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言
我於1989年的最後一天抵達悉尼。
一晃三十多年過去了，我腦海裡對上海的印象越來越模糊。常有澳洲朋友去上海度假，每當他們與我討論上海之旅的感受時，我幾乎都會懷疑地問：“你說的是大上海嗎？”
我曾家住復興公園正對面的儀表局公寓，工作是在美琪大戲院正對面的一家研究所，每天上下班都是騎著自行車橫跨上海市中心最有名的兩條大馬路：南京路和淮海路。或許是變化太大了，如今我也記不清它們曾經的模樣。
而真正留在我記憶中的上海，始終徘徊在我的小學時代。
那時我居住在楊浦區黃興路邊上的控江新村，算是比較典型的上海下只角。跨過黃興路橋，就是郊區了。至今記得黃興路橋邊有一座堅固的橋頭堡，據說是日本人侵占上海時建造的。
隔著黃興路，一邊是擁有數千人的上海光學儀器廠（上光廠），另一邊是三幢四層新樓房，所有住家都是該廠的員工。
說來也巧，總共不到120戶人家，與我同齡的孩子卻有幾十人。當我挎著書包開始入讀《新賓小學》一年級時，全班四十多個學生，至少一半是上光廠職工的子女。
我的班級叫“一三班”（一年級第三班），隨著每年的升級，班級名稱一直保持著“第三班”。那時正值文革，小學還在正常上課，中學卻停課鬧革命。為了等待中學復課，我們不得不在小學待了七年，班級名稱也最終停留在“七三班”。
記得當我在媽媽陪同下第一次走進校門時，迎接我們的是班主任周老師。周老師剛剛畢業於上海師範專科學校，年輕端莊，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在那個很少有人戴眼鏡的年代裡，周老師看上去就像一名斯文的老師。“一三班”成為她入職後的第一批學生，她也陪伴了我們整整七年，直到我們升入中學。
可想而知，當我們六歲時進入學校，周老師當了我們七年的班主任。她既是老師，又像保姆，更像家長，與全班學生建立起了非常深厚的師生感情。
七年裡，我們見證了周老師的戀愛、結婚、懷孕、生女兒。她那可愛的小丫頭，也成為了全班的共同妹妹。
記得七年級的最後一天，周老師站在講台上，一個一個地點名，逐個做了七年的總結，並根據每個學生的特點，提出各不相同的建議與祝福。她多次哽咽，流著眼淚，說不出話來，下面的學生更是哭成一片。
對周老師來說，一路看著我們長大，就像看著自己的孩子一樣。她對每個學生都瞭如指掌，這種了解甚至可能勝過我們的父母。那種感情，外人很難體會。
由於班內一半以上學生的父母都在上光廠工作，一點風吹草動就會傳到廠子裡，無形中也給家長們形成了一種壓力，因此大家都會自覺管束孩子。
我媽常說：“你們只要在學校裡惹事，馬上就會成為車間裡的議論話題，很丟臉的。”
也許是這個原因，儘管外面的文革運動一片混亂，我們的“第三班”卻一直保持著優秀的“三好”班，很是風光，多次獲得區政府嘉獎。上級單位也常常安排各學校老師來旁聽周老師上課，學習她的教學方式。
如今，只要回憶當年的小學生活，學校裡的點點滴滴都會毫無遺漏地像影片一樣出現在腦海裡。每個同學的名字都牢記在心，他們少年時代的模樣總是歷歷在目，尤其是那些女同學。用我媽當年的話來說：“你班裡的女孩子個個長得標緻。”
我有兩位最要好的同班同學，一個叫曉曉，一個叫小姚。曉曉的爸爸是廠長，與我爸一同管理上光廠；而小姚的爸爸則是廠裡出了名的造反派骨幹。在我眼裡，曉曉與小姚做功課的能力很一般，卻非常有才氣，都會寫詩。
有一次，小姚來我家玩，等他離開之後，媽媽很生氣地對我說：“少和他來往，每次批鬥你爸和廠長時，他爸爸是最起勁的那一個。”
記得周老師常對我們說：“別管外面發生什麼事，同學之間要做好朋友。”
那個時候，我們都不會把爸媽的話太當回事，只在乎周老師說了什麼。以至於媽媽想要教育我時，都會說：“明天我去學校和周老師聊聊。”
我小學時屬於那種智商比較低的一類，讀書讀不好，打架沒本事，動手能力卻很強，壞事總能攤一大堆。當時小學邊上有農田，我有事沒事就跟著別人去破壞蔬菜，結果被農民追打驅趕。周老師看我太閒，就讓我當個勞動課代表，負責清理教室。
最讓我難忘的是，班裡有三個周老師特別喜歡的漂亮女孩，屬於“又紅又專”一類。其中一個姓周的女同學非常能說，她們看我比較“落後”，常常下課後把我堵住，不讓我回家，圍著我車輪式地教育我，逼著我背誦“最高指示”。
以致我的內心產生了一種揮之不去的陰影。在後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只要看到口齒伶俐的漂亮女孩，我腦子裡就會出現周同學的身影，總是選擇遠遠地躲開。
那時候，我也會用自己的方式去報復，最倒霉的就是我的同桌。
我的同桌是個非常文靜的漂亮女孩小騰，她爸爸是我爸爸的好朋友，但我們卻從來不說話。我無聊時就會變著法子去欺負她，不是藏了她的橡皮，就是弄斷她的鉛筆。為了阻止她做功課時“侵犯”到我的桌面，我還在桌子中間劃上了“三八”線。她寫字時，我會有意無意地推她，讓她寫不成。小騰多次被我弄得趴在桌上哭。
幸運的是，每次周老師過來詢問，小騰從不告狀。
我印象最深刻的老師，要數教我們畫畫的賴老師。她年紀比較大，說話有濃重的蘇北口音，她只要一開口，我們底下就忍不住笑。
有一天，她突然被打倒了。
學校在操場上召開全體師生大會，幾個進駐學校的工宣隊成員手持鐵棍，將賴老師押上舞台，說她是潛伏在上海的台灣特務，必須停課接受勞動改造。
之後，我常看見她弓著身體在洗廁所。一些學生看到她就會喊口號、謾罵，甚至將垃圾丟到她身上。
為此，周老師曾在上課時花了很長時間教育我們。她非常嚴肅地說，賴老師的歷史問題還在調查，大家絕對不可以欺負她，更不能動手動腳。
我們當時都覺得，周老師是在保護她。
也正因為如此，我對周老師更加敬重。因為我爸當時也在被批鬥，任何保護我爸、避免他被打的同事，我媽都會非常感激。
小學畢業後，同學之間一下子再無聯繫。直到四十年後，一位具有強大號召力的女同學忽發奇想，建立了一個“七三班”微信群，併到處尋找當年的同班同學。在她的努力下，除了幾位英年早逝的同學之外，近四十位同學全部入群。
當年的天真少年，經歷了漫長的人生奮鬥後，絕大多數已經進入退休狀態。
2018年，“七三班”的老同學舉行了一次別開生面的聚會，還專門請來了年逾八十的周老師。大家彼此感嘆歲月如梭。儘管相隔了四十多年，周老師卻依然記得每一個學生的名字，令同學們感慨不已。幾位身在海外的同學紛紛以熱情洋溢的文字，向久別的老同學及周老師致以問候，我則送上一首詩，請一位同學代讀。
那次聚會，也開啟了同學們之間久違的往來。
幾年前，幾位小學同學結伴來悉尼旅遊，可謂不是冤家不聚首，其中就有周同學與小騰同學。
記得我與她們在唐人街小聚，周同學見面第一句話就是：“對不起哦，當年把你整得很慘，嘻嘻嘻。”
我笑著答道：“幾十年不見，你還是那麼漂亮，還是那麼能說，哈哈哈。”
小騰依然像當年那般文靜。我舉杯對她說：“希望你早已忘記了我小時候欺負你的那些事。”
她斜我一眼說道：“怎麼可能忘？你還打小報告，害得我被周老師沒收了紅領巾。”
我們相視而笑。
分手時，我們互相祝福，依依惜別。對於我來說，她們就是記憶中的大上海。
當時參加小聚的還有我們的老班長劉同學。聚會結束後，我開車送他回民宿。一路上，我們一起追憶一些小學時的童年往事。說到興頭上時，劉同學以試探的口吻說道：“當年的壞事，我們倆也沒少做。”
說罷，他朝我擺了一個非常詭異的眼神。
我只當沒聽懂。
在那個政治激進、思想保守的特殊年代裡，每個人或多或少都藏著一些不為人知的秘密。今天看來，那些事情很幼稚、很荒唐，也很可笑，可它只屬於我們的少年夢。
我笑著說道：“就讓秘密深深地埋在歷史的塵埃裡吧。”
老班長見我不想談，便哈哈大笑起來。
如今的上海，雖然城市越來越繁華，卻與我記憶中的上海越來越遙遠，只有那些曾經一同生活、工作在那裡的熟悉身影，都在慢慢老去。
對我來說，少年的溫馨，少年的情感，少年的悲喜，少年的秘密，那才是我心中永遠不變的大上海。
2026-08-16 寫於悉尼
