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其实真正需要关注的应当是“良善的社会秩序如何可能”。基于此，实有必要对原先的研究立场做出调整。 法律不只是一个功能系统，需要不断适应外部的社会环境；同时它也是一个意义系统，承载着时代的价值观与道德底线。因此，在做法学研究时，不仅需要有社会理论的视野，政治哲学的视角也不可或缺，因为后者关注的恰恰是“良善”的维度。当法律人不断地宣称民众应当信仰法律时，其间的法律显然不应当是法家主义意义上的法律。 在为人处世上，也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遇到不怀好意的攻讦，以往的我，下意识的选择会是忍让退却与保持距离。可能多少是受了“恶人自我恶人磨”的处世哲学的影响。反思这样的做法会发现，很多人都是像我这么想的，总希望有别的恶人去施行惩治。也正是这样的处世哲学，导致在中国社会吃亏的经常是君子与老实人，而小人与恶人们往往占尽便宜。 可以说，正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选择忍让退却，才让恶人能肆无忌惮地继续为恶。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周遭环境的日渐恶化，选择忍让退却的我们，其实都负有消极不作为的责任。这并非君子之风，而是犬儒懦弱的表现。以德报怨，那何以报德呢？在不拉低自己的前提下，是应该考虑坚决反击的。 在微博上读到一句话：“你真正吸引的人，永远欣赏的是你骄傲的样子，而不是你故作谦卑和故作讨喜的样子。”谨将这话送给此刻可能迷茫彷徨的你，也送给我自己。 “如果你选择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去为那些没有发言权的人发声；如果你选择不仅与强者为伍，还会同情帮扶弱者；如果你时刻设身处地为那些没有像你这般地位的人着想，那么你的存在，将不仅是你家人的骄傲，更是无数因为你的帮助而改变命运的成千上万人的骄傲。”这是J.K.罗琳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致辞中的一段话，我特别喜欢。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正能量。愿你我都能拥有这样的正能量。 2022年1月29日 完稿于清华园
前著名体育记者、球评人李承鹏近日在社交媒体就中国男足输球进行点评。近年来，李承鹏因大胆敢言，几乎发声渠道全被封死，微博及微信公众号都被封号。以下内容是李承鹏在个人微信账号发出的近段时间朋友圈发言总结。 1，中国足球从来都不是体质问题，而是体制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心智问题，不是缺乏为国争光的拼搏精神，而是不尊重自工业革命文艺复兴以降的现代体育精神。 对，这两种精神完全是不同的。你别说我拽大词，因为就是缺这些核心价值观的东西。 2，换谁当主教练也没用，比如芯片，你换谁当中科院院长也没用，比如说牛逼抗癌药，你换谁当药监局局长也没用。你都没有一个自由环境，没建立以个人奋斗为中心但佣有广泛参与的社会基础，足球永远没戏，蹴鞠肯定行，我们不缺高俅和公务员。梅西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海量对足球抱以狂热的孩子堆出来的，需要自由的精神、玩耍的心态，而不是你建二万个党支部去领导足球。 3，你也别说我们玩乒乓球的人很多，这项目，老外不怎么玩，你看过几个老外打乒乓球？估计只是在《阿甘正传》里惊鸿一瞥，他正在治疗心理疾病。世界范围内乒乓球的竞技含量低，康乐意义大。咱可以为国乒骄傲，但别太自嗨。 4，别人家孩子在踢足球的时候，我们家孩子正在做数学题，在背公式，在反复估量哪部分是送分题。家长亲目下场，一代人轮回上一代人的悲惨生活。我们管这叫：起跑线。 5，另外，足球是一个需要大空间的游戏，我们的空间已经被房地产占据，而前些年房地产火爆的原因是政府需要卖地赚钱……得，说到这儿我们怎么聊下去。 6，总有很多朋友希望我重新评球，别碰社会，别写杂文，别关心那些不公，挣点钱不好吗。这其实是个好建议，在漫山遍野的伞兵爬满互联网的时代，挣钱这行为，充满了理性的光芒。可是我研究了半天，发现加缪作为一个专业足球运动员后来去写作了，专业足球运动员的保罗二世也传教去了，顺手支持了一把热爱自由的波兰人民，东欧就xx了，才发现一个真谛：足球这项目说到底就是社会运动。无数南美拉丁系大牌作家们，写作之余顺手就写了多少篇牛逼球评，跟胡适逛八大胡同似的……你能见到朝鲜在主体思想鼓舞下勇夺世界杯冠军吗。 7，当年我批评国足，足协主席和某上书房行走怒斥我这样球评人搞乱了国足，那时没给国外递刀子的说法，但汉奸封号不断扣在我头上。我批评你时，你好歹能混进世界杯，老子懒得骂你了，你连越南都输。 8，今晚中越足球之战是不是未来中越制造业之战的预告片。 9，中国足球之蠢超越正常人想象。可要是行行都有世界杯，谁更蠢更坏还真说不清，中国芯片，中国医疗，中国社保，中国教育，中国旅游，中国高速，中国春晚，中国税务，中国物业……你细想。 10，咱总不能比烂吧。 11，祝大家好运，当此盛世。 李承鹏（我叫李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